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对严羽及其《沧浪诗话》的关注始于上世纪初。1912年，英国著名汉学家翟理斯(H.A.Giles)编撰的《中英字典》(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出版，书中“沧浪客”一词即指严羽。1922年，张彭春(Zhang, Peng-Chun)将严羽《沧浪诗话》中的“诗辨”、“诗法”两章译成英文，以《严羽的〈沧浪诗话〉》为题，发表于英文版《日晷》杂志73卷第2号（274-276页），这是西文中第一篇概括译介《沧浪诗话》的文章。张彭春，字仲述，天津人，曾于1910-1916年和1919-1922年间两度赴美留学，就读于克拉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获艺术硕士和哲学教育博士学位。1929年，张彭春在原来选译的基础上又第一次将《沧浪诗话》全文译成英文，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研究所出版社出版，书前有当时美国文论界权威斯宾加恩(J. E. Spingarn)写的“序言”，说明《沧浪诗话》的翻译乃是应斯宾加恩的紧迫要求，并认为《沧浪诗话》“在八个世纪之前就预示了西方世界关于艺术的现代概念”，与西方以克罗齐为代表的现代美学理论相比，中国把艺术独立于哲学、伦理、宗教的思想要早得多[1]。此后海外的严羽研究逐渐形成多声部并在二战以后经历了两个重要阶段：一是60、70年代的高潮阶段，一批有影响的“严学”家携带着他们的研究成果闪亮登场，代表人物有德国汉学家京特·德邦(Günther Debon)、日本东洋大学文学部教授船津富彦、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荒井健、日本广岛大学教授铃木修次、加拿大籍华裔学者叶嘉莹、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华裔学者刘若愚(James Liu)及苏联汉学家李谢维奇（И.С.Писевич）等人。李谢维奇是继苏联汉学奠基人阿列克谢耶夫(B.M.Alexeiev)之后的一位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人物，其严羽研究见所著《中国的文心：中国古代和中世纪之交的文学思想》一书，1979年由莫斯科科学院东方文学总编辑部出版。这本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专著共分九章，264页，第五章题为《朴素描写的反义词——比和兴》，其中有关于严羽《沧浪诗话》诗学观的评介。第二个阶段是80、90年代，以美国哈佛大学中国文学暨比较文学教授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和德国特利尔大学汉学系教授卜松山（Karl-Heinz Pohl）等人为代表。下面，分三个单元作进一步探讨。

一

20世纪的德国汉学研究，当大部分汉学家纷纷扬鞭跃马，驰骋于中国古代历史、哲学或文学领域时，以德邦为代表的少数汉学家却同时关注中国古典文论并以之为译介和研究对象。德邦于1921年生于慕尼黑，1953年博士毕业，先后任教于科隆大学和海德堡大学，以研究中国古典诗歌著称，兼及德中文化交流和中国古代文论。古代文论研究的代表作是关于严羽《沧浪诗话》的译著，书名为《沧浪诗话：中国诗学典籍》（Ts'ang-Lang's Gespr?che über die Dichtung: Ein Beitrag zur Chinesischen Poetik），1962年由威斯巴登奥托哈拉索维茨出版社出版，共258页。据书前德邦撰写的“序言”，可知他对于《沧浪诗话》的兴趣，来自于美国汉学家海陶玮（J.R.Highttower）教授提供的张彭春的译文。这篇“序言”长达55页，分为作品及作者、诗论的主导思想、辩论的着眼点、独创性与继承性、矛盾和问题、继承者与反对者及翻译中的问题七个部分，主要观点如下：一是严羽自号“沧浪逋客”，意在暗示自己的流浪生活。所以他赞同H.A.翟理斯和R.H.马休斯(R.H.Mathews，主编《中英字典》，1931年出版，书中收有“严羽”辞条）将“沧浪客”一词译为“a vagabond”（流浪者）。二是严羽诗论与江西诗派、江湖诗派及永嘉四灵一方面“处于一种对立的地位”，[2]另一方面持论又往往受他们的影响。严羽抨击的是这几个诗派的诗而不是其诗论。三是严羽倡导诗贵含蓄，要有余味，受到前代“味”论的影响。四是《沧浪诗话》第一章《诗辨》相当完整，与后四章在一些概念的运用上没有连贯性，第一章与后四章有 “更多的矛盾”。五是严羽诗论对元代杨载的诗论、杨士弘的《唐音》、明代高棅的《唐诗品汇》、前后七子的格调说及清朝诗坛领袖王士祯的神韵说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可见，这是一篇涉及面广、内容丰富、能从正面或反面引人思考的西方“严学”论文，值得我国学者重视。惜其没有“面向更加广阔的牧野与丰沃的田园”（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厄尔·迈纳语），从跨文化的角度将严羽诗论与德国文论进行比较研究。

在德邦等人的影响下，特利尔大学的卜松山（1945-）教授对中国古代文论更表现出特别浓厚的兴趣。他对于严羽《沧浪诗话》的看法主要见《论叶燮的〈原诗〉及其诗歌理论》、《死法与活法——中国文学与艺术中的法与无法的探讨》等论文。在《死法与活法》一文中，卜松山认为，严羽（活跃于1180-1235）作为一个新古典主义者，他的文学理论作品《沧浪诗话》对明代的诗文复古运动产生了影响。在《论叶燮》一文中，他说：“这篇重要论著（指《沧浪诗话》）附会禅宗的观念，将诗理解为对于现实的一种直观的顿悟反应，这对以后几个世纪的文学理论，尤其是对于我们这里将要讨论的明清拟古主义运动有着恒久的影响。”[3]又说：“王士祯（1634-1711）的‘神韵’，其观点继承了自严羽以来以禅宗词汇解释诗歌的传统。”[3]（P174）而叶燮《原诗》中的批评用语，如“理”、“识”等，也与严羽《沧浪诗话》存在着渊源关系。卜松山还看到了严羽诗论所受前代文论的影响，他认为严羽鼓吹将“超验——模仿”（transcendental-mimetic, 借用了M.H.Abrams的术语）的方法运用于文学，并强调诗的即兴的精神品质，与唐代司空图一脉相承。[3]（P187）对于诗与“理”的关系，卜松山认为严羽并未从诗中完全抹去“理”（理性原则），他的态度是好诗应该反映“理”，但“理”应该是内在于诗的形象中，在外不显露出痕迹来。[3]（P188）

二

日本的严羽研究可以追溯到铃木虎雄所著《支那诗论史》，据古川末喜所编《日本有关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文献目录》（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中国文艺思想史论丛》第二辑）记载，此书于1925年由京都弘文堂书房印行。该书在第三篇之第一章对严羽《沧浪诗话》作了简单的介绍。之后铃木的学生青木正儿(1887-1964)在其所撰《中国文学思想史》（1943年东京岩波书店出版）和《清代文学评论史》（1950年由岩波书店出版）等著作中，对严羽诗论给予明清诗论的影响作了细致的探讨。青木认为清初“诗坛大宗师”王士祯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选编《唐贤三昧集》，据《自序》可知其选诗标准之一为严羽的“兴趣”说，同时王士祯按照严羽兴趣说的“原意”，建立了神韵说。严羽的诗禅一致说（或者说妙悟说）也是影响他的神韵说的一个因素。对明代诗论来说，“以兴趣为主之说，肇始于严羽，而在渔洋之前，李（梦阳）、何（景明）、王（世贞）、李（攀龙）之徒已采纳此说。……他们将严羽的兴趣之说转而利用于格调说。”[4]在二战结束以后，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复兴，“民主化改革”的实施，以对魏晋六朝的文论特别是刘勰《文心雕龙》的研究为中心，日本的一些大学逐渐形成了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热潮。其中对严羽《沧浪诗话》的研究也得到长足的发展，逐渐形成气候，走向彬彬之盛。 以人而论，船津富彦撰有《沧浪诗话源流考》和《中国诗话研究》，前者载《东洋文学研究》1959年第7号，后者于1977年由东京八云书店出版，乃日本第一部研究中国诗话的专著。荒井健的主要成果是译著《文学论集（沧浪诗话）》，1972年朝日新闻社出版，收入《中国文明选》第13卷。另撰有《（沧浪诗话）与（潜溪诗眼）：宋代诗论札记》，载1973年出版的《东方学报》（京都）第44号（127-147页）。铃木修次撰有《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一书，1979年东京书籍株式会社出版。书中对严羽诗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中国的文评，特别是诗评喜欢使用‘风骨’这个词。当评介某个作品时，如果那部作品‘风骨’神秀，就称之为好作品，反过来因为那部作品‘风骨’低劣，就难以说它是好作品。例如十三世纪上半叶的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这是一本以禅喻诗为特色的批评著作，但书中就有‘建安风骨’、‘盛唐风骨’的说法。” [5]筑波大学文艺语言系教授横山伊势雄撰有《沧浪诗话研究》，1967年载《国文学汉文学论丛》（东京教育大学文学部纪要第62号，共34页）。谷内祖道撰有《严沧浪的美论》，载《东洋大学论丛》（一）。国崎望久太郎撰写的论文《沧浪诗话给近世纪的影响》，1960年载《立命馆文学》第180号（155-169页）。以上诸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和方位对严羽诗论进行了探讨。诸家之中，当推荒井健和船津富彦的成就最大。荒井健的译著《文学论集（沧浪诗话）》，主要由《解题》和《诗辨》、《诗法》、《诗评》三部分及附录《答出继叔吴景仙书》组成，《沧浪诗话》原有的《诗体》和《考证》大部分未被译入书中。《解题》是对严羽及其《沧浪诗话》的概括介绍，涉及如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严羽的生平与创作。严羽一生作为处士而终，作为官僚的经历全然没有。但他和社会上的名流交游甚广。“严羽一生没有为官，但是他忧国爱民之心常常在他的诗作中表现出来。”[2]（P151）严羽自号“沧浪逋客”，是因为他住在沧浪河的源头，这与德邦的看法有别。二是严羽诗论所受影响及对“十六、十七世纪的诗论及诗风”的影响。作者认为，严羽诗论受到陆象山的弟子包扬（克堂）的影响。“包扬学说的特征是对读书的彻底排斥”，而严羽的诗学，确实有着书本排斥主义的方面，但对于“学”则未曾否定。严羽与包扬之子包恢是师兄弟关系，他的诗论与包恢《敝帚稿略》中的诗学见解颇多吻合。三是《沧浪诗话》的成书时间。作者认为“大约是1230年”，即南宋理宗绍定三年，而“《沧浪诗话》的名称，原来可能是《诗辨》”。四是翻译的问题。日文本《沧浪诗话》是根据南宋魏庆之编《诗人玉屑》本《沧浪诗话》翻译的，解释则依据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荒井健的言说，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以翔实的材料和细密的考证作为基础，因而颇有清代乾嘉学派的遗风。从这篇《解题》，也可以见出日本学者扎实的学风。

三

在西方研究严羽及其《沧浪诗话》的学者队伍中，华裔学者占有相当的比重，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张彭春以后，这道风景线中的“亮点”人物有刘若愚（1926-1986）、叶嘉莹（1924- ）及叶维廉（1937- ）等人。叶维廉在《严羽与宋人诗论》一文中认为，严羽以禅喻诗只是一个类比(analogy)，而非甲等于乙的方程式。诗与禅有“相叠部分”（妙悟），也有不同之处。其分野在于“禅纯然是内在心灵的经验，可与文字绝缘；但诗则需有客观的（即语言）存在于文”[6]。严羽的诗禅说非独创，据船津富彦的《沧浪诗话源流考》等论文，可知在严羽以前便已有诗人学者们应用。严羽的“妙悟”是直觉，偏于“知性的消解”，“带有心学的色彩”，不同于江西诗派所主张经由知性的用心而进入。叶嘉莹的严羽研究见《〈人间词话〉境界说与中国传统诗说之关系》等论文，此文写成于1975年冬，文中认为严羽说诗之主旨在于以禅喻诗，其目的实在是想要标举出诗歌中一种重要的质素即“妙悟”。 “兴趣”说是了解沧浪禅悟之说的一个重要关键所在。所谓“兴趣”，“并不是泛指一般所谓好玩有趣的‘趣味’之意，而是指由于（外物引发诗人）内心之兴发感动所产生的一种情趣。”[7]此外，还对严羽兴趣说与王渔洋之神韵说及王国维之境界说的异同作了深入探讨，还将兴趣说与西方文论的灵感说作了简单比较。刘若愚的严羽研究见《中国文学理论》(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一书，这是第一部广泛涉猎中国古典文论的英语专著，1975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从西方文论的体系出发，以西方的形上理论、决定论、表现论、技巧论、审美论和实用论为框架，对中国文论作了全面的对比分析。所谓文学的形上理论，是指以文学为宇宙原理(即“道”)之显示这种概念为基础的理论。刘若愚说：“在我看来，严羽（约1180-1235）关于诗之本质的理论主要是形而上的，虽然也含有表现理论的要素，而他关于如何写诗与如何评诗的理论则是拟古的。有些受他影响的后期批评家，将他的拟古主义推行得更远，而另外一些则发展了他的批评思想中的形上倾向。”[8]从形上的文学观出发，刘若愚对 “妙悟”、“兴趣”等概念进行了阐释。 “妙悟”(miraculous awakening)即“直觉的领悟”；“兴趣”可译为“inspired”或者“inspired feeling”，是指由诗人之观照自然所引起的一种难以言喻的感觉或情绪。他还将形上理论与法国象征主义诗论特别是马拉美的诗论进行了跨文化比较。刘氏的研究，扩大了严羽及其《沧浪诗话》在西方学术界的影响，为我们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其不足之处在于削中就西，而非互照互省。借用罗根泽先生的话说，就是以西方的文学理论为裁判官，以中国的文学理论为阶下囚，这样的揉合“势必流于附会，只足以混乱学术，不足以清理学术。”[9]

英语世界的严羽研究除上述华裔学者外，还有来自美国本土的宇文所安等人。宇文所安又名斯蒂芬·欧文，1946年出生，1972年获耶鲁大学东亚系博士学位， 70年代末开始一直在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从事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其严羽研究见所著《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Chinese Literary Theory: English Translation with Criticism）一书，1992年由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会出版。作者运用通过文本来讲述文学思想而非刘若愚式的从文本中抽取观念的研究方法，以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为底本，选取《诗辨》和《诗法》两部分，采用全书统一的形式来解说：先全书总论，后一段原文，一段译文，然后对该段文字进行详细阐释并对所涉及到的问题进行评论。宇文的阐释和评论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诗禅说。他颇有创见地将以禅喻诗分成三个层面：第一层是过程类比，即禅宗修炼与诗歌学习都指向同一个目标，即它们都以自己的方式达到一种直觉的、先于反思的理解。第二层是状态类比，这一层类比在过程类比的基础上发生在禅悟状态与诗“悟”状态之间。第三个层面指严羽将断定诗悟与禅悟状态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两者合二为一。二是《沧浪诗话》对后世诗学著作特别是“极其老练的王士祯的批评观”产生的巨大影响。三是跨文化研究。作者不仅将严羽诗论置于中国传统文论和文化语境中进行阐释，而且将严羽诗论自觉地置于西方文论的语境中，从西方文论的视点和角度出发，对严羽诗论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如将严羽《沧浪诗话》与古罗马美学家朗吉弩斯的《论崇高》进行比较，认为两者有“相似的怀旧和忧郁”：这两部作品都为文学的堕落而忧心忡忡，都向往过去诗歌那种难以言喻的魔力，都试图提供一些重振诗歌的技巧，都属于技法诗学范畴(即创作手册)。四是概念阐释。 “兴趣”译为“stirring and excitement”，“从读者的角度谈文本的特质就是‘兴趣’：它是一种感染力，它激活了文本，同时抓住了读者。”[10]对“兴趣”内涵的揭示，叶嘉莹和刘若愚偏向于作家的角度，宇文则从读者的角度出发加以读解。 “妙悟”或者“悟”译为“enlightenment”，意思是“既指暗藏在蒙昧世界并随时可能爆发的事件，也指一种与蒙昧世界无关的存在状态”。[10]（P442）

综上所述，可知20世纪海外的严羽研究在整体上有“三重”：一是注重研究严羽诗论所受前代文论的影响及其对后代诗论的影响。二是将严羽诗论当作“他者”，注重多角度多方位与之进行对话，特别是从跨文化比较的角度进行对话。三是注重吸纳20世纪中国“严学”家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参见赵毅衡. 远游的诗神[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123.

[2] 曹东.严羽研究[M]. 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2:167.

[3] 卜松山. 与中国作跨文化对话（增订本）[M]. 刘慧儒、张国刚等译. 北京：中华书局，2003:173.

[4] 青木正儿. 清代文学评论史[M]. 杨铁婴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54.

[5] 王丽娜. 严羽《沧浪诗话》的外文译著简介[J]. 载《文艺理论研究》，1986.2:75.

[6] 叶维廉. 中国诗学[M]. 北京：三联书店，1992:113.

[7] 叶嘉莹. 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M]. 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284.

[8] 刘若愚. 中国文学理论[M]. 杜国清译.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60.

[9] 罗根泽. 中国文学批评史（一）[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32.

[10] 宇文所安. 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M]. 王柏华等译.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4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