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古籍浩如烟海，记录了绚烂的古代文明。书名是书籍的窗口，透过这个窗口，可以窥见作者的思想与旨趣，可以领略古代学术文化的丰富与灿烂。据记载，最晚在春秋时期，就有了《诗》、《书》、《礼》、《乐》、《易》、《春秋》等书名。但先秦诸子著书时，一开始仅题写篇名，并没有贯以全书的书名，他们的书大都是以单篇流传于世。所以《史记》在称引管子、庄子、屈原等人的著作时，都是只有篇名而无书名。如：《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韩非子“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从20世纪我国出土的大量简牍书籍来看，多数仅有篇名，有书名的很少。先秦诸子的著作，大多由后学编辑成的，常冠以“某某子”。“子”是古代对人的尊称，相当于现代人尊别人称“先生”，《韩非子》就是《韩非先生》的意思、而《孟子》也就是《孟先生》，这其实算不上真正的书名。

战国末年开始，书名渐受重视。目前已知最早自命书名的，当为秦相吕不韦所编的《吕氏春秋》。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群书，进行了我国第一次图书整理、编目工作，书名受到系统关注，如刘向就把内容相同而名称不同的《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统一定名为《战国策》。书籍数量积累渐多，因此，专以书目著录为内容的作品也煌然成篇，刘向父子的《别录》、《七略》（已佚）和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就是最早著录书籍的著作。这时书名虽得到关注，但一些古籍仍然没有书名。如司马迁所写的526500字的大著完稿后，就没有书名。东方朔称其为《太史公》，而时人又称《太史公记》或《太史公书》等。“太史公”是对司马迁所任官职的尊称，并不能称为书名。直到魏晋以后，才因该书中多次出现“史记”一词而最终定名为《史记》。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汉代以后，这种现象就不多见了。

汉魏以后，私家著述蔚然成风，学者著书，无不自撰书名。许多书名体现了作者的思想境界和人生追求，使作品锦上添花。这些书名，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与作者有关，一类与内容有关。

与作者有关的书名多为表示著者和作品的关系，在古书中运用得很普遍：一是以作者的姓、名、字、号命名的。如唐代杜审言和李商隐的集子分别称作《杜审言集》、《李商隐集》，元代关汉卿的戏曲集名为《关汉卿集》等；西汉的扬雄字子云，作品集因之名为《扬子云集》；“渔洋山人”是清代王士禛的号，他的诗话就被名为《渔洋诗话》。二是以作者曾任过的官职或封号、谥号命名。东汉的蔡邕曾任中郎将，其文集即名为《蔡中郎集》；三国魏嵇康当过中散大夫，他的诗文集就叫《嵇中散集》；唐代韦应物曾做过江州和苏州刺史，他的诗集就命名为《韦刺史诗集》（又名《韦江州集》）；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的封号是“鲁公”，他的文集就被命名为《颜鲁公集》；宋人林逋，私谥和靖，诗集名就叫《林和靖诗集》；明代于谦死后被谥为“忠肃”，其诗文集即被名为《于忠肃集》。这是古人为抬高作者身价的一种命名方式，在古籍中占一定的比例。三是以作者籍贯、生活地以及读、著书场所命名的。如唐代韩愈祖籍在昌黎（辽宁义县），因而书名叫《韩昌黎集》；宋代王安石是江西临川人，集因称《王临川集》；宋代陆游曾在四川做官十年，十分热爱蜀地，就将自己的诗集命名为《剑南诗稿》；北宋沈括晚年退居润州（今江苏镇江），筑梦溪园，所以将在其间写成的百科性笔记定名为《梦溪笔谈》；明代汤显祖，家有玉茗堂，他的作品集就名为《玉茗堂全集》；清代蒲松龄在路边搭建茅亭，取名“聊斋”，过路人只须讲讲故事、传闻便可享用茶水，蒲松岭将听到的奇闻异事整理成文，就是《聊斋志异》。四是以与作者有关的时间命名的。如唐代白居易和元稹的诗集都是在唐穆宗长庆年间结集的，所以分别名为《白氏长庆集》和《元氏长庆集》；宋仁宗嘉祐年间，欧阳修曾力推苏洵的诗文，使苏洵文名享誉天下，所以苏洵就将自己的诗文集题名为《嘉祐集》，以纪念自己见赏于文坛领袖欧阳修的往事。五是以书名寄寓作者的情志。如南宋文天祥就将被俘逃离元营南归途中所写诗集命名为《指南录》，喻示了他的爱国之心永远像指南针一样，忠于南宋朝廷；明人熊人霖在浙江义乌受灾后去当地做官，披星戴月地为百姓做事，就将在这期间所写文字结集为《星言草》，抒发了自己的拳拳爱民之心；而《云烟过眼录》、《闲情偶寄》、《碧溪漫志》等书则都在书名中表达了作者的人生意趣。

根据作品内容起书名的现象也很普遍。这类书名开门见山地揭示全书内容，可方便读者通观全书：一是以全书意旨命名。《论语》有“子不语：怪、力、乱、神”的说法，古代读过《论语》的人很多，看到“子不语”三字，就知道后面隐去的是“怪力乱神”，清代袁枚就把自己的一本讲神鬼怪异之事的书取名为《子不语》；《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就在《文心雕龙·序志》中以“为文之用心”和“雕缛成体”来释义“文心”、“雕龙”，一语道破了全书的核心所在。二是以书中主要人物命名。如明代小说《金瓶梅》书名就是取书中几位女主人公潘金莲的“金”、李瓶儿的“瓶”、庞春梅的“梅”组合成的；明末清初涌现出一批才子佳人小说，其中相当一部分作品的书名是模仿了《金瓶梅》，如《玉娇梨》、《平山冷燕》、《金云翘传》、《春柳莺》、《雪月梅》等。三是以书中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命名。如《西厢记》就是以张生和崔莺莺爱情故事发生的地点来命名的；而《宋史》、《明史》等史书都是以所记录事件发生的时代命名的。

此外，文化发展对书籍命名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是按著作体例命名。在古籍中，许多书籍就是以古代的书籍分类命名的，如集部中就有许多直接以“集”命名的书籍。四部中的经书如《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毛氏故训传》等是阐明经义的书；《鲁故》、《韩故》、《齐孙氏故》是以时言解释古语的书；《大学章句》、《参同契章句》、《礼记章句》是离章辨句的书，著述体例的不同使得书名有所差异。二是按文学样式命名。“赋”是汉代最具代表性、最能彰显时代精神的一种文学样式，贾谊的《吊屈原赋》、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张衡的《归田赋》等都是以体裁命名的；古代的一些才子佳人小说，在书名上十分香艳，以引起读者的注意，如《绣榻野史》、《香闺秘记》、《花下缘》等。三是按诗文、学术流派命名。唐代诗人韩偓的《香奁集》，就是因他是辞多绮罗脂粉之语的“香奁体”诗派代表作家之一；北宋诗人杨亿、刘筠等人的诗作追求词藻、堆砌典故，是“西昆体”诗派的代表人物，所以他们的唱和集就名为《西昆酬唱集》；南宋刻书家陈起刊汇南宋“江湖诗派”诗人的作品集就名为《江湖集》。四是以典故命名。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中有“学如牛毛，成如麟角”之句，唐代王棨借用此典，将自己的集子取名《麟角集》；《庄子·秋水》中有“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太仓乎”，宋代周紫芝就取此典，把自己的作品集取名《太仓稊米集》。

我国许多古籍的书名立意巧妙，让人玩味不已。从传世的古籍书名里，分明可见古人精神发展的轨迹，触摸到跳动的古代文化脉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