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在《病后杂谈之余》中写道,除了水火兵虫之外,古书有“三大厄”。首先是清代陆心源所言,“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妄行校改。后面两厄是鲁迅提出的,一是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再一是今人标点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乱点一通,佛头着粪。 这已经是70多年前的声音了。 近30年,国运亨通,书业也跟随着发达起来;其中一景,正是古书出版的风起云涌。在这一段时间里,全国几乎所有的出版社,都或多或少地参与了这场商业争斗。我想,如此状况,一定不是70年前的鲁迅先生能想象到的。以他的学养,以他一贯的挑剔与尖刻,以他“三厄”之说的判断,倘若“醒来”,看到这一派热闹景象,我们一定又会听到先生冷冷的笑声,再伴随着一连串乒乒乓乓的口诛笔伐。 鲁迅先生的“三厄”说是有道理的。我初读古书时,就有老师指点我学习的方法:首先是看出版社,中华、上古为最好;其次是选择本子,最好看影印本,重排的东西总会有差错的概率;再次是看整理者,一定要选择行家的作品。回想1989年,我编辑出版《九章算术汇校本》,汇校者郭书春先生始终战战兢兢,不断强调不能有一处一字的舛误。我不太理解,还说:国家规定,允许有万分之几的差错率;时下无差错的书,大概只有《毛泽东选集》了。闻此言,郭先生正色道,既然称汇校,重要的任务,就是要遍查古人的错;我辈原本习古不精,若又添新乱,哪还有自称汇校的脸皮! 出版“新世纪万有文库”,反响不小。其中古代文化部分,却陷入不讨好的境地。有人批评如此简体、白本、重排、横排,问题太多。网上甚至有人写道:“一个辽教,一个晋古,都属于好刻古书而古书亡的典型案例。”(网名:谭伯牛)这样的话,当然来自上述鲁迅先生“三厄”的句式。后来,《新京报》采访“新世纪万有文库”古代文化部分学术策划杨成凯先生,杨先生承认,文库中存在一些问题,但他也引用鲁迅先生《关于翻译(下)》中的话加以反驳:“这苹果有烂疤了,然而这几处没有烂,还可以吃的。”那篇采访的题目就是《吃烂苹果有总胜无》。 说一点儿题外话。鲁迅的那篇文章中还谈到“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道理,最受毛泽东赞赏。据说在毛逝世的前一年8月,他还让身边的工作人员给他朗读此文,并且用颤抖的手,在《鲁迅全集》的封面上,写下“吃烂苹果”几个字。 俱往矣。如果我们把鲁迅先生的话称为“旧三厄”,看看时下的局面,显然它们的弊端尚未消去;遗憾的是,“新三厄”又款款而来。何谓古书之“新三厄”呢? 一是白话翻译。这当然是新文化运动的功劳了。近30年,古文今译之风大为盛行,几乎所有的古书都有了白话的本子。且不论译得对错,“今人好译古书而古书亡”,这话总是有道理的吧。不瞒你说,我也组织出版过“中国古代科技名著译丛”,包括有《周髀算经》、《洗冤集录》、《天工开物》等等。 另外,我也收了不少白话版的古书,其中有三本书自认为最有特点。第一本是文革时中华版的《论语批注》(1974),它有三好,即标准的索引注释、周到的白话翻译和几乎见不到错字。更值得收藏的是文中的批判词条,读起来能把你气死、笑死、呛死;那水平,那幽默,那政治,绝不是今日之学术明星们可以相比的。比如:“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批判:“拉拢来自远方的反革命党羽”。“朝闻道,夕死可矣。”批判:“复古之道,复辟之道。”第二本是台湾学者孙振声先生《白话易经》(1981,星光出版社),我存的那一本还是影印的海盗版。它的好,表现在品质上,更在台湾民众的国学水平上。第三本是沈玉成《左传译文》(1981,中华),书名是沈雁冰的题字,全书译得也好。我读此书时,曾与中华书局胡友鸣先生交流,谈到书中关于数术的翻译有不准确之处。友鸣兄说,像《左传》、《梦溪笔谈》等横跨多学科的书最难译注,沈先生的译笔已经很难得了,读此书,权作一种阅读欣赏吧。 二是简体。关于此事,一直颇有争议。像《九章算术汇校本》,只能用繁体字,否则还汇校什么?当时东北没有一家印刷厂能排繁体字,最后还是到深圳排的版。后来出版《周一良集》,周先生也坚持全书繁体竖排。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点校本的出版,堪称是一个文化奇观,如果改为简体字,会是什么感觉呢?尤其是《汉书》?李学勤先生主编《十三经注疏》(1999,北大)标点本,简体横排,真是一件不得了的出版工程。是耶?非耶?反正我很喜欢。为什么?因为读中华书局两卷本影印版的《十三经注疏》,几乎弄瞎了我的眼睛,毕竟是有些老了。 三是网络版。几年前,我还不知道网络版的厉害。当时写《数与数书札记》,做笔记时每天敲字,字库中的古文字又不全,整天累个半死。后来读《五行志》,我手下的一位电子书编辑告诉我,网上什么古书都有。他给我弄来《二十四史》、《十三经》、《春秋繁露》……真是想什么有什么。我问:这都是谁干的?又不收费?他开玩笑说:雷锋啊。东北人哪是活雷锋?网虫们才是活雷锋呢。只要你不怕文中有错误,书目是应有尽有。我且喜且忧,心中却自然地想起鲁迅先生关于烂苹果的比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