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汤岛圣堂大成殿(孔子廟)。

　　《亚洲汉文学》是我的一部旧著,今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修订版。在亚洲汉文学通史还没有问世之前，《亚洲汉文学》还可以揭开那被学术主流来不及顾及的一隅，把我们带到一个斑斓奇崛的文学世界，让我们诵读到一些似曾相识而不曾谋面的汉诗、汉词、汉随笔、汉小说，较近距离地接触古代东亚文化。书中虽然没有使用“互文性”这个术语，但实际上着重探讨了这些作品与中国文学的互文关系，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意在丰富中国文学史的周边研究。

　　何为汉文学?简单来说,就是用汉字书写的文学。盘点一下汉文学的家族,今天可以算成四大家:中国一家,日本一家,韩国朝鲜一家,越南一家,从历史上说,还有古琉球国一家,现在是算在了日本一家里了。

　　亚洲汉文学在各家文学史上的作用，是无可比拟与无以替代的。数百年甚至千年以上的历史文化，是赖汉字记录下来的，那些汉字的写本和印本中，有各民族的沉浮盛衰，也有各民族的喜怒哀乐。对于中国学者来说，你要了解邻国的神话传说吗？你要读懂相邻民族的文化发展轨迹吗？你要摸清那里各个时代的学术思潮和主流意识形态吗？那你就不要绕开那里的汉文典籍，不要绕开汉文学。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汉文学反映了各国意识形态的主流，是社会公认的文化价值观的体现，是各个时期文化担当者所必须掌握并首先使用的文学样式，是社会通行观念和作者个性的通用载体。在古代汉文学各家，有不以汉文学为主要写作体裁的作家，但却没有毫无汉文学修养而雄踞文坛的作家。从各国对中国文学的选择来看，有相当多的内容是具有共性的，如儒家的“大同”理想和安邦治国的使命感、道家随顺自然的生命观和宇宙想像、佛家的无常观和慈悲观等等，成为汉文学相通的内容，而重诗文的文体价值观、重风格韵味的审美意识、以及多用典、喜美化、讲声律的语言技巧等等，都是可以相互欣赏，很容易沟通和理解的。

　　然而，各家汉文学的魅力，不仅在于它们的“同”，更在于它们的“异”。就文体而言，既有基本相同的汉文体，又有面目不同的各自的“变体汉文”和汉文与各民族文字的混合体，文学样式既有共同的古体诗、近体诗、笔记、传奇、志怪、历史演义，甚至笑话，又有中国文体适应本民族文化需要后培育出的体裁。

　　汉文学是东亚文化交流的宝贵结晶。日本学者村井章介著《东亚往还》一书，着重指出，从遣唐使、菅原道真时代起，东亚外交上的共通语言就是汉诗文，在以中国人为中心的人员往来中，公私场合都有很多汉诗文的唱和，异国间人们内心交流得以成为可能的背景，就是诗歌所具有的超越民族、思想差异的世界性。我们还不应忘记，从9世纪到17世纪，这种以汉诗文为中心的交流，使典籍、书法、绘画、体育、文物等多方面物质的交流活动，有了思想和精神的意义。

　　汉文学的在东亚文化交流中的核心地位，还表现在各民族文学家对本民族语言翻译成汉语的渴望和激情上。为了在更大范围内传播本土文化，各国文学家不仅积极寻找将本国文学传向中国的机会，而且努力通过汉译将本国固有文化介绍给中国。韩国《均如传，第八译歌现德分者》说汉诗与韩国乡土歌谣乡歌“同归义海，各得其所”，各有其美，而两者却不能相互欣赏：“梁宋珠玑，数托东流之水；秦韩锦绣，希随西传之星。”因而下决心，要把乡歌中的佛教歌谣译为汉诗，让中国人也能读到。均如热切希望中国诗人能够通过自己的汉译乡歌，理解本国独特的文化，让本土文化走出国门。他很早就在做我们现代人想做的工作了。

　　日本江户时代也出现了将《源氏物语》、《太平记》、《南总里见八犬传》等改写成汉文小说的尝试。这也是有感于中国小说在日本流布甚广而日本小说却在中国少为人知的现实，积极谋求文学交流的平衡和对等的一种努力。遗憾的是，当时这些日本小说汉译很可能都没有能传入中国，即使有人读到，也没有引起注意。

　　尽管如此，对于周边国家文学家寻求对等交流的努力，中国一些开明的学者也曾给予积极的回应。清代嘉庆年间学者翁广平（1760-1843）编撰的《吾妻镜补》，在《艺文志》中著录的主要就是日本的汉文典籍，清末学者俞樾编选的《东瀛诗选》广收日本汉诗，予以简评，又编《东瀛诗纪》介绍日本汉诗人。后来黄遵宪和沈文荧还为石川鸿斋批撰的《本朝轨范》做了联合点评。这些例子，都说明我国学者确有以开放、谦逊、宽容的态度接受域外汉文学的传统。这是汉文学能够在文化交流中曾经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条件。

　　某些新的学术课题的发展，其前景往往是难以料定的。不过，如果设想一下，亚洲汉文学的研究对于我们的文学研究，到底会带来哪些新鲜的内容，也不是没有意义的。比较文学研究有时要依赖文献学的新发现，所以下面这些方面，实际上是与这两者相关的。

　　首先，在邻家汉文学中，保存着中国散佚的文学文献。近年来对各家汉文学中保存的敦煌文学文献及其相关文献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当然，其中也包括文字学、历史学等的材料。来华的使节、留学生、僧侣撰写的汉文撰写的汉文游记、笔记，以别样的眼光，记录了中国历史的细节。其中朝鲜使节撰写的大量《燕行录》已在韩国整理出版，是为研究亚洲文化史的宝贵资料。同时，在这些记述的基础上，学士们还创作了很多以赴华使节经历为题材的汉文小说。

　　其次，在邻国汉文学中，保存了中国文化与文学域外传播和接受史的丰富材料。在朝鲜汉文小说中，不少作品以中国为舞台，而在日本汉文小说中则不乏根据中国故事“翻案”（即改写为发生在日本的故事）,乃至假托中国人写作的作品，这些都直接或间接部分反映了汉文化在周边地区的传播和影响，而在其中的千变万化，则折射出彼此的文化差异。

　　再次，在汉文学中，保存了各国民族语言文学的中国元素的来源资料，欲对各国文学原始察终，辨同析异，则舍此不免见木不见林。日本明治时代成书《谈丛》引依田学海的话说：“不熟汉文，则国文终不能妙也。顾世之学者，往往陷溺所习，是以笔失精神，文竟归死物。”依田学海的看法，很有见地，至于汉文与现代日文的关系，还颇有探讨的余地。各国情况又相距甚远，研究内容和方法都有待于探求。

　　最后，汉文学本身，就是各国的“国文学”。韩国古典文学名著《东文选》序曰：“是则我东方之文，亦非汉唐之文，乃我国之文，宜与历代之文并行于天地间，胡可泯焉而无传？”同样，日本汉文学虽然充满了源于中国文化的用典、戏仿（parody）、拼贴、改写、引用以及其他涉及文化各方面内涵的“前知识”，构成互文性参照，然而也正如王三庆《日本汉文小说丛刊序》中所说：“如果追根究底，这些汉文学作品纵使以中国文学为肌肤，脉络中流动的却是日本人的意识形态和血液，在文化和文学的传承转化当中，曾经以思想前卫，引领一代风骚的姿态，走向未来。”因而，深化汉文学研究，也就可能催生出对该地区文学、文化研究的新成果。

　　由于很多汉文学作品没有得到印本流传的机会，仅以手稿传留下来，所以至今整理出版的作品仅占很小的比例。中国、日本、越南、韩国陆续对写本汉籍影印出版，如日本出版的《古典研究会丛书》,韩国出版了《笔写本古典小说全集》等，这些影印本与敦煌写本等中国写本一起，构成“汉字写本学”(或称东亚写本学)的基本资料。“写本学的宗旨是对体现手稿在其特定时空条件下的内在和外在的全部特征进行最理想最详尽的描述”，在将中国写本与海外写本充分把握的基础上，运用严格的技术分析方法，将写本作为汉字文化圈各个特定历史时期及其背景的见证物来研究，建立“汉字写本学”以追寻汉文文化的哲理蕴含，我们有很多事情还可以做得更好。我们与周边各家的关系,是一盘永远下不完的棋,那么我们的互读,也就是一篇永远没有收尾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