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建立后，完成了大半个中国的统一，是有其较为重要的历史贡献的，但一系列针对唐末以来藩镇割据的矫枉过正措施，也使得国势很快陷入“积贫积弱”的状况，军事上软弱无力，财政上入不敷出，小规模农民起义接连不断，王朝统治步履沉重。公元1067年，神宗即位，觉得“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决心革除积弊，振作国势。在神宗的支持下，熙宁年间，王安石领导了一场扭转“积贫积弱”，实现“富国强兵”的变法，史称“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以财政经济改革为中心，以下对其财经政策及其得失予以简评。

均输法

　　熙宁二年（1069年）七月，实施“均输法”，对原先“贡输法”进行改革。宋朝建立后，为保障京师开封的“上供”即朝廷与政府的需求，设“发运使”负责在东南六路采购各类物资并运输至京师，称为“贡输”。贡输法日久生弊，一是“内外不相知”，发运使既不掌握京师诸仓库的物资储存情况，也不清楚朝廷与政府的具体需求情况；二是“盈亏不以相补”，“丰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敢以取赢，年俭物贵难以供亿而不敢不足”，发运使的工作被动，在丰收物贱之年、便于运输之地不敢多采购，而在歉收物贵之年、运输困难之地又不能少采购，只是“按簿书，促期会”，按照既定的采购清单，如数采购和如期运输。

　　这种僵化的贡输法，常常造成贡输物资与实际需求之间的严重脱节，某些贡输物资远远超过实际需求，积压过剩，只得低价出售，致使“远方有倍蓰（数倍）之输，中都有半价之鬻”；而某些贡输物资却又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求，只好再通过市场进行购买，善于投机钻营的富商们就趁机抬高物价，结果“富商大贾因得乘公私之急，以擅轻重敛散之权”，政府反而丧失了对市场的有效调控。

　　为革除上述弊端，王安石开始推行“均输法”，扩大发运使的权限，并由善于理财的薛向担任此职，从国库中拨出500万贯钱和300万石米作为运作资本，通盘筹划，机动运用，“使周知六路财赋之有无而移用之”，“凡籴买、税敛、上供之物，皆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总管东南六路税收、采购运输并进行商业经营。

　　均输法把政府采购和政府商业经营结合在一起，“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于公上”，强化了政府对于商品流通和商品交易领域的调控，增加了财政收入，排挤限制了富商大贾的经营空间和对市场的操纵，对稳定经济秩序发挥一定作用。均输法的弊端是政府持巨资进入商业运营和市场交易，依托行政力量对商业和市场进行干预操控，处于强权强势地位，势必破坏价值规律和市场法则的自发调节作用，冲击正常的商品流通和商品交易秩序，势必削减商品经济发展的纯粹度和自由度，从而最终给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伤害。

青苗法

　　熙宁二年九月，实施“青苗法”。各地方政府以当地官仓储藏的钱粮作为底本，在每年的正月和五月，分两次借贷少量的钱或粮食给愿意请贷的农户。考虑到偿还能力，贷款额有所限制，一等户不超过15贯，二等户不超过10贯，三等户不超过6贯，四等户不超过3贯，五等户不超过1.5贯。还贷期限为半年，利息二分（20%），比民间高利贷利息低得多。正月的借贷，称“夏科”，五月的借贷，称“秋科”。借贷户分别在交纳每年六月的夏税或者十一月的秋税时，连本带息向政府还贷。如果遇到灾荒年景，则允许延长还贷时间至一年或一年半。

　　青苗法是针对农村问题而出台实施的，实际上是政府向农户发放小额低息贷款，其目的在于向农业输血，防止农民在青黄不接或新陈不接时遭受高利贷盘剥，“使农人有以赴时趋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于田作之时，不患缺食”，“常保其土田，不为大姓兼并”，保障国家赋役根源，也较好地调整了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

　　青苗法同时强调“不得亏损官本”，即不得造成坏账，有着明确的财政增收目的。实践证明，青苗法的财政增收效果明显，熙宁六年（1073年），利息收入达290多万贯。青苗法将小额低息贷款和官营高利贷经营结合起来，加强了政府对于农村经济的控制职能，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民间高利贷活动，遏制了农村贫富分化的进一步恶化，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财政效益。不过，也正是由于财政增收目的，使青苗法的推行很快失效，青苗法强调贷款自愿，半年利息为二分，但在很多州县，官员们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强制农民借贷并把利息提高到了五分(50%)甚至更高，使意在助民之低息扶助，反成了害民之敲骨吸髓。

农田水利法

　　熙宁二年（1069年）十一月，推行“农田水利法”，鼓励各地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工程等，以推进农业生产。如果工程较小，所需经费由当地居民按户等高低分摊。如果工程较大，民力不能筹资解决，可依照青苗钱法向地方政府借贷，还贷期限可延长至一年或一年半。如果是跨州跨县的大工程，则由若干州县共同承担。如果政府资金不足，则由州县官劝谕当地富户出资，按照当地高利贷利息计息，由官府置簿催还。各地专门设置了农田水利官，朝廷还派出专官视察督促，奖励提拔有功人员。由于政策措施得力，“四方争言水利，古陂废塘，悉务兴复”，在7年时间里兴修水利工程1万多处，一时称盛，是变法措施中最具成效者。

募役法

　　宋朝建国后，将农村人户分为“主户”和“客户”两大类，编制入户籍。客户指没有土地的佃户，不负担国家的赋税徭役。主户指占有土地的人户，按土地、财产的多寡又分为五个等级，一等户和二等户，称为“上户”，多是大官僚大地主；三等户和四等户，称为“中户”，多是中小地主；五等户，称为“下户”，多是乡村农民。当时的情况是“中等以上户不及五分之一，第四等、五等户常及十分之九”，占有一定土地的中小地主和农民是主户的主体。宋朝规定，主户要负担国家农业税，交纳夏税和秋税，还要轮充到政府部门无偿服“衙前”、“里正”、“户长”等名目繁多的差役。由于大地主大官僚们有免税免役特权，不少中小地主也想方设法逃避税役，列为五等户的农民成了国家赋税和差役的主要承担者。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积弊甚多，差役负担繁多，远远重于农业税，“二三年内，已总遍差，才得归农，即复应役”，许多农民疲于当差，苦不堪言，有的农民甚至“全家破坏，弃卖田业，父子离散”，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和农村稳定。

　　差役制为害甚巨，激化了阶级矛盾。王安石着手予以改革，熙宁四年（1071年）十月，停止差役制，开始推行“募役法”，由各地州县政府出钱雇人服差役。雇人服役所需费用，由所辖区域内的主户按照户等高下交纳，户等越高交钱越多，户等低则交钱少。原来有差役负担的主户所交纳的钱，称为“免役钱”，意即交钱以免役。原来享有免役权的大官僚大地主户及城市人户等，也要按户等高低交钱，称为“助役钱”，意即交钱赞助募役。

　　募役法以雇役代替差役，有否定超经济强制无偿劳役的意义，是其最为重要的历史进步。募役法的推行，使农民通过交钱免役而获得更多的劳动自由，得到一定程度的解脱，“民得一意田亩，实解前日困疲”，有利于农民生活改善和生产发展。募役法还使原先享有免役权的特权户等交出了“助役钱”，体现了国家赋役普遍负担的公平原则，特权户们越富，户等越高，交纳的数额越多，对他们是一种剥夺。募役法也有其弊端。家境贫寒的农户有不少难以交出现钱，只得变卖家产，对他们来说是沉重的负担，此其一。其二，募役钱的征收由各地方政府负责，给了腐败官员上下其手、中饱私囊的机会，加剧了吏治腐朽。

市易务和市易法

　　熙宁五年（1072年）三月，在京师开封府设置“市易务”，由三司判官吕嘉问主持，推行“市易法”。又先后在杭州、成都、大名府、广州等几十个重要城市和州军设立了市易务。随后几年内，京师市易务改为“都市易司”，成为朝廷最高机构，下辖诸路州府市易务，形成了完整的运营体系。

　　市易务设立时，“赐内藏库百万缗，京东路钱八十七万缗为本”。其运营业务主要有：一是“贸迁货物”,商人积压的货物可到市易务投卖，或折合官府的其他物品，从中牟利。二是“契书金银抵当”和“结保赊请”，商人可向市易务借贷官钱或赊请货物，从中获息牟利。三是“差官监卖”，直接开店经营。四是经营长途贩运贸易，曾经“湖南贩茶，陕西贩盐，两浙贩米”等。

　　市易法的推行，加强了政府对商业的控制，“货贿通流而国用饶”，国家财政收入显著提高。市易法取法于汉武帝推行的平准法，目的在于打击富商大贾对于城市市场的操纵控制，由政府掌握京师开封和若干大城市的经济控制权。当然，与均输法一样，市易法依凭政治权力介入商业运作也必然造成弊端，使得商业运营财政化，偏离正常发展轨道。均输法和市易法相互配合，强化了政府对于商品流通渠道和商品交易市场的管理调控，强化了政府的经济职能，国家财政汲取能力提高，价值规律和市场法则遭到行政冲击，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遭到强力扭曲。

方田均税法

　　熙宁五年（1072年）八月，开始推行“方田均税法”，包括“方田”和“均税”两个方面。方田是指丈量清查田产，均税是指要做到税收负担的均平合理。方田均税法规定每年九月，各县县令、县佐等负责进行土地丈量清查工作，以东西南北各千步作为一个丈量单位，称为“一方”。丈量完毕后，再根据土地的地形地貌和肥瘠程度划分为五个等级。接下来，将各户户主姓名、土地亩数、土地等级等，逐项登记入土地册。依照这个土地册，将各县赋税总额按照土地多少和等级分摊到户，尽力做到赋负的合理均平。农户垦辟的山林、陂塘等，不予清查和征税。以上资料，要在每年三月“揭以示民”，予以公布。

　　方田均税法的实行方式是“履亩而税”，是中国传统的制度措施，其意在于通过清丈土地，稽查隐田漏税行为，把税收建立在田产之上，田产多则多交赋税，田产少则少交赋税，田产肥沃则多交赋税，田产贫瘠则少交赋税，以使赋税负担与土地实际占有和肥瘠情况相符合，使税负趋于合理，是为“均税”。方田均税法虽然仅仅在京东、河北、陕西、河东诸路实行，但其积极作用还是较为明显的，扩大了政府所控制的税田，增加了赋税收入，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官僚地主有产无税、而农民产去税存的不合理现象。当然，方田均税法只是意在通过“履亩而税”而做到“均税”，并不去改变“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国策，没有触及到土地制度和土地所有权问题，因而其变法改革的深度是有限的，作用效果也是有限的。治标不治本，自然不可能取得根本成效。方田均税法本身也存在明显的制度缺陷，从九月的丈量清查到次年三月的“揭以示民”，需要的时间过长，成本也太高，在当时吏治因循推诿的不良局面下，实难取得重大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