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李白的生平问题，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可是直到现在却依然是个未揭开的秘。在这里，我忙乎了几年，整理了一些文献，似乎发现了一些问题。我们就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初步探究李白，探究他的出生地、家世、入长安的时间、到长安的次数、会友、生卒年、行踪，以及对研究现状作分析。

一、出生地问题

范传正的《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李阳冰的《草堂集序》两文，都说李白出生在“逃归于蜀”、“潜逃广汉”之后，因此，历代都认为李白生于蜀中。

但是，在肃宗至德二年，李白写的《为宋中臣自荐表》，文中却说:“臣伏见前翰林供奉，李白年五十有七。”至德二年57岁，其生年应是武后长安元年，至神龙初迁蜀时，李白已5岁，显然不可能生于蜀中。清代，王琦编《李太白年谱》时，发现了这个矛盾，提出疑问:“神龙改元，李白已数岁，岂‘神龙’之年号乃‘神功’之讹亦，或太白之生年在未家广汉之前欤？”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学术界展开过对李白出生地的大讨论。

197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认为李白“出生于中亚细亚的碎叶城”，其位置在今哈萨克境内的托克马克。郭沫若的观点得到众多学者的响应。

进入80年代以来，学界又展开了对李白出生地的大讨论。将各家所持的论点按地域划分，可分为以下五种:

（一）蜀中青莲人

李白:（生于701年－卒于762年），唐代大诗人。字太白，号青莲居士，人称酒仙翁，诗仙，亦称李翰林，李谪仙。系绵州昌隆青莲（今四川绵阳江油市青莲镇）人。在隋朝末年，李白的先祖因受罪而被流放到西域，到李白的父亲李客那一代时，国内已是武氏掌权。武则天神功元年（公元697年），李客便从西域迁回蜀中的昌隆县（后因避讳唐玄宗李隆基，改昌隆县为昌明县，五代时改为彰明县，今为彰明镇。），在青莲场（今为青莲镇）定居。长安元年（公元701年），李白便降生于此，也是“青莲居士”的得来。

关于李白的传奇出生说法不一。时至今日，在江油市青莲，还流传有一个颇具浪漫色彩的民间传说:李白的母亲李氏，身材窈窕，漂亮可爱，美丽动人。走起路来，婀娜多姿。有一天，李氏在清澈见底的盘江边，站立在蜿蜒流向远方的河边，在漫坡渡口（亦叫漫波渡，或叫蛮坡渡——因少数民族聚居过的贬称）浣洗衣物，犹如“西施浣纱”的充满诗意的美景。纱巾细滑而柔软，透明而亮丽。清晰的倒影和着春风，映照在江水面，一幅优美动人的画面。李氏对着水面，正在梳理发丝，自己也被眼前的景象也情不自禁地陶醉了。突然，有一尾红色鲤鱼跃入篮子中，李氏便带回家里，烹饪而食之。当天晚上，李氏便梦见长庚星（太白金星）入怀，因而怀孕得子。所以，李白降生之后，李客就为其取名叫李白，字太白，人称李长庚。

江油市李白纪念馆，有一块模糊的石碑，经专家考证为宋碑，说上面的文字记载了李白的生平。纪念馆落成时，邓**为李白纪念馆题写了“李白故里”四字。在世纪之交，江油开发旅游，注册了一句话:“李白故里，九寨门户；蜀道咽喉，华夏诗城”。

江油市青莲就是李白之乡，是太白故里。

《四川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发表郑畅《李白究竟出生在哪里》文章，认为李白于神龙元年出生于绵州昌明县青莲乡。王少志《李白的故乡——江油》（《新疆日报》1982年5月8日）、蒋志《李白生于江油补正》（《古典文学论丛》1982年第10期），均认为李白生于蜀中。蒋志的《再谈李白生于四川江油》（《宁夏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一文，亦认为对蜀中青莲说不能轻易否定。裴斐《评李白出生碎叶说兼及其籍贯问题》（《江汉论坛》1984年第11期）也持蜀中说，他后来又写了《“神龙年号为神功之讹”补正》（《中国李白研究》1991年集）一文，认为即使像“神功”这样只存在了三个月的年号，也可以称“初”或“始”，李白生于蜀地毋庸置疑。

（二）阿富汗条支人

刘友竹《李白的出生地是条支》（《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2 期），还有康怀远《对〈李白出生地是条支〉的一点补充》（《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3期），都认为唐代条支的地理位置在今阿富汗中都一代，其治所就是昔之鹤悉那（今之加兹尼），在唐代时属安西大都护府管辖。

（三）中亚西域焉耆碎叶人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省秦安东，天水市附近)。在隋朝炀帝时，其祖先因罪被流放至中亚西域的碎叶城（今前苏联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托克马克附近，今巴尔喀什湖南面的楚河流域。唐时，属条支都护府统摄）。李白于唐武后长安元年(公元701年)降生于此。他在约五岁时，跟随父亲迁居四川昌隆(今四川江油市彰明镇)，居住青莲乡（今为青莲镇）。“青莲居士”即由此而来。其父为李客（或真名不详，“客”是对外来者的称谓）。

李从军《李白出生地考异》（《李白考异录》，齐鲁书社1986年版），称李白出生于“焉耆碎叶”，即今新疆境内博思腾湖畔的焉耆自治县和库车一带。王耀华《关于李白出生地史料的辨析》（《中国李白研究》1991年集），也认为李白的故乡应是安西的焉耆碎叶。

（四）长安人

刘开扬《李白在蜀中的生活和诗歌创作》（《文学遗产》1982年第4期），认为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中称“奔流咸秦， 因官寓家”的“咸秦”指长安，由此推论李白生于长安。

（五）籍贯山东

周勋初《李白及其家人名字寓意之推断》（《中国李白研究》1990年集）一文认为，李白父子三代的名字全都暗示了李白一家来自西域，并寓其本姓“李”；又从李白为死去的朋友吴指南实行“剔骨葬法”（又称二次检骨葬），认为这与他接受突厥文化或蛮族文化的影响有关。王伯奇《李白的籍贯探讨》（《中国李白研究》1994年集），从籍贯的概念入手进行讨论，结论是只有山东才是李白的籍贯。

进入90年代，关于李白出生地的讨论仍在继续，且探讨的角度有所拓展。但是，综合以上五种说法，李白的籍贯、祖先、家世、出生地，乃至种族都不能十分确定。关于李白出生地的争论，主要集中在“蜀中青莲说”与“西域说”两种观点上。一般书籍记为他的祖籍在陇西成纪，后移居中亚碎叶城，李白就出生在这里。但是，通常认为李白是蜀中青莲乡（今属四川绵阳江油市青莲镇）人，号青莲居士，人称酒仙翁或诗仙。其父可能为与西域通商的富商。传说，其母梦太白星入怀而生。李白在青莲一直生活到二十五岁左右，然后，“辞亲远游，仗剑出蜀。”

无论哪种说法，所依据的基本史料不出以下几种:李白《与韩荆州书》，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墓碣记》，李阳冰《草堂集序》，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魏万《李翰林集序》，刘煦《旧唐书·文苑传》（下），宋祁《新唐书·文艺传》。虽然基本材料相同，结论却差异甚大。为此，李家烈《李白的家世与生籍考辨》（上）（《四川师院学报》1997年第4期）一文，从李白生平史料的存世状况出发，认为基本材料的诸多不实，动摇了他们的权威性，因此，在未发现新见史料的前提下，不宜急于创立新说，立足于对已有的史料进行重新检讨和反思，才是较好的做法。

二、家世问题

第一种，李白是李暠之后。王文才《李白家世探微》（《四川师院学报》1979年第4期）、耿元瑞《李白家世问题郭说辨疑》（《江汉论坛》1984年第5期）两篇文章，都持这一说法。王步高《李白是达摩的子孙吗》（《衡阳师专学报》1986年第1期），也认为李白和李世民都系凉武昭王九世孙。

第二种，李白为李贤、李穆之后。兰州大学张书城，在其《李白家世之谜》（《光明日报》1984年10月14日）一文，认为李白是西汉李广、李陵，北周李贤，隋朝李穆一系的后裔。本文作者另有《拓跋魏系李陵之后说考辨——附揭李白本家金陵之谜底》（《祁连学刊》1990年第2期）、《李白家与许氏家似曾相识》（《李白研究》1990年第2期）两篇文章亦持同一观点，并在《中国李白研究》（1990年集）上发表《说李白“本姓李，其先陇西诚纪人”》一文，对李白先祖的家世演变进行了完整的勾勒。

第三种，李白是李抗之后。刘伯涵《李白先世新探》（《中国李白研究》1990年集）一文，认为李白应出生于陇西李氏的一般平民家庭。

第四种，李白是太子李建成之后。徐本立《李白为李渊五世孙考》（《中国李白研究》1990年集）一文，认为李白应为凉武昭王十二世孙、太祖李虎七世孙、高祖李渊五世孙、太子建成玄孙。

第五种，李白是李瑗之后。徐本立在写了《李白为李渊五世孙考》（《中国李白研究》1990年集）后，很快又发表了《李白为李渊五世孙考补正》（《中国李白研究》1991年集），对前文进行补正，认为李白也可能是李瑗的后代。

第六种，李白是李轨之后。周维衍《关于李白先世的问题》（《学术月刊》1985年第6期）持这一观点，认为李白是隋末割据河西、入唐后与李渊抗衡失败，被诛的凉王李轨的第四代，或第五代孙。

第七种，李白是李伦之后。胥树人的《李白和他的诗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认为李白是陇西李氏丹阳房始祖李伦之后。

第八种，李白是混血儿。除汉人说以外，还有混血儿说。范伟的《关于李白氏族的研究》（《求实选刊》1986年第3期），认为李白是汉之苗裔、胡之身躯的中原和北地的混血儿。

除以上八种说法外，研究者们还从其它方面对李白家世问题进行了探讨。杨镰《李白身世的一个问题》（《唐代文学论丛》1986年第7辑）一文，认为“咸秦”一词应指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张书城《李白先世流放焉耆碎叶》（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87年第300期）一文，重点考查了隋朝在西域是否开辟过贬谪地。

归纳以上观点，在对李白家世的讨论中，宗室说占的比重较大。而异族说的主要依据是:《宗室世系表》中没有记载李白的家世；李白本人没有成为天宝元年宗正寺隶入李氏子孙的诏赦对象；在李白自己的作品中，对唐宗室的称呼非常混乱；李白的容貌像异族；李白懂外国语。非宗室的汉人说的支持者，往往赞同异族说的前两个论据，而否定后三个依据。实际上，这三种说法之间，有一定的关联性:第二种说法是对第一种说法的全面否定；第三种说法又部分地否定了第二种说法。家世问题又与出生地问题之间有紧密的联系:持宗室说者，一部分赞同西域说，一部分赞同蜀中青莲说，而非宗室的汉人说的支持者和异族说的支持者，则一般赞同西域说。

三、入长安的时间和次数问题

一千多年来，人们一般认为，李白仅在天宝初年到过长安一次。詹瑛《李白诗文系年》及王琦《李太白年谱》，都认为李白在关中写的诗篇是天宝初年的作品。

稗山在1962年《中华文史论丛》第二辑发表《李白两入长安辨》，提出李白在开元年间也曾到过长安，并描述了李白的行程，而且估计李白第一次入京时间，约在开元二十六年夏至二十八年春之间。但此说提出后，很长时间未得到学界响应。1971年，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李白的家世索引》中，肯定了稗山的“两入长安”说，并认为第一次入长安的时间在开元十八年。

1978年以后，郁贤浩陆续发表《李白与陈垍交游新证》（《南京师院学报》1978年第1期）、《李白两入长安及有关交游考辨》（同上第4期）、《李白初入长安事迹探索》（《社会科学战线》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丛》第1辑）等文，肯定了稗山的两入长安说，以及郭沫若的开元十八年第一次入长安说。此后，不少学者撰文对开元年间入长安说予以补充，包括谢思炜《李白初入长安若干作品考索》（《西北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薛天纬《李白初入长安事迹之我见》（《唐代文学论丛》总第5期）等文章。

国内外学术界，基本赞成“两入长安说”，但在李白第一次入长安的时间问题上，意见并不统一。稗山提出开元二十六年说；郭沫若认为是开元十八年；郭石山《关于李白两入长安问题》（《吉林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认为应在开元二十五年； 李从军《李白第一次入长安考异》（《吉林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认为在开元十九年底或二十年初；王辉斌《李白“苦雨诗”再考订》（《中国李白研究》1992／1993年集），认为在开元二十一年。

对李白一入长安后，出京的具体时间和路线的分歧也很大。郁贤皓认为，在开元二十年春夏之交，路线为泛黄河，经开封、宋城、洛阳，于开元十九秋至安陆。李从军《李白归蜀考》（《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4期），认为在开元二十一年春取道蜀川，经三峡还安陆。王辉斌《李白与元丹丘交游考辨》（《金门大学学报》1986年第5期），认为时间是开元二十一年秋，路线是经洛阳、嵩山还安陆。

还有一些学者撰文反对“两入长安”的观点，力图维护传统的天宝初年入京说，如章诚望《谈李白两入长安问题——对稗山先生有关论文的商榷》（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80年第3期）、刘广英《李白初入长安若干作品考索商榷》（《人文杂志》1984年第4期）等。

“两入说”出现后不久，又有学者提出了“三入长安说”。胥树人《李白和他的诗歌》一书，认为李白在天宝十一二年北游幽州后，又曾到过一次长安。李从军在《中华文史论丛》第2期发表《李白三入长安考》，认为李白在天宝十一二年间，第三次到长安并有汾坊之游。安旗《李白三入长安别考》（《人文杂志》1984年第4期），认为李白第三次入长安是在天宝十二年春幽燕之行归来。郑文《李白三入长安之我见》（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2年第3期）一文，同意安旗《李白三入长安别考》的意见。

三入长安说，提出后很快遭到一些学者的反对。《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1期发表郁贤皓《李白三入长安质疑》，认为李白自幽燕之行到宣州之游之间，根本不可能有三入长安、游历汾坊的时间。

对于李白第二次入长安的时间，也有一些学者撰文进行讨论。谢力《李白开元末入京考》（《李白学刊》1988年第1 期）一文，认为李白第二次入长安的时间在开元二十八年秋，至开元二十九年秋出京。杨栩生《李白开元末入京说辨疑》（《中国李白研究》1992／1993年集），则认为天宝末年入京说难以成立。许嘉甫、许玮《李白二入长安始末》（《祁连学刊》1996年第3期）一文，同意李白开元末入长安说，但时间应是开元二十七年九月中旬。

对于李白入长安这一问题，还有学者提出了比较新颖的看法。葛景春《李白初入京洛考》（《铁道师院学报》1997年第2期），认为李白开元间第一次入京不应是西京长安，而应是东京洛阳。

郁贤皓《再谈李白两入长安及其作品系年》（《文学研究》第5辑）一文，是对1978年作者发表在《南京师院学报》上的《李白两入长安及有关交游考辨》一文所受到的各种责难的答复，同时，也可以看作是对近20年来李白入长安问题的一个总结。郁文通过排比原始文献与新见墓志，对李白入长安问题作出了中肯的分析。作者于文末倡导用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来对李白进行研究，认为只有依靠新资料的发现，才能做好李白及其入长安时次问题的研究。

四、会友问题

李白集中所涉及的会友对象，据不完全统计，约有四百人之多。弄清楚这些会友者的生平，以及李白与他们的交往关系，无疑有助于李白作品年系及其思想等方面的研究，因此八十年代以来，学者们一直将李白的会友问题作为研究重点。

李白与杜甫的会合，是中国诗歌史上的盛事。对于李杜的会友，多数学者认为:李杜一生三次见面，初识是在天宝三年三月，地点洛阳；第二次是天宝三年秋日，地点梁宋；第三次是天宝四年夏或秋，地点为齐州或兖州。

进入八十年代，耿元瑞《关于李杜交游的几个问题》（《文学遗产增刊》总第13期），首先对李杜初识的时间与地点提出怀疑。郁贤皓《李杜交游新考》（《草堂》1983年第1期），在耿文的基础上认为李杜初次会面地点不在洛阳，而在梁宋之间；“齐州之会”是“又一次诗坛两曜与众星相聚的盛会”。但是，刘友竹在《李白与李邕关系考》（《中国李白研究》1990年集）中，认为文学史上所谓的“齐州盛会”并不存在。康怀远《李杜长安相见试证》（《阅读与写作》1987年第12期），认为李白与杜甫于天宝末年，在长安又见过一次面。王辉斌《李杜初识时地探索》（《四川大学学报》1987年第1 期），认为李白天宝三年春赐金还山后，即于夏秋之际在梁园与杜甫初次见面。

李白与“卫尉张卿”的会友问题，也是八十年代以来研究的一个重点。首先，郁贤皓在1978年以后，陆续发表的《李白与张垍交游新证》（《南京师院学报》1978年第1期）、《李白两入长安及有关交游考辨》（《南京师院学报》1978年第4期）等文，论证李白诗中的“卫尉张卿”，即张说之子张垍。王辉斌《李白“苦雨诗”再考订》（《中国李白研究》1992／1993年集），也通过对张介然、张价、张垍等人仕宦经历的考证，指出此诗中“卫尉张卿”应是张垍。李清渊《李白〈赠卫尉张卿〉诗别考》（《文学遗产》1992年第6期），认为张卿身份难以确定。其后，郁贤皓又写了《李白与玉真公主过从新探》（《文学遗产》1994年第1期）一文，文章进一步考证出玉真公主的若干生平事迹。

李诗中的“崔侍御”，也是学者们研究的一个热点。李从军《〈李白诗中崔侍御考辨〉质疑》（《文史哲》1984年第6期）一文，认为李白诗中的“崔侍御”，既不是崔宗之，也不是崔成甫，而是另有其人。倪培翔《也谈李白诗中的崔侍御》（《唐代文学研究》第1辑）一文，支持此观点。

关于李白和孟浩然的会友，靖华《李白与孟浩然交游考异》（《荆门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认为李白与孟浩然一生中曾相会四次。

关于李白与李邕的会友，刘友竹《李白与李邕关系考》（《中国李白研究》1990年集），认为天宝三四年李白并未与杜甫一起北上会见李邕，李白于开元七八年间在渝州谒见李邕时遭冷遇，使两人关系一度蒙上阴影。

李白与贺公的会友，钟振振《关于李白任城县厅壁记之本事与系年》（《文学遗产》1988年第2期），考证出“任城县令贺公”乃贺知章的从祖弟贺知止，并将此记系于天宝八年。李清渊《李白与贺公交游新说补订》（《中国李白研究》1994年集），指出李白此文应作于天宝十年春。

关于任城六父，许嘉甫《李白任城六父征略》（《济宁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认为任城六父，即赵郡李氏东祖房李熔第四子修。

关于李白与苏梃的交往，陈钧《李白谒见苏梃年代考辨》（《中国李白研究》1990年集），认为李白谒见苏梃的时间，应是开元九年春。

有些文章还对李白会友的其它方面进行了考察。郁贤皓在《李白暮年若干交游考索》（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80年第10期）一文，认为李白暮年结交的一些人多与颜真卿有关系，并考察了韦冰、殷佐明、殷淑等人的生平。郁贤皓又在《李白交游杂考》（《唐代文学论丛》总第3辑）一文，对赵悦、斐图南等人的生平进行了考证。许嘉甫《李杜交游考录三题》（《中国李白研究》1990年集），考证了卢弈、卢鸿、杨山人的某些生平事迹。

梳理以上研究可知，八十年代以来，对李白会友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其中郁贤皓对“卫尉张卿”及李集中数十人的身份与生平的考索，王辉斌对李白与杜甫、苏梃、元丹丘等人的会友进行的考察，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李白生平研究工作的进展，刘友竹、葛景春、李清渊等人的研究，也都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反响。

五、生卒年问题

李白的生卒年研究者们，历来是根据李白《为宋中丞自荐表》、李华《李君墓志》、李阳冰《草堂集序》等材料推知的，即生于武则天长安元年，卒于代宗宝应元年，享年62岁。

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对李白研究的深入，其生卒年问题亦出现了种种新说。最先否认李白卒于宝应元年的是李从军的《李白卒年辨》（《吉林大学学报》1983年第5期），文章提出卒于唐代宗广德二年之说。

康怀远《李白生于神龙元年新证》（《江汉论坛》1985年第4期），认为李白的卒年为大历元年，生年应为神龙元年。

阎琦《李白卒年刍议》（《西北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一文，认为李白卒年应是广德元年，享年63岁。

杨栩生《李白卒于宝应元年解说》（《李白学刊》第2辑）、吴宗铭《对李白卒于宝应元年质疑的质疑》（《李白研究》1990年第1期），依然持传统说法，认为李白卒于宝应元年，享年62岁。

对李白卒年的研究和对出生地及家世的研究情况一样，都是建立在基本材料的基础上。王辉斌《李白卒年新说辨析》（《漳州师院学报》1990年第2期），针对近年来国内研究者就李白卒年提出的广德元年、广德二年、大历元年、大历二年四种新说，从五个方面进行了考辨，可以说是对近年来这一方面研究的一个总结。作者认为，新说所依据的材料都无法证明其中任何一种之成立，在未发现新材料的情况下，还是以卒于宝应元年为是。

六、行踪问题

李白出川以后的行踪，一直是研究李白的热点问题。按照关注的重点不同，可以将问题划分为以下几个片段:

首先，李白出川的时间。宋人薛仲邕首倡“开元十年”说，王琦《李太白年谱》认为系于开元十三年。新时期以来学者们依从王说的比较多，但也有人对前人的说法提出质疑。郁贤皓《李白丛考·李白出蜀年代考》以及《李白出蜀前后事迹考辨》（《苏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认为李白出蜀年代应是开元十二年秋。 陈钧《李白出蜀年代考》（《人文杂志》1990年第2期）认为，李白出蜀年代应在开元十年。毕宝魁《李白诗中巴东考》（《文学遗产》1990年第3期），认为李白出蜀时间为开元十三年。刘友竹《李白初次出峡时间及其后短期游踪别考》（《成都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就李白开元十七年前的游踪进行了考证，认为李白初次出峡后，下荆门，至江陵，于冬末春初见司马承桢，并南穷苍梧，开元十三年秋在金陵，第二年游剡中，开元十五年，返安陆与许氏结婚。

其次，李白在安史之乱时。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天宝十四载冬安禄山叛乱时，李白正在宣州一带游历，因此，将李白《奔亡道中》五首与《南奔书怀》一起系于至德二载。郭沫若《李白与杜甫》，认为此二诗写于天宝十四年冬季安禄山叛乱时。郁贤皓《李白洛阳行踪新探索》（《南京师大学报》1986年第3期）一文，认为这组诗说明了李白携宗夫人，由梁园经洛阳沦陷区向西过函谷关奔逃的经历，并对李白在安史之乱初起时的行踪，作了清晰勾勒。

第三，李白流放夜郎。对这一问题历史上主要有两种结论，即“未至说”与“确至说”。首倡“未至说”者为，北宋曾巩的《李太白文集后序》。王琦《李太白年谱》，詹英《李白诗文系年》，安旗、薛天纬《李白年谱》，郭沫若《李白与杜甫》，李从军《李白考异录》，郁贤皓《李白丛考》等专著都采用这一说法。清人程恩泽《程侍郎遗集》、黎庶昌《拙尊园丛稿》等提出“确至说”，但未得到响应。进入八十年代，研究者们围绕这两种观点进行了长期讨论。邱耐久《李白确至夜郎考辨》（《学术论坛》1982年第2期），认为李白曾流放至夜郎。王定璋发表《李白确至夜郎考辨质疑》（《学术论坛》1983年第5期），认为李白未曾到达夜郎。林东海《巫山巴东夜郎》一文，认为李诗《流夜郎半道承恩放还》诗中“半道”一词，应理解为“贬期的中间”，而不应理解为“半路”，因此李白确实到过夜郎。进入九十年代，《李白研究》第2期同时发表了张才良的《李白长流夜郎的法律分析》和陶锡良的《从唐律析李白流夜郎》。张文从唐代律令出发，认为李白得到的判决为唐律中最严厉的“加役流”，时间为三年；李白长流夜郎的首程地为舒州怀宁长风沙，首程时间为乾元元年六月，李白到达了夜郎。陶文也认为李白此行确至夜郎，但认为李白赦放的时间为乾元二年五六月间，而且《自汉阳病酒寄王明府》中“今年赦放巫山阳”之“巫山”，指的是夜郎流放地的一座小巫山。张春生《也谈李白流放夜郎与唐律适用》（《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也从唐代法律出发，认为李白判流时间在乾元元年三月，五月上道服刑，十一月到达夜郎贬所，次年五六月间遇赦获释，并勾勒了李白流放所走的路线。王辉斌《李白长流夜郎新考》（《中国李白研究》1991年集），认为李白巫山遇赦是不存在的。不久王辉斌又发表《李白长流夜郎的历史真实考述》（《传统文化》1991年第4期），文章对李白流放期间所作的20首诗歌进行了重新系年，并对李白流放的真实状况进行了全面讨论。至此，“确至说”得以确立。

第四，李白在巴东，也是研究者们比较集中的论述。刘友竹《李白三到渝州》（《重庆晚报》1988年7月29日），认为李白三到渝州的时间分别是开元八年、开元十二年秋、乾元二年三月。许嘉甫、许玮的《李白三下渝州考异》（《成都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结论与刘文相同。许嘉甫还作有《李白四渡峡江考异》（《成都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文章对李白四次出峡的时间和路线作了大致的描述。

除以上比较集中的论述外，还有不少文章对李白行踪的其它方面进行了考察。

竺岳斌《李白东涉溟海行踪考》（《唐代文学研究》1988年第2期），认为李白“东涉溟海”之“溟海”，乃今之剡中盆地。

刘友竹《李白遇赦前后行踪考异》（《成都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认为李白曾被流放到过今天重庆市一带。

王辉斌《李白初游安陆时间考》（《荆门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认为李白开元十四年秋，自维扬到江夏后第一次游安陆，接着在随州结识胡紫阳，然后至襄阳，从李浩处求得经济援助，旋即远客汝海，途中结识王昌龄、元丹丘，第二年春天“近还郓城”。

毛水清《李白炼丹地点考》（《中国李白研究》1991年集），对李白一生中曾经炼丹和打算炼丹的地点进行了逐一考证。

李白究竟几游苍梧，学术界历来对此有不同的回答。刘友竹《关于李白两游苍梧问题的补正和辨析》（《李白研究》1990年第2期），认为李白开元十二年及乾元二年两游苍梧。许嘉甫、许玮《李白三游苍梧考异》（《零陵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认为李白一生三次游苍梧的时间分别是开元十三年五六月间、天宝十年八月和乾元二年八月。

从以上研究成果可知，近年来对李白行踪的研究成绩十分突出，其中流放夜郎、东下溟海、南穷苍梧等问题都取得了新的突破，并发表了一些前人所未发现的新见。

七、对研究现状的分析

八十年代以来，对李白的出生地、家世及卒年的研究，虽然新说不断，却各执己见，缺少真正具有说服力的材料和观点。旧说法受到冲击，却并未真正动摇。

李白开元年间到过长安，专家们认为这是上世纪研究李白中取得的最重大的成果。由于此发现，人们对李白的许多重要诗篇，便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八十年代以来，对李白入长安的研究，主要是巩固“两入长安”说，有学者提出了三入长安说。到目前为止，在研究者们的共同努力下，李白入长安的总体面貌已较为完整清晰，多数诗歌的年系也已初步确定。不容忽视的是，另一项令学术界瞩目的成果，李白流放到夜郎得到确立。

到目前为止，李白交友的多数人物的生平已经基本清楚。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郁贤皓对“卫尉张卿”、“崔侍御”等人所做的考证。对于“卫尉张卿”，到底是张垍，还是玉真公主的丈夫尚，不能完全确定，若能依靠新史料的发现来确定“卫尉张卿”到底是谁，学术价值自不待言。但是，从另一角度看，即使尚未准确考出“卫尉张卿”，也并不影响人们理解李白入长安的遭遇与心情，也不影响人们把握李白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

当然，八十年代以来，对李白生平的研究工作当中，也存在着一些不足。

首先，有些研究者违背了考证的基本原则。比如，在对李白家世问题的研究中，一些研究者围绕李白之家和李唐王室或远或近的宗亲关系，对李白家世作种种考察，其中，不少文章的共同之处是:以唐初之事代替范《碑》、李《序》及《新唐书·李白传》中的记述，否定李《序》、范《碑》的可信性。这种处理是考据的大忌。寻找李白的出生地、家世、卒年这类客观性很强的结论，应该以原始史料为依据，如果研究者不能对李《序》、范《碑》加以证伪，却又加以否定，这就等于给研究李白的生平打上死结了。当然，原始材料本身具有的模糊性和多义性，也导致了研究者理解的不同；原始材料在记载上的矛盾和文字上的错讹，也增加了分辨的困难。总之，在发现新材料之前，仅靠现有材料就急于做出定论，显然不够恰当。

其次，有些研究者只从诗歌本身出发来分析，缺少对史实的征引和必要的考证。传统考证是从史料出发作逻辑推理，其优点是能落实作家的行止出处和创作的时间、地点；其缺点在于因史料残缺而无法稽考。仅从诗歌本身出发来分析也不足取，因为许多作品是抒情的，并未涉及具体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因此，仅通过内容分析，难以对作品的写作背景及作家的事迹作出符合实际的判断。我认为合理的办法应该是:既重视作品内容的分析，又借助史料，以及文物考证，几种方法交互，以推动研究李白的学术向精深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