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学即新国学

冯其庸

　　国学的概念虽然近代才有，但是国学的内容古已有之。有人说，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国学，这是对的。但是又问，我们要搞哪个时代的国学?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们要研究的当然就是我们今天的国学，我们不可能倒退到乾嘉或者清末时代去，今人研究国学有今人的观点和方法，有今人的时代需求。今人即使研究秦汉六朝的学问，那还是今天的学问。时代具有主体性，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

　　不错，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国学，这说明国学一直处在变化发展之中。诸子百家出现在春秋战国时代，《史记》、《汉书》出现在两汉，唐诗宋词元曲，唐宋散文，宋明理学，明清小说，这些相对稳定的学术概念，几乎都有时间限定，都是一个时代的标志。每一个时代的国学，都是在前代国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今天我们研究的国学，就是涵盖以往任何时代的中国学术。

　　近百年来，甲骨文、金文的发现，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简牍的大量出土，敦煌宝藏的意外面世，西部古代简帛文书不断地呈现……，这些一方面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国学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极大地扩展了国学的领域。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中国受到西方的多方面影响，很多新的学科就是在西学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在西学的影响下国学也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新面貌。今日我们研究国学，能够绕过国学的百年历程吗?当然不能。国学的领域扩大了，这就是大国学的概念，于此同时，这也是国学的新拓展新进步，所以大国学就是新国学。

　　国学研究，我的理解，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研究对象。对此，大国学、新国学就是反对画地为牢，不能人为地说这可以研究，那不可以研究。国学作为新的时期刚刚开始，刚刚开始就到处设置篱笆，是不利于长远发展的。凡是现在属于我国内的学问都应该收入我们的研究范围之中。大家知道无锡国专的校长是唐文治，他是著名的经学大师，但是他就是坚持让学有专长的先生都来上课，所以无锡国专没有变成经学院。有人说，国学太宽泛了，边界太模糊了。我认为，现在我们的国学研究状况总体上并不发达，这个时候边界模糊一些是很自然的，只要坚持大国学的理念，就会愈研究愈清楚。

　　二是研究方法。义理、词章、考据，凡是有利于学术问题解决的都是方法。近代以来，西学给中国带来很多东西，其中一个就是方法论，研究讲究方法。王国维先生能够提出“二重证据法”，显然得益于近代西北考古的启发。很多新的研究方法是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如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就能够很好地应用到我们的国学研究中去。大国学要有大思维，凡是人类的积极文明成果，都应该吸收，研究方法当然也要吸收。

　　三是研究立场。学术研究是否有立场问题，恐怕这是一个仁智之见。国学这么多年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人不敢坚持中国的学术立场，以至于国学概念都不敢提及。西学全面否定国学的存在价值，一方面是西方中心论的具体体现，另一方面是国人不能坚持，这与其怪人家，不如从我们自身上找原因。学习西方不意味着一定要否定中国。我们比较熟悉的国学大师，不论是王国维还是陈寅恪，他们都是在没有放弃中国立场的前提下学习西方学术的。在民族国家存在的背景下，学术的国家民族立场存在是正当的自然的。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国学研究有着广阔的前景。我们研究国学是为了让国学的优秀传统能够在今后发扬光大，让中国文化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学习外来文化是必须的，那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但是一味地学习他人，对本国传统数典忘祖，那就走向了偏颇。要明确，学习别人是为了发展自己，不是把自己变成别人。我们不会主张让中国文化解决全世界的所有问题，但是我们至少要让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按照数千年世界文化发展的实际来说，事实也是如此。人类文化的丰富多彩，是人类的幸事，中国文化至今未能中断，是中国的幸事。中国的学者，可以有不同的文化观，但是对自己国家的历史和文化缺乏研究，甚至略无所知，能说是光彩的吗?虽然说中国文化未曾中断，但是近代以来的危机还是严重的，现在的状况更不能乐观。研究国学，传承文化，要我说，是国家和民族走向兴旺、发达的重要方面，也是今天的民族大义。

　　中国人民大学设立国学院，招收本硕连读学生，到今年已经三年了。当初因为国学院开办而出现的争论也渐渐平息了。很多事情，还要到多年以后才会有定评。与其放着研究不做来争论名词概念，不如先研究起来再说。看见学生们的进步，我作为一名老师，感到特别高兴。孔子说后生可畏，希望还在于年轻人。他们今日熟悉中国文化经典，来日就会更好承传下去的。

开拓领域扎实基础

傅璇琮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创建三年以来，于国学教育与国学研究甚有建树。在教学方面，除传统的文史哲学科外，多有所开拓，据我所知，如宗教文化、西域文明等等，在当代国学研究领域，甚有特色。

　　国学研究，概括说来，即为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传统文化研究，应当说，范围是相当广阔，并大有可为的。我个人以为，文献学应当是传统文化研究的基础，而文献学基本骨干之一的目录、提要研究，则更一向被视为入门之学。就我个人治学经验，我觉得，当前我们进一步推进国学教育与研究，可以着力于古代典籍提要的系统编撰，这也能开拓领域，扎实基础，促进国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提要是我国传统目录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目录著作则一直受到古今学者的重视。清代著名学者王鸣盛在其《十七史商榷》中就强调:“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而目录著作，一般分书目和提要，提要即自西汉刘向《别录》开始，当时称为“叙录”。“叙录”的内容，除著录书名、篇目及雠校原委外，主要是记述著者生平，说明书名含义及书之性质，考辨书之真伪，论述其价值与学术源流。这可以说是我国目录学中“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优良传统的开端。也正因此，上世纪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在其《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中，就将刘向《别录》与司马迁《史记》并提，认为“在史学史上是辉煌的成就”。

　　但此后很长时期，官修的正史《经籍志》、《艺文志》，有时仅有一二句小注，并未有《别录》体例的提要。自南宋《郡斋读书志》起，至明代一些私人藏书目录，则连续出现提要，但大致也较简略，并只偏重于版本著录。真正从学术角度为经史子集四部传统典籍作提要的，是清乾隆时由纪昀主持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当时参加《四库全书》提要初稿撰写的，多为第一流名家，他们发挥各自的专长，以义理与考据相结合，对各书考订其异同，辨别其得失。故清季张之洞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术门径矣。”(见其所著《輶轩语》)即使为近代学者余嘉锡对《四库提要》中的缺失多加指正，但他在所著《四库提要辩证》一书的序言中，仍明确自承:“余之略知学术门径，实受《提要》之赐。”近二十余年来，我们古典文学界，则又从学术史的角度，探讨《四库提要》的文学观念流变与理论批评原则。如有认为《四库全书》对杜甫诗集的选录及评论，是清中叶对杜诗学的一次总结和检讨;也有从历朝词集提要中探索当时学者对词的发展规律及词学思想、词学风格的认识;更有些论著，就文体学对《四库提要》作系统的评述。因此我认为，我们如果将有代表性的古代典籍，以提要的形式予以系统的记述与评议，这一方面可以体现当前传统文化研究思路和领域的开拓，另一方面也可如实反映提要这种体裁，已超越目录学的传统框架，成为文学研究、史学研究、哲学研究等既扎实而又充分表达理论观念的一种方式。

　　数年前，我受学界友人的委托，筹划一个项目，名为《中国古代诗文名著提要》，即组织多位学者，从当前学术发展的高度，充分吸收前人和现代的研究成果，选择古代有价值、有代表性的诗文别集和诗文评著作，以提要体裁，一一加以介绍和评议。每一篇提要，大致包括著者(及编纂者、校注者)简历、内容要旨，以及学术价值和版本情况。内容要旨与学术评议，一方面对著者与作品本身作概括的评价，同时又着重从文献学的角度，对书的编纂、流传作较为全面的叙述与辨析。

　　这部《名著提要》所著录的，起自两汉，至清代后期，近两千种，为学术史研究提供重要史料。

　　我们国学研究课题，可以宏观概论，也可以是各类经典著作的选注、解读，不过我们如有计划地对古代典籍各领域代表性著作编辑提要，将会发掘多方面的知识资源，并可补各种专题研究史之不足。值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成立三周年之际，谨提出此设想，期望学术界予以关注，期待有“国学百科全书”问世。

国学是国民教育的思想宝库

彭林

　　长期以来，中国传统文化被说得漆黑一团，令人望而生畏，避之唯恐不及，以致完全不知道《四书》《五经》究竟说的是什么，但凡一听到“国学”二字，就联想到“封建”和“腐朽”。其实，只要将儒家经典拿来读读，就可以知道它并没有想像的那么糟糕，恰恰相反，其中有许多值得我们继承的思想精华。例如《诗经》，大多数是民歌，少量的是史诗或士大夫生活的描述，不过内容健康的居多数。《尚书》是虞夏商周四代的官方文诰与文书，主题是明德、慎罚、勤政、无逸，其中对周代民本主义思想的表述极之精彩。《仪礼》记载先秦的冠礼、婚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等，恭敬谦让，尊老敬长，相当的人文。《乐经》在秦火之后失传了，现在的《礼记》中有《乐记》篇，由此可知儒家提倡德音雅乐，希冀以此来陶冶人的心性，以求得人心与社会的和谐。《周易》讨论事物的消长与变化，富于哲理;又论天道与君子，清华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就取自《周易》。《春秋》是鲁国史书，经过孔子的整理，奠定了古代中国传统的历史观。

　　我这几年为大学生讲儒家经典，学生的反应相当正面，他们往往很惊讶，我们的老祖宗怎么还有这么好的东西！时下人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而人的思维却越来越肤浅，经典使他们沉静下来，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思考如何变化自己的气质，做一名德才兼备的君子。总之，对他们的人生大有裨益。当然，国学并非仅仅是儒家经典，它还包括道家、佛家等等，浩瀚无涯，中华的人文关怀、道德理想、人生智慧等等，无不蕴含于其中，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宝库。本文只是就笔者的专业领域所及而言。

　　《庄子·逍遥游》有这样一段话：“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则膠，水浅而舟大也。”意思是说，水要是太浅，是没有力量浮起大船的。将一杯水倒在堂上的小坑里，它只能浮起芥菜籽，放个杯子就会搁浅。中华民族是一艘扬帆远航的巨轮，理应需要五千年文明的深厚积淀来承载它。

负笈追师　不辞万里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谷曙光

　　中国古代，由于教育资源的稀缺和条件的限制，为投拜名师、学得文化，人们不得不负笈追师、远涉万里;而学问渊博者思传播文化，或开堂授徒，或周游天下。两千多

年来，游学作为教育文化史上的一个长盛不哀的现象，对华夏文明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创办伊始，有关领导和师生们就在积极探索教育模式的改革和人才培养的创新，而“游学”正是其中的重要办学新举措之一。当代的游学应该继承古人那种“负笈追师，不辞万里”的虔诚精神，发扬在游学中关注天下大势，书本与实践相结合，争取成为通达知变的时代先锋。由此言之，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游学活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游于山川、游于社会、游于人世，贵在学有所得。

　　熟悉《史记》的人都知道，司马迁在年轻时有过大规模的长途游历经历，这对他深入理解历史上的人物事件，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凑巧的是，04级同学的游学路线竟与司马迁的游历相当近似，只不过先后次序略有差异:第一站山东，在曲阜、邹城拜谒孔孟，感受儒学先师的光风霁月，然后登泰山而小天下;之后来到“浓妆淡抹总相宜”的杭州西湖，考察当地丰富的人文资源;一路走来，在水乡绍兴，领略了吴越侬语、小桥流水;溯江而上，至清凉宜人的避暑胜地庐山，其风土人情又是一番滋味，植物园里长眠着国学大师陈寅恪，其墓前“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碑石让人回味良久;白鹿洞书院号称古代四大书院之首，清幽宁静、绝尘去俗;离开江西，途径重镇武汉，略作休憩，来到南楚湖湘，在长沙，岳麓书院“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气概着实让人感叹;最后的旅程是去韶山的毛泽东故居，国学之旅辅以红色之旅结束，颇为耐人寻味。

　　游学途中，我们注重方式的多样性:学术报告、读书会、文化交流、探访民俗和风土人情等交叉进行，让同学们感到特别充实和愉快。通过游学，同学们深刻感悟到，从庙堂到江湖，从都市到自然，中华文化正是在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基础上的一种大一统。游学让象牙塔里的苦读学生逐渐走出书斋，树立经世致用、通达识变的人生观。游学不但配合印证了课堂及书本所学，还能弥补其不足，增长见闻、扩大视野、培养素质。游学让人不俗，心胸更开阔、视域更高远，获得审美的享受和精神的愉悦。兰亭修竹、白鹿清溪在同学们的心灵深处辟出一个世外之境，体悟生命的意义和自然的造化。

构建中华民族之民族认同

沈卫荣

　　中国是由多个民族、多元文化组成的国家，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每一成员都对中华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所以，我们今天所倡导的国学，理当突破以研究汉族传统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旧国学的樊篱，与时俱进，成为与我们民族、国家认同相一致的新国学。也就是说，国学研究的对象，应当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国学研究的目的，应当是揭示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展现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和文化财富；国学研究的成果，应当对加深国人对中华民族这一民族认同的认识、加快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的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在成立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先后成立了以研究西域历史、语言、宗教、文化为主要内容的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和专事汉藏佛学比较研究的汉藏佛学研究中心。这两个学术机构的建立明确表明我们奉行的是新国学理念，我们所从事和倡导的国学研究是构建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建设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的一项重要内容。

　　今年六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汉藏佛教研究中心，希望将它办成一个具有一流国际学术水准和远大发展前景的学术机构，一个向世界开放的、相互交流的学术平台，并在世界佛学研究领域内开创一个新的学术传统，以推动中国和世界佛学研究的进步。我们重视汉藏佛学研究首先是为了完善国学学科的建设。佛教是中华民族精神财富的一个重要部分，国学离不开佛学。而中国佛教包括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两大分支，所以中国的佛学研究应该同时包括汉传和藏传佛教研究。然而当代世界佛学研究重“印藏佛学研究”，且与汉传佛教研究互相割裂。要改变这一局面，我们只有将汉藏佛学研究整合起来，并将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建设。所以，我们在国学学科的建设过程中，从一开始就独辟蹊径，重视汉藏佛学比较研究，并把它作为建设尖端学科，培养一流人才的重要基地。长期以来，汉传佛教研究偏重对佛教义理作思想史式的探究，难以在学术上与注重文献，以语文学研究为主流的印藏佛教研究接轨，使得中国的佛学研究无法在国际佛教学研究领域内发挥应有的主导作用。而积极开展汉藏佛学研究有助于我们打破这种局面，因为它与西域研究一样要求我们较多地运用西方学术传统中的语文学和文献学方法，充分发挥我们拥有的语言、文献优势，保证我们能在较短的时间内与国际学术顺利接轨，并作出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从传统的继承和学术创新的角度出发，倡导汉藏佛学研究延续了中外好几代学人的梦想，将规划、建设起一个具有极大的学术意义和潜力的新的、独立的学科。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流亡中国的爱沙尼亚男爵钢和泰先生曾发愿要同时利用印、藏、汉、蒙等文字的佛教文献，并借助在北京的藏、汉、蒙古僧众口传的活的传统来重建在印度已经消亡了的大乘佛教传统。他的努力曾得到蔡元培、梁启超、胡适等著名中国学者的支持，在他的周围曾聚集了包括陈寅恪、于道泉、林藜光等一批兼通梵、藏、汉的优秀中国学者。至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敦煌汉传禅宗佛教的古汉、藏文文献的发现，激发了世界各国汉、藏佛教学者对汉传禅宗教法于吐蕃传播的历史的浓厚兴趣，汉藏佛学研究一度曾相当活跃。可是这样的气氛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已不复存在，汉藏佛学研究尚未成为一门与印藏佛学研究并驾齐驱的专门学科。我们希望我们的努力将最终完成汉藏佛学研究这一学科的建立，培养出一批从事汉藏佛学比较研究的尖端人才，用汉藏佛学研究的成果来推动世界佛学研究的进步和发展。值得一提的是，汉藏佛学研究也是一门具有现实意义的学问，它的进步有助于加深汉藏两个民族对他们之间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历史的了解，促进他们在宗教和文化上的相互理解，培养和建立起他们在精神和情感上的亲和力，进而自觉地以中华民族为共同的民族认同，并在这个大家庭中和谐共处、美美与共。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记我的三年“国学”生活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04级本科生　徐畅

　　记得2005年5月的一个清晨，空气中散发着初夏的暑意，我骑着自行车去上早八点的课。那时我还是国际关系学院本科一年级的学生，听到校园广播中播报纪宝成校长和冯其庸先生及相关专家商讨成立国学院的消息，微微震动。古典文学和古代史，是我长久以来的爱好，不知道能不能有机会去接续呢?不过这件事很快淹没在连篇累牍的微积分作业中了。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这将是我大学生活乃至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10月份时，与来自全校其他院系的另外29名04级同学一起，我们组成了一个全新的班级——04国学班——这个被孙家洲老师亲切地称为“黄埔一期”的队伍。

　　国学院的教学方案和课程设置，以原典研读为主，以打通文史哲为宗旨，并不拘于学科的限制，如太炎先生所言，把“一国固有之学”作为整体来看待。对于我个人而言，我对于传统文化之热爱，不停留在外在之形式，而是在于上好每一节课程，读好每一本经典，与每一位老师进行对话和交流，了解、进入他们的学术世界。我从李炳海老师那里感受先秦两汉文学的朴拙大气;和诸葛忆兵老师讨论北宋词坛二晏、欧苏的升沉;在孟宪实老师的指导下，借助出土文献等新史料，在遥远的吐鲁番发现历史;从王子今老师那里，体悟秦汉史研究的独辟蹊径。

　　一年一度的国学院“学术活动月”，更是开启了我潜藏而不自知的能量。回想第一届，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上交了研究清代财政制度的文章，竟然得到了第一名的好成绩。这让我找到了自己努力的方向，也稍稍明白了国学研究的方法路数。

　　我知道，学习国学，要不得一点浮躁与骚动，也没有更多的物质利益，“国学”生活，要我们时刻对她充满热爱，要我们甘守寂寞和冷落，要我们繁华洗尽，要我们专一地、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精力和时间。今天的我，随着自己的步伐，有了全新的使命，我常反复吟咏陈寅恪先生在《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中对杨树达先生的写照:

　　先生少日即已肄业于时务学堂，后复游学外国，其同时辈流，颇有遭际世变，以功名显者，独先生讲授于南北诸学校，寂寞勤苦，逾三十年，不少间辍。持短笔，照孤灯，……与彼假手功名，因得表见者，肥瘠荣悴，固不相同，而孰难孰易，孰得孰失，天下后世当有能辨之者。这字字句句，也正是我最想送给自己今后更漫长国学生活的寄语。每当被问及专业，答之以国学时，我学习理工科、法律和财经的同学总会疑惑地问：“国学能当饭吃吗？”我总是微微一笑，想起了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成就伟大事业前的那句告白:“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复兴吾国学术，开拓万古心胸的非常功业，正需要我们这些后起之辈，这些新中国首个国学院的学子奋起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