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盛行《六经》的说法，也许在战国末期已经流行。有经才有注经，有注经才有经学，经学流行于汉代，以儒家的典籍为经，说明那时开始独尊儒术。我对经学研究有三点想法，提出来供大家批评。

　　第一，对经典要有崇敬的心态。席泽宗的老师叶企孙说：“写文章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一篇文章30年以后还站得住，才算过硬。”如果一本书三百年以后还站得住呢？那一定是文化精品！三千年后还站得住呢？那就是经典！我们读经典著作的时候，要怀着崇敬的心态，同情的理解，采取学习的态度，而不是轻蔑的心态，挑刺的眼光，否定的观念。如果不是要继承什么优秀成果，那我们为什么要读它呢？有人说线装书都应该烧掉。有的说“24史”都是为帝王将相树碑立传的，都是文化垃圾，应该抛入历史垃圾堆。我问他看过“24史”没有，他说没有。这说明忽视历史是无知的表现。杜甫有诗句曰：“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轻蔑古籍的人都在历史中被淘汰了，古籍仍然不断流传下去。《史记》传了2000多年，是名著，再过2000年，仍然是名著。谈儒色变，是从五四到文革批儒的后遗症。北京奥运会后，这种观念应该改变一下。

　　第二，读书要有“皓首穷经”的精神。古籍流传久远，由于时代的变迁，读起来不容易理解。如果不能细心阅读，深入思考，那就难以领会其中深意。汉代有些人读儒家的书，头发白了才弄懂一本经书。我们现在不必那么，但是需要这种精神。有一个青年学者花了六年时间读《周易》经传，写出两本专著，都获得全国性的大奖。另一青年学者花六年时间细读《全宋文》，也写出两本专著，也都获奖。还有学者也是花六年时间潜心研究，写出颇有影响的大部头专著，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另一些人急功近利，想走捷径，从网上下载资料，拼凑文章，忙碌十年，却写不出高水平的论文，这叫“欲速则不达”。自作聪明，投机取巧，最后，“聪明反被聪明误”。

　　第三，经学有两条途径：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是为了弄清楚经典的本意（或原意），这就需要阅读许多著作，进行系列考证，确定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对于思想，则需要训诂、注疏方面的知识。经过综合考察，尽量恢复历史的真实。这是经学的基础。这是语言学家、历史学家所从事的工作。另一途径是《六经》注我。《宋史?儒林四?陆九渊传》载：别人劝陆九渊著书，他说：“《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又说：“学苟知道，《六经》皆我注脚。”这话非常深刻，如何理解，恐怕还需要斟酌。你的学问如果通达大道，那么《六经》就都是你说话的注脚。就是说，《六经》内容充满大道，你说的话如果符合大道。《六经》所有内容都是大道的注脚，也就是你说话的注脚。这是从思想上与《六经》相通。这是哲学家的研究经学的途径。“六经注我”有必要条件，那就是不论是否引用《六经》上的语句，其精神必须基本符合《六经》的精神实质。

　　第四，所谓新儒家。首先必须是“儒家”，坚持儒家的基本精神；其次必须有所发展，有所发现，否则就称不上“新”。有所创新，有所发展，是对理论的贡献。如果一见新说，就认为是离经叛道，加以讨伐，那就可能扼杀创新。但是，相反，如果一见新说，不加分析地大力支持，就可能产生误导，引起思想混乱。怎么才能避免以上两种情况？那就是遵照孔子的说法：和而不同，不唯上；和而不流，不随众。关键在于独立思考，独立自主，独立人格。必须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最后由历代学者（读者）来选择、评判。凡事要多想，多想才能出智慧。分析能力，是不断训练出来的。千虑必有一得。《六经》注我，关键在于“我”，我的思维能力。我的思维接近道，才可能以《六经》注我。不知“道”的人以为哲学家可以随便胡说八道，那是误解。真正做到“《六经》注我”，是比“我注《六经》”更难许多。从形式上说，一种是讲客观事实，或者说是叙述事情，追求真实；一种是讲道理，讲原则，讲规矩，讲意义。从观念上说，一种企图将经典中的事实解释明白，尽量说清楚古人的意思；一种是按自己的想法来解释经典，也就是用经典上的话来证明自己的看法，佐证自己的政治见解。

　　第五，尽量避免误解。历史的价值就在于古为今用，如果不讲道理，只有事实，那么，历史的价值就很难得以实现。古为今用，用的就是从中引出的道理，供现在的人决策参考，以及如何预测未来。如果不了解事实，或者脱离当时的现实，根据现代人的心理，妄加推测，就是治学一忌。例如在没有任何史料根据的情况下，说大禹“三过其门而不入”是因为有外遇。那个时代有什么外遇？孟子讲这个话后，有这样的分析：“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孟子?离娄上》）天下水灾，有人溺水，大禹感到责任重大，就好象自己使人民溺水，所以那样着急。为了救灾，才那样着急，才至于“三过其门而不入”。

　　现在注《论语》的著作很多，许多人对于普及儒家思想是有贡献的。但这也难免出现一些注释不太恰当的现象，和需要斟酌的地方。我看书不多，所见不广，仅举个别例子来说明注经之难和需要注意的问题。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如何理解这里的“同”与“和”？据《左传》记载晏婴的说法，“和而不同”强调多样性的统一，也是体现中国古代的民主精神。

　　有的学者据此认为孔子讲和谐不讲平等，代表上层统治者（君子）的利益。说墨子代表下层民众（小人）的利益，是“尚同”，是讲平等而不讲和谐的。这个“同”是表示平等吗？墨子讲尚同，是主张平等吗？我们可以看一下《墨子?尚同》是怎么说的。墨子认为社会问题在于思想不统一，“天下之人异义，是以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而且“人是其义，而非人之义，故相交非也。”他主张“乡长之所是，必亦是之；乡长之所非，必亦非之。”乡长率万民“以同于国君”，“国君之所是，必亦是之；国君之所非，必亦非之。”再升一级，“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这就是墨子主张的“尚同”，“尚同乎天子”（《墨子?尚同中》）。简单地说，民众同于乡长，乡长同于国君，国君同于天子。这就是墨子所说的“尚同”思想，这哪有什么平等？这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统治者都能接受的，都力求实施的上同方针。一切服从上级，全民上同于天子，就是尚同。与平等相去甚远。却有学者认为将“同”理解为“平等”可能更符合孔子的原意，实在让读者费解！晏婴、孔子、墨子对“同”的理解是一致的。说墨子尚同就是主张平等，却不引墨子原话，晏婴有具体明确的说法，故意不引。表明作者有意歪曲孔子的说法。不提墨子“尚同”的具体内容，用“平等”解释“同”，当然有可能由于“望文生义”使读者产生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