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一浮（1883－1967）学术思想的定位及其特色，学界历来见仁见智，评说不一。主流的意见认为马一浮是“理学大师”或“理学家”，其中又分近程朱、近陆王、调和程朱陆王三种意见。自上世纪80年代现代新儒学思潮走向国际以来，论者大都承认马一浮为现代新儒家的第一代思想家，但在分析其派别归属时，则又有所谓新理学（程朱学）、新心学（陆王学）、新经学（直接孔孟）、文化哲学之分。近年来，随着儒学复兴、国学升温现象的出现，对马一浮学术思想的研究更为全面、深化，有称之为“新儒家思想家、哲学家”者，也有称之为“国学大师”、“诗坛名家”、“书界泰斗”者。当然，也有反对上述看法，不同意将马誉为“国学大师”、“新儒家”并严厉批评马一浮学术思想者。

　　判断马一浮学术思想的定位与特色，首先要看他最根本的主张即其学术宗旨是什么。在我看来，马一浮学术思想千言万语，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即“六艺该摄一切学术”一语。

　　综观马一浮一生的著作，约有300万字，其中最重要的是《泰和会语》、《宜山会语》、《复性书院讲录》和《尔雅台答问》四种，而以《泰和会语》居首。这部著作是为浙江大学开设“国学”讲座的讲义，在卷端引语之后，首揭“横渠四句教”，即宋代大儒张载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四句话，勉励学生立志济世。接着“楷定国学名义”，称“国学者六艺之学也”，而所谓“六艺”就是指儒家的《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经”。进而揭示其学术宗旨，提出“六艺该摄一切学术”的命题，申明“这是一个总纲”。而“六艺该摄一切学术”的内涵，一是指“六艺统诸子”，即诸子百家之学皆出于六艺而归本六艺，二是指“六艺统四部”，即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皆可由六艺总而摄之，三是指六艺可统摄西学，声称“六艺不惟统摄中土一切学术，亦可统摄现在西来一切学术”，其“自然科学可统于《易》，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可统于《春秋》”。显然，按照马一浮的思想逻辑，古今中外一切学术，皆可由“六艺”统而摄之，而这个统摄一切学术的“六艺”，也就是儒家的“六经”。所以，马一浮学术的首要特色，就是以“六经”为纲领的经学本色，如果说马氏之学是新儒学的话，那么就是以经学为主导的新儒学，或云新经学。

　　然而，马一浮讲经学，是接着宋明理学家的思路讲，而非效法汉儒讲六经。他一方面讲“六艺该摄一切学术”，另一方面又讲“六艺统摄于一心”。他说：“学者须知，六艺本是吾人性分内所具的事……性德本来具足，故六艺之道即是此性德中自然流出的，性外无道也。”又说，“圣人之教，使人自易其恶，自至其中，便是变化气质，复其本然之善。此本然之善名为天命之性，纯乎理者也。此理自然流出诸德，故亦名为天德。见诸行事，则为王道。六艺者，即此天德王道之所表显。故一切道术皆统摄于六艺，而六艺实统摄于一心，即是一心之全体大用也。”总之，在马一浮看来，学问的根本目的在于穷理尽性，变化气质，克除积习，从而恢复人们的本然善性，最终成就为一个品格完美的人。显然，马一浮所谓“六艺之道”即是内在于人心的道德自觉，就是宋明理学家所讲的“内圣外王、修己治人之道”。他的“性外无道”、“六艺统摄于一心”之说，体现了宋明理学家特别是心学家重视内在道德修养的学术特色。而性德具足、变化气质、天命之性、全体大用这类用语，也是宋明理学家的常用话语。可见马一浮的六艺学，又是打上了鲜明理学烙印的新经学。

　　马一浮学术思想的基本特色，是他虽通西学而拒斥之，精研佛学而融摄之，归本六艺而发明之。他自17岁至19岁间到上海游学,学习英文、日文,与友人马君武、谢无量创办《二十世纪翻译世界》杂志，译介西方名著，21岁以清政府驻美机构文秘身份到美国公干一年，读了斯宾塞尔、黑格尔、达尔文、赫胥黎、莎士比亚等众多名家著作，还翻译了《法国革命党史》、《露西亚之虚无主义史》、《日耳曼社会主义史》等著作，其《留美日记》中还记载了得到马克思《资本论》时的狂喜心情，云“大快！大快！胜服仙药十剂，余病若失矣”。次年归国途中，又滞留日本数月，既学了日文，也接触了许多新潮人物。故说马一浮粗通西学是毫无疑义的，称其“学贯中西”也未尝不可。问题是，马一浮的旨趣并不在于融会西学，尤其是中年以后，他对西学的宗旨与方法均取排斥态度。他坚决反对“用科学方法研究儒学”，比之为如鼹鼠之食郊牛，如猿狙之求水月，或者是“力假安排，不由自得”，与“中土圣人”之学有霄壤之别，究其原因，乃“误于多读今书、少读古书”之故。在马一浮看来，唯有“六艺之道”是至真、至善、至美之道，是真正的自由、平等之道，“西方哲人所说的真、美、善，皆包含于六艺之中，《诗》、《书》是至善，《礼》、《乐》是至美，《易》、《春秋》是至真”。他断言“世界人类一切文化最后之归宿必归于六艺，而有资格为此文化之领导者，则中国也”，因而批评说：“今人舍弃自己无上之家珍，而拾人之土苴绪余以为宝，自居于下劣，而奉西洋人为神圣，岂非至愚而可哀！”（《泰和会语·论西来学术亦统于六艺》）凡此种种，都显示出马一浮拒西学而扬国学的根本旨趣。尽管其“断言”缺少多元和谐的博大胸怀，但却如实反映了一位饱读经书的大儒的文化使命感。

　　关于马一浮学术思想中的儒佛关系，是马一浮研究中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或以为马一浮是“亦儒亦佛、儒佛并重”，或以为是出入佛老而归本儒学，是“会通儒佛，以儒融佛，以佛证儒，归本六艺”的现代新儒家。我是持后一种意见的，认为“亦儒亦佛、儒佛并重”之说是误读了马一浮的儒家情怀，忘记了马一浮“六艺该摄一切学术”的为学宗旨。诚然，马一浮在青年时代曾广读佛经，几乎通读了“三藏十二部”，并且广交方外朋友，在他22岁那年发起组织过“般若会”并为之撰写了《般若会约》，还撰写了佛学专著《法数钩玄》，提出过“儒佛互摄”之说。但数年之后，即1923年41岁起,他就开始转向儒学而归本六经了。他在该年致友人金香岩函中批评说“若曰有禅可会，真乃杂毒人心，无绳自缚”，到1927年致友人函中更宣称他已将佛书束之高阁，而“欲以有生之年专研六艺”了。他在乐山书院时期所著《尔雅台答问》回忆说：“吾昔好玄言，深探义海，归而求之（六经），乃知践形尽性在此而不在彼。”可见马一浮自中年以后，弃佛归儒的立场已经非常清楚。但他在思想上并不像鄙夷西学那样鄙弃佛老，而是坦承自己“以‘六艺’判群籍，实受义学影响，同于彼之判教，先儒之所未言”、“浮实从义学、禅学中转身来，归而求之六经，此不须掩讳”（《致叶左文》）。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儒家解释经典义理不如佛家天台、华严宗缜密，说“天台家释经，立五重玄义……华严家用十门释经，谓之悬谈……儒者说经尚未及此。意当来或可略师其意，不必尽用其法。如此说经，条理易得，岂时人所言‘科学整理’所能梦见？”（《复性书院讲录·孝经大义》）这是马一浮鄙夷科学方法而“以儒融佛，以佛证儒，归本六艺”的明证。故谓马氏“会通儒佛”则可，谓其“儒佛并重”则不可，因为马氏根本宗旨乃在“六艺该摄一切学术”。这就是马一浮学术思想最基本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