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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学是阐释、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学术的一门学科，综合性很强，包括“四部”原典与出土文献、传统小学、文化史、学术史和治学方法五大内容，是一个随时代进程不断发展的开放型学科体系。今天弘扬国学、重建国学学科具有现代性和世界性意义。本文旨在疏理国学的学科名称，界定其学科形态，阐述其重建的价值。 关键词：国学 学科形态 学科建设 国学，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学术进行研究与阐释的一门学问，是“中国学术”或“中国学问”的省称，外国人称之为“中国学”、“支那学”或“汉学”，英文作Sinology。 武汉大学办国学试验班已6年，文学院新设“国学与汉学”硕士点今年正式招生（参见www.wdgjs.org）。“国学”学科设置的理据和意义、学科名称内涵的界定、学科形态和范畴的形成、学科建设与现代社会的关系等，需要作深入的讨论。今所谓“汉学”是“国学”在域外的变体，“国学”界定清楚了，“汉学”的界定也就有了依据。 一、“国学”的学科名称及其定义的疏理 国学，是指中国固有的全部学术，是成系统的、专门性的中国传统学问，是约定俗成的中国固有文化学术的总称。就意识形态范畴而言，国学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长期积淀，是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发展史中历代智者创造、传承下来的有关人生存价值和生命意义的智慧结晶，是中华民族独有的系统而完整的知识、文化和学术体系，她涉及中华民族的心理特质、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行为规范、伦理道德和风俗习惯等。 “国学”曾是清末民初的特定时代性学科名称，指未曾染指西方学术之前的中国学术。汪震认为：国学是“在中国已经走上世界舞台之前，自己研究发明出来的学问。所以，国学的范围就包含已往的一切的学问。”[①] 张岱年也说：“国学的名称起于近代，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为区别于西学，于是称中国本有的学术为国学。”[②]“国学”二字虽见于《周礼·春官·乐师》“乐师掌国学之政”，但那只指周代的“贵族子弟学校”，孙诒让《周礼正义》注云：“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作为正式学科名称之“国学”，始用于清末章太炎、刘师培等人，曹朴云：“有人说，章炳麟（太炎）在日本组织‘国学讲习会’，刘师培（申叔）氏也有‘国学保存会’的发起，大概他们就是国学两个字的最初使用者。……国学这个名词，是因为欧美学术输入才发生的。它的范围，是把西学输入以前中国原有的全部学术包括进去的”，国学也称国故，“国故，就是本国文献的意思。不论精粹不精粹，过去的文献总是可宝贵的史料，都可包括在国故范围里面去。”[③] 1902年秋，梁启超写信给黄遵宪提议为“保国粹为主义”而创办《国学报》，初提“国学”之名，后撰《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又几次提及“国学”。 太炎及其弟子在民族危亡、西学东渐、文化传统近于断裂的危机关头，坚守国学阵地，“继绝学，存国故，植邦本，固种姓”，[④]自觉担当起弘扬国学的历史使命。故国学在现代中国形成独立的学术概念和完整的学科形态，是与太炎毕生不懈的努力和丰厚的学术贡献紧密相连的。他自幼潜心于传统学术，从民族文化中获得巨大的思想动力。传统学术注入他脑海的，是独立的民族主体意识和昂扬的进取精神，他力图从古代正统文化中发掘并吸收丰富的营养，从而推进和发展民族的主体精神。如此，“国学”才在他的努力下成为真正的学术概念和独立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成为能用来理性地系统地认识世界、把握世界的学科形态。 在太炎等人创导和影响下，国学教育与研究在20世纪10－40年代十分活跃。1919年，刘师培、黄侃、梁漱溟等成立“国故月刊社”并创办《国故》月刊，旨在“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1922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设立国学门，章门弟子沈兼士任主任，胡适主编《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谓其宗旨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1925年，清华大学办国学研究院，印《国学论丛》，聘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为“四大名导师”。这前后，各种以“国学”为名的学校、机构、刊物、教材不断涌现，如《国学丛刊》、《国学丛编》、《国学汇编》、《国学论衡》、《国学月刊》、《国学》等刊物相继刊行，商务印书馆出版“国学丛书”等。山东、广东、四川、辽宁、江苏、福建等省，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中央大学、东南大学、厦门大学、西北大学、东北大学等高校相继创办国学学堂、国学系或国学研究院（所），国学教育与研究运动方兴未艾。而1920冬创办的“无锡国学专修馆”名重一时，办杂志，出丛书，广聘名师招生讲学，培养了唐兰、吴其昌、蒋天枢、周振甫等一大批国学专门人才。 “国学”学科形成初期，名称不确定，或称“国粹、国故、国故学”等。“国粹”之名较早，《国粹学报》1905年创刊，共出27期。太炎《论语言文字学》、《新方言》、《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及后收入《国故论衡》中的重要国学研究论著，都相继刊于前五年的《国粹学报》，可见其推重程度。“国粹”应指国学精粹。许地山谓：国粹“是在戊戌政变后，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底呼声嚷到声嘶力竭底时候所呼出来底一个怪口号。又因为《国粹学报》的刊行，这名词便广泛地流行起来。编《辞源》底先生们在‘国粹’条下写作‘一国物质上，精神上，所有之特质。此由国民之特性及土地之情形、历史等，所养成者’。这解释未免太笼统，太不明了。国民底特性，地理的情形，历史的过程，乃至所谓物质上与精神的特质，也许是产生国粹的条件，未必就是国粹。陆衣言先生在《中华国语大辞典》里解释说‘本国特有的优越的民族精神与文化’就是国粹。这个比较好一点，不过还是不大明白。”他定义说：“一个民族在物质上，精神上与思想上对于人类，最少是本民族，有过重要的贡献，而这种贡献是继续有功用，继续在发展底，才可以被称为国粹。”[⑤] 而20世纪初“国粹”多通指中国学问，与“国故”用指国学一样，都有以偏概全之嫌。一般说来，“国粹”主要指中国古代正统高雅的文化和学术，本身含有固定的价值判断和性质认定，难用来通指中性的被研究对象。“国故”本指“中国故有之学术”而非“国家”之学问，即中国（中华）传统固有的学术，故研究中国传统学术总被名为“整理国故”。《国故》杂志于20世纪初年刊行，续刊较长，影响深远。胡适说：“‘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的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它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国故’包含‘国粹’，但它又包含‘国渣’。我们若不理解‘国渣’，如何懂得‘国粹’？所以我们现在要扩充国学的领域，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过去文化，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认清了‘国故学’的使命是整理中国一切文化历史，便可以把一切狭陋的门户之见都扫空了。”[⑥] 比较而言，章太炎、胡适的“国学”都以整理、研究、传习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典籍为主要对象，不过太炎先生偏重于用传统的方法，而胡适则偏重于用西方现代的方法。所以20世纪上半叶的“国学”，既包含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典籍的文本材料及其发展历史，又包含不同的学科分类和研究方法，含义相当宽泛，包容性也相当大。 除了“国粹”、“国故（学）”之外，还有“中学”、“古学”、“旧学”、“汉学”等也曾用作国学的名称，但在学科形态的指称上都不如“国学”贴切，故后来通用“国学”之名，而不再用“国粹、国故”等来指称该学科。今天的“国学”学科正是承用前人之名而来的。 二、“国学”学科的形态和内涵的界定 国学是中国固有文化学术的总称。中国文化有五千多年的发展历史，其传统根基深厚，具有很强的继生性和生命力。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这样的传统文化是集体记忆中自然而然地代代相传而永志不忘的。就文化渊源而言，没有传统的延续就没有今天的中国,今人是在旧文化的基础上来建设新文化的。作为一个学科，治国学的主要目的是承接和光大传统文化；就学科形态而言，国学本身就是传统文化的全面显现。 国学是师古之学，但师古不能泥古，更不是简单的复古，“温故”是为了“知新”。承接传统文化，发展并开拓其新局面，是国学学科今天必须明确的前进方向。“国学”对言“西学”，是在现代学术语境下产生的学科、学术名称，其学科形态与“西学”对比而言。因此说，国学是一门继承传统，同时也借鉴西方学术的学理和方法，从而系统地学习、阐释、研究中国传统学术和历史文化的学科。国学的学科形态和内涵不呆滞，既有相对稳固性，又有一定的变动性，其学理是历时久远方才形成的，其研究方法丰富多样而又不断发展。国学的内容不是一经创造就凝固定型了的，其内涵经过数千年不断的发掘、阐释、充实和更新，不断焕发新的光芒和活力。除了传世文献的丰富材料及其研究方法外，不断涌现的出土文献、来自异域的文化因子、现代新技术新思路等逐渐融入学科体系之中，成为国学的新内容。因此国学学科形态并不是一个既定的已然封闭系统，而是一个不断汲纳新的优秀成果的开放系统。国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传统的，其学术史源头虽可追溯到西汉“经学”，但她作为系统而又独立的学科、学术则是新的。张世英论国学传统与现代性之关系云：传统是具有社会整合性质的言行，具有使同一传统的群体凝聚在一起的稳定作用。传统具有权威性和信仰的性质，还有耐久性、惰性、滞后性、凝聚性、偏执性等。传统逐步形成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步远离原本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传统取得了相对独立于原本所处的参照系的自主性，从而越出了原本所处的狭隘体系。其关键在于用新的参照系来对原本作新的解释，解释的过程便是传统不断更新、开放的过程。传统之所以能成为并继续成为传统，就因为它有从新的参照系中吸取营养，扩大自身，亦即对传统自身作新的解释的功能。国学作为一种传统研究，重要的方面应是参照现时代对传统作出新的解释。[⑦] 这样的国学才是具有现代性的开放的学科形态。国学主要基于传统的重训释、笺注和考证的“朴学”方法，但也要借鉴西学重分析和阐释的学术范式，还要运用现代化的先进技术和方法。内容与方法不断更新，是学科富于生命力的体现，国学也是如此。由于国学的精髓不断流注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实践与文化延展中，故国学是一个随时代进程而不断发展着的相对性范畴，而非一成不变的绝对性范畴。 近现代学者对国学学科形态和学术范畴有过各种界定，治国学的目的和角度不同、学术渊源与时代背景不同等等，都会导致对国学性质、内容、范畴、功用等有不同的认识和取舍。 梁启超在《治国学的两条大路》中认为：国学一是文献的学问；二是德性的学问。前者略相当于西方广义的史学，后者略相当于哲学。是从总体上把国学的学科内容分成文本材料和思想品质两大部分，所分较为宏观而粗略。 1906年，太炎在《民报》上刊登“国学振兴社广告”，公布国学讲习内容云：“本社为振起国学、发扬国光而设，间月发行讲义，全年六册，其内容共分六种：（一）诸子学；（二）文史学；（三）制度学；（四）内典学；（五）宋明理学；（六）中国历史。”其内容先是继承传统，涵盖了经史子集诸门的文献材料，也参照西学的形态，用学术史的体系来贯穿传统材料，使国学一开始就呈现出系统性的学科形态，简明而实用，具有开创性和示范作用。 1907年，刘师培等人的“国学保存会”在《国粹学报》三卷一期上刊“国粹学堂”课目表：“经学：源流及流派、汉儒经学、宋明经学、近儒经学、经学大义。文字学：源流及流派、字音学、偏旁学、训诂学、析字学、论理学（即逻辑学）。伦理学：古代伦理学、汉唐伦理学、宋明伦理学、近儒伦理学、伦理研究法、教育学。心性学：古代心性学、中古心性学、近代心性学。哲学：古代哲学、佛学哲学、宋明哲学、近儒哲学。宗教学：宗教派别。政法学：历代政法史。实业学：历代实业史、计学。社会学：古代社会状况、近代社会状况、社会研究法。史学：年代大事表、历代兴亡史、外患史、外交史、内乱史、史学研究。典制学：历代行政机构、官制、法制、典制、兵制、田制。考古学：钟鼎学、石刻字、金石学史、美术史。地舆学：中国自然地理与人为地理、直隶鲁晋豫陕、江苏两湖江西四川、闽浙两广云贵、东三省新疆外藩、研究法。历数学：历代算学之派别、九章算学、元之一法、四元各法、中西算法异同、历学、算学大义。博物学：中国理科学史、中国植物、植物动物、矿物古生物、理科大义。文章学：文学交流考、文章派别考、文章各体、著书法、作文。音乐学：单音唱歌用古诗歌、单音复音、复音读古乐府、古词与古乐器、戏曲学、律吕学、诗歌练习。国画学：国画史、毛笔笔画实习、历代画字派别、铅笔实习、用器、绘影。书法学：书法派别、古碑帖字实习。武事学：古柔术、古兵法、外国操。译学：东文、拉丁文、希腊文、梵文。”此课目表立足中国传统文化学术，吸收西学体系及研究方法。以西学体系为框架，分经学、文字学、伦理学等21门，即以学科门类为经；再在每门下按学术史、流派、时代、地域、学术分支等来分小类，即以学术分支为纬。这样经纬齐全的国学学科形态虽略显琐碎，但系统、全面、纲目整齐、范畴清晰。“国粹学堂”后未办成，其课目未得到实际开课的检验。但该课目表对近现代中国大学的学科形态影响巨大，很多学科由此而来，至今可资参考。 太炎《国学概论》（1922）分三大部分：国学之本体——经史、经典诸子、历史。治国学之方法——辨真伪、通小学、明地理、知人情变迁、辨文学应用。国学之派别——经学之派别、哲学之派别、文学之派别。曹聚仁因之撰《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界定国学的性质、价值和形态：“国学者，中华民族以文字所表达之结晶思想，用合理的组织的系统的方式载其生灭，分析其性质，罗列其表现形式，考察其因果关系者也。简言之，国学者，以我国固有学术为研究之对象，而以科学方法处理之，使成为一种科学者也。”[⑧] 至此，国学学科形态的基本框架大致形成，此后讲授国学、编讲义者多是在“本体、方法、派别”和“以学科门类为经、以学术分支为纬”框架体系内来调整和变通，虽各有侧重，然万变不离其宗。如： 徐英《国学大纲》（上海华通书局1933）自序云：“为诸生讲国学，辄述其源流，演其派别，论其得失，详其变迁。”王易《国学概论》（神州国光社1932）导言谓：“籀其内容，计区四部”：经学、小学、哲学、史学。陈立夫1980年为杜松柏《国学治学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作序云：“中华文化之内涵，则包罗于国学，所谓四部之书，其所讲求者固可以义理、词章、考据、经济分，综其内容，则不外道与术、文与艺，而近世之科技，亦系其中之一，诚可谓之海纳渊藏矣。”刘兆祐、江弘毅《国学导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引1929－1936年国立北平图书馆所出4编《国学论文索引》收录的清光绪年间至1935年国学方面的论文，分类如下：总论、群经、语言文字、考古学、史学、地学、诸子学、文学、科学、政治法律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宗教学、音乐、艺术、图书目录学，并强调“这17种学科，大致能反映国学的内涵”。朱维焕《国学入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首页：“所谓‘学术’，乃相应环绕于人生之诸问题，以探讨其原理原则，并寻求解决之方术。就此探讨而得之原理原则，以及解决之方术，所成就之理论系统，称为‘学术’。此一属于中国特有之学术系统，简称‘国学’。”他按传统的“四部：经史子集”和“三（四）门：考据、词章、经世之学、义理”作一级分类，二级则仍参考西学学科形态来分文理诸科。 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国学研究》最近“约稿”有：文学、语言文字学、文献学、史学、哲学、思想史、科技史、艺术史、文化史、中外文化比较等众多学科27门，是参照西学现代学科形态分类的广义“国学”。卞孝萱和胡阿祥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国学课堂》计划收80余门，近已完成40门，[⑨] 所收极广，但分门过细，形态欠清晰。 此类论著还多，但不管是论述还是列目，是简约还是详细，是宏观还是微观，各家切入点主要有三：一是侧重材料，即太炎“国学之本体”，重文献或原典，承传统者多用“四部”法来分类，重西学体系者多按一定系统归“四部”典籍于各西式学科门类之下。二是侧重方法，即太炎“治国学之方法”，主要是传统考据的方法，以通小学为基础，通习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辑佚、辨伪、金石以及后出的甲骨、简帛之学等。传统小学或归在“经部”中，或作为治学方法独立出来，如太炎《国故论衡》“小学、文学、诸子学”三分，以小学十篇列于首。三是侧重学术史，即太炎“国学的派别”，正所谓知古今学术流变之大势。中国学术的学科流派研究表现为对学术传统的传承和学术师承的研究，而西学则表现为学科的严密分类和各门学科发展史的研究。近代中国学术史有纵向、横向两种分类。纵向的，是各时代主流学术派别的发展史，如江林昌分中国学术史为8个时期：1、五帝时代的神巫之学；2、夏、商、西周的史官之学；3、春秋战国的百家之学；4、西汉、东汉的儒学；5、魏、晋时期的玄学；6、南北朝隋唐的佛学；7、宋明时期的理学；8、清代的汉学。[⑩] 横向的，则如文、史、哲平行的分类，太炎分为“经学之派别、哲学之派别、文学之派别”。 操作中的“材料、方法、学术史”时有交叉，“小学”主要是方法，但小学典籍又是经部中的材料。传统学术的“义理、考据、辞章”实属不同范畴的交叉：“义理”重思想道德，偏学术史；“考据”重考证阐释，偏方法；辞章是文本内容，偏材料。传统学术注重综合性的融会贯通，故义理、考据、辞章合于一，治国学者必须综合应用，与西学详细分类的形态难平行对应。张岱年论传统学术三类：“义理之学即哲学，考据之学即史学，词章之学即文学。这是举其大略。详言之，词章之学包括文艺学、文字学、修辞学等。义理、考据、词章之外，尚有经世之学，即政治经济学说，以及军事学、农学、治水之学等等。”[11] 分辨虽很用心，但“学”（即学科形态）的界域仍难全面而清晰。“国学”学科形态既难与文史哲平列，也非文史哲的简单相加，它是“义理、考据、辞章”的综合，是“材料、方法、学术史”的贯通和统一。国学学科范畴容量很大：以文献分，可按“四库”分经史子集，以经史为重，突出经部原典；以学科分，当以儒家哲学为主导，分文、史、哲、语言文字、经济、科技等；以方法分，当以传统考据为本，分考据、辨伪、辑佚、校勘等；以学术史分，当以各时段成就突出的学术为主线，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汉学，以及同期的文学内容及其发展，并及同期史学的发展等。国学学科范畴的容量、弹性很大，故或分几门，或分数十百门，多套用西学分类，难作同一层面的平行分类，故类多交叉而界域不清。 这正好证明国学具有很强的综合性特点，它是一个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而非众多学科的集合。国学有自己的学科形态定位，不能够也不必要用西学尺度来衡量或改造她。国学应在注重文史哲学术分析的基础上打通学科界限，达到互动、互证、互补的融通。20世纪中叶以来，大学文科参照西学设置，拆分综合性的国学学科体系为平列的文、史、哲等，越分越细，不断分出更多完全隔离的分支学科，使培养出的人才的知识结构越来越狭窄，综合能力越来越差。而今返回国学综合性形态的必要性日显，重建国学学科的意义也就不言自明。 三、重建“国学”学科的现代意义和价值 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赵敦华教授，列牛津大学仅与哲学有关的综合课程班就有七种：PPE、PPP、PP、MP、PT、Classics、PML（哲学与政治、经济、心理、生理、物理、数学、语言、古史、考古学等的各种学科交叉综合班），他评述：“深感在办综合试验班这一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面前，我们又落后了。……试想，在未来国际舞台上，我们在政治经济界面临的是经过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全面训练的人才，我们的年轻一代能够赢得竞争吗？”所以“我们未来课程体系的改革方法，是努力创造多种多样的综合课程班。”[12] 这是重建综合性强的国学学科的时代要求。 一般说来，西学注重严密的学科分野，而中国学术更重视融会贯通的综合。就教学体系而言，无论是过去的私塾、太学还是书院，都是真正意义上的“综合课程班”，其教学与研究方式总是注重各类文献文本的解读，在严密的分析考辨基础上强调总体观照和融会贯通，“义理、考据、辞章”是互连互动的，内容、形式和方法是统一体，而不是西方学术概念中那种畛域分明的平行学科范畴。这是重建综合性强的国学学科的传统理据。 20世纪初的“国学”并不照搬传统学术，在阐释和研究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参照西方学术的分类系统，西方文、史、哲分类系统曾对“国学”学科分类及其研究促进很大。当今中国学术用“文、史、哲”分类，然“文史哲不分家”观念仍很通行。但当今中国高校学科设置日见西化，“文、理、工、农、医”大类区分严格，且文科内“文、史、哲、法、商、政”畛域分明而不相通，“文”下更分“文学、语言”，再分“古代、现代、当代”等“二级、三级学科”，越分越细，越学越窄，以致非涉古专业学生不识繁体字，读不懂文言文。本科毕业生、研究生知识面过窄而能力过差，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拓宽知识面，提高综合能力，增强人文修养，已经成为当前大学教育的必须。这是重建综合性强的国学学科的现实需要。 赵敦华认为：国学是特殊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其特殊性“首先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担当意识，……要自觉地担当起保护、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使命”。“中国近300年来有过三次大的文化危机，每一次都伴随着国学的复兴”：第一次发生在明朝灭亡时，明朝亡于农民起义和满清入主中原。明末思想家认为满清是夷狄，农民起义是贼寇，两者破坏中国“道统”，有民族文化灭亡感，顾炎武区别“亡国、亡天下”，“亡天下”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灭亡，“保天下”就是要自觉承担起维护中华传统文化的责任，故学问要“经世致用”。第二次是太平天国引发的危机。洪秀全兴“拜上帝教”，烧四书、毁孔庙、废礼教，摧毁传统文化。曾国藩《讨粤匪檄》说：“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故他挺身挽救中国传统文化。第三次是“五四”前后基督教和“西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劲冲击，张之洞先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来调和，后来冲击力加大，民族文化危机感日强，“国学”就应运而生。“国学”不只是具备现代性的中国学术，而且具有很强的世界性意义，国学“中和敦厚”的精神，为西方重“竞争、斗争、战争”的近现代文化所不备，也是现代世界所急需，故“国学西被”也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13] 今天经济全球化带动文化全球化，中华传统文化面临第四次危机，复兴和弘扬国学又成为历史之必然。当今“国学热”与20世纪末“文化寻根热”相比，更有基础与深度，更理性化。这是重建综合性强的国学学科的理论依据。 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传统文化得其天时而出来争其话语权是必然的，“国学”复兴和“国学热”升温正适其时。中国人民大学2005年创办国学院，校长纪宝成呼吁并实施国学学科的重建，申言“身为中国高等学府的学者，没有任何理由不去推动国学发展”。他认为，国学是中华文明的主要载体，重建国学学科是恢复文化自信的需要，有利于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和学术创造力，是探索新型人才培养制度的尝试。重振国学对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1）对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巩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有重要意义；2）对传承中华文明，实现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意义巨大；3）对提升国人的道德水准，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意义重大；4）对增强我国文化竞争力，增强国际影响的意义重大。[14] 就精神价值而言，“国学”的内容是中华民族的集体文化记忆，凝聚着中华历史文化的精髓。历史证明民族的灭亡与其集体文化记忆的消亡关系紧密，一个民族要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占强势，必须具备本民族文化特色，必须正确认识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既要学习他民族的先进文化，又要发挥自己之长以增强民族自信和自尊。一个民族优秀的文化是永久的精神财富，其合理的精神内核超越时空而永存并不断焕发生机，是取之不尽的精神资源。“国学”包含十分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美德，值得永久继承和发扬。当代科技、经济飞速发展，国民价值、道德观发生巨变，需将传统文化、美德与现代文化、道德有机结合，转化为全民族的文化自觉，形成优良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促使人文精神的提升和道德教化的达成。“国学”中精神层面的文化底蕴和传统美德最为重要，要重视高尚人格和礼仪行为的教育与培养，使人懂得修身养性，明人伦、懂礼仪、端行止、重信义，普遍提高文明素质和道德水准。 就学术价值而言，复兴国学有利于激励爱国情操，提高民族凝聚力，沟通世界汉学研究，使中华学术光耀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在现代市场经济激烈竞争中，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与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摩擦不断增多，文化冲突也随之加剧，它促使国人的民族文化自觉意识不断觉醒，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也就持续增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跻身世界经济舞台并充当各种角色，他们需要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和文化归属，需要背靠本民族丰厚文化背景来吸收安身立命的精神食粮。凡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民族，其国民必然对本国的历史文化心存敬意与景仰，没有文化底蕴的国家根基不稳，无根的文化荒漠是建立不起根底深厚的现代化国家的。 西方学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冲击，有破坏作用也有激励作用，它促使我们反思并改正缺陷,吸收西学的优点来充实自己的学术。目前所谓“全球化”主要是经济的全球一体化，欧美发达国家是经济发展的前驱者，以各民族发展不平衡为前提来获取其民族利益，他们推行经济全球化是为了自己更快更多地获得资源和市场。随之而来的文化全球化，也主要是把发达国家的文化推向世界，使其他民族丧失其民族和国家意识，成为心理上不设防的贸易对象，这就使民族文化的存在具有必然性，即在全球化进程中，民族和民族文化的消亡还非常遥远。[15] “文化全球化”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文化同化，而应是多元建构，形成多民族各呈异彩的多元文化体系，才是文化全球化的必由之路，西化或同化则不是。中国的现代化必须重视自己的国情，即现状、历史、学术和文化传统等。现代社会仍存在文化霸权，中华传统文化必须与西方强势文化竞争，否则就可能被迫丢弃自身的文化传统而走全盘西化的道路，从而失去自身的优势。国学复兴似乎可看成传统人文学术对现代商业大潮冲击的对抗，是要在经济一体化的拜金浪潮中为传统道德品行争一席之地。振兴国学，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增强综合国力，应是为世界文化的现代化作贡献而非与之相背离。中华传统上修身养性、治国安民的经验和智慧，需重新正视并转化为有利于现代化进程的价值取向。国学复兴具有意识形态意义，要使中华传统文化鲜活地存在和发展，又要使它顺应全球化潮流面对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优秀的民族要知道自己的价值和别人的好处，既要与世界接轨又要保存自身文化的鲜明个性。我们要建设既能融入现代世界潮流又富于中国特色的新型国学，把国学放到全球大格局中加以弘扬, 把优秀的中华文化推介给全世界，使之为全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贡献。 目前，“国学热”在持续升温，各种类型的班在各地开办。复旦大学哲学系王德峰教授分析：有钱老板们学国学，是因为“他们自身要安身立命”；家长让小孩学国学，是因为他们自发地认为“要对孩子的精神家园负责”。人们对国学的热情“更多的是来自现实环境的遭遇、困惑而产生的文化自觉”，把国学当成“寻找真理的资源”，因为“在西学里，人们没有看到中国的明天。如果说国学真的已经热了，那么它标志着我们这个民族正在前进，因为毕竟这是100多年来，国人第一次自觉地走出对西方的盲从，学着从自己的智慧里寻找未来”。[16] “国学”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她不仅凝聚五千年的历史文化精华，也将承载十多亿中国人的未来生活。我们每个人每天都生活在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并显示着这个文化传统的特色。国学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体现着中国人的生命方式。她已渗透国民的灵魂并根深蒂固地活在国人心里，成为代代相传的智慧基因。国学有实用价值，但不能只用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她，她是积累数千年的内涵深厚的学问,是成体系有形态富于学理的学科，值得终身景仰、学习和研究。国学是中华民族的根，是经验与智慧的学问、修身养性的学问、安身立命的学问，是完善人格提升生命质量的学问，是安邦治国走向世界的学问。国学能丰富人的精神世界,提高人的品德修养；能很好地协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增强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能很好地规范国民的道德和行为，使社会稳定和谐地发展；能促使人掌握扎实而又系统的知识技能，并应用到造福人类的现代化事业之中,使中华民族得与世界各民族同步发展和繁荣，等等。这些就是国学丰富的人文精神价值，也就是重建国学学科的价值和意义。 华中师范大学邢福义教授论国学的精魂道：“学风、学理和学术成果，是国学精魂的三大组成部分。……这三者共同显示了中华学术的‘根’，体现着中华学术文化的‘源’，绵延着中华文化的‘流’。”[17] 很好地概括了重建国学学科的基础和理据。复旦大学哲学系林尚立教授说：“国学要复兴，就必须有魄力，就必须让全国人民竖起大拇指，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学必须成为一门大智、大美、大气的学问。”[18] 提出了高水平地建设好国学学科的殷切期望。国学是中国人自己的学问，必须大力弘扬。国学学科新的建设刚刚起步，有待努力探索。 [①] 汪震、汪正己：《国学大纲》第1页，北平人文书店1933年版。 [②] 张岱年：《国学入门》小丛书“总序”，中华书局2002年版。 [③] 曹朴：《国学常识·概说》第1页，上海文光书店1947年版。 [④] 黄侃：《黄侃日记》第1104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⑤] 许地山：《国粹与国学》150、152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⑥]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文存》第三卷第1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⑦] 参见张世英：《传统与现在》，《文史哲》1994年3期。 [⑧] 见马瀛：《国学概论》第4页所引，上海大华书局1934年版。 [⑨] 参见卞孝萱：《〈国学课堂〉序》，《江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第46页。 [⑩] 参见江林昌：《五千年中国学术史》，《光明日报》 [11] 张岱年：《国学入门》小丛书“总序”，中华书局2002年版。 [12] 赵敦华：《文科试验班、“国学班”和跨学科的综合课程班》，《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6年3期。 [13] 赵敦华：《试论国学的几个理论问题》，《新视野》2006年3期。 [14] 参见纪宝成：《和谐社会与国学的现实意义》，《社会科学报》 [15] 参考黄力之《世纪末的“国学热”之意识形态解读》中的分析，见《理论与创作》2001年第5期。 [16] 王德峰《是什么给了国学这样的温度》，《解放日报》 [17] 邢福义：《国学精魂与现代语学》，《光明日报》 [18] 见《福建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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