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武德时期的政局与史学

　　对于初唐史学的发展，引起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八部纪传体正史的撰修完成。关于这一成就的取得，受到高度重视的是武德五年（622年）唐高祖李渊的《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对于这道诏书的颁发原因及其结果，《旧唐书·令狐德棻传》记述说：唐王朝立国不久“（令狐）德棻尝从容言于高祖曰：‘窃见近代已来，多无正史，……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如臣愚见，并请修之。’高祖然其奏”。遂下诏令中书令萧瑀等修魏、周、隋、梁、齐、陈等六代史。“瑀等受诏，历数年，竟不能就而罢”。

　　唐初的这次修史活动，有如下几点引起了我们的关注。其一，这一“启动”唐初官方撰修前代诸史的诏书，是在史学家令狐德棻的建议甚至是“劝说”下颁布的，并不是唐高祖李渊“发自内心”的一种主动的自觉行为。其二，据《唐会要·史馆上》的记载，令狐德棻提出修史建议是在武德四年十一月，而《唐大诏令集》记载李渊修史诏的颁布却迟至武德五年十二月，其间相隔了十三个月之久，可见这一事关史学的建议并未受到李渊的足够重视。其三，诏书下达后，修史工作不仅“历数年”而没有明显的成就，甚至最终放弃了这一工作。可见在诏书颁发后，李渊并未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加以实施，使修史工作未能很好的进行，最终不得不“罢”废。

　　这种状况的出现，固然与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李渊对史学作用的认识有关，但与当时的政局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武德四、五年间，立国不久的唐王朝还远未建立起稳固的统治，外有突厥的侵扰，内有刘黑闼等“叛军”的攻伐，内外交集，兵结祸连。说当时的李唐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似乎并不为过。这对唐王朝的生存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如果说这还只是“肌肤之疾”的话，那么，最高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位斗争的白热化，则是唐王朝的“心腹之患”。直到武德九年六月，李世民于玄武门杀死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皇室内部的争权斗争才以极为“惨烈”的方式宣告结束。显然，从修史诏书颁布前后数年的政局看，李渊必须首先应对外患内乱，协调皇室争斗，动荡的局面使他不可能再有时间和心思顾及并不“急迫”的修史工作。这就使当时的史学处于“呼声高，行动少”的颇为尴尬的状态，很难取得实际的成就。

　　二、贞观时期的政局与史学的发展

　　唐代史学真正的稳定发展显然是在贞观时期。贞观元年（627年），李百药开始撰《齐书》，此后姚思廉开始写《唐史》。与此同时，武德时期无暇顾及的五代史的撰修，也在贞观时期重新启动。此后，不仅贞观十年顺利完成了五代史的修撰，且于贞观十七年完成《高祖实录》和《今上实录》，贞观二十年至二十二年又完成了《晋书》的撰修。贞观时期一系列官方的史著撰修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及其顺利完成，促成了初唐时期史学的明显发展，与之相关联的在官方修史制度上的一些重要举措，对后代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这种由衰而盛的变化趋势所显现出的史学的基本走向，与政局由武德时期的动荡转而为贞观时期的平稳同样是密不可分的。贞观时期，随着外患内乱的基本平定和皇室内争的结束，此前乱象丛生的政治局面逐渐变为安定平稳。贞观初期，情况之好已远非武德时期所能想象，此后长期而又良好的发展态势，最终形成了众口称誉的“贞观之治”。这种与武德时期完全不同的政治局面，使唐太宗李世民不再忙于为处置“紧急事务”而无暇他顾，而是将主要精力用于思考如何成就万古流芳的“圣王”之业，从而对成就圣业所不可或缺的史学给予的关注程度远非武德时期的李渊所能比拟。《全唐诗》中保留着李世民的两首“鉴史”诗向我们透露了这一信息：其一为《赋尚书》：“崇文时驻步，东观还停辇。辍膳玩三坟，晖灯披五典。寒心睹肉林，飞魄看沉湎。纵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鲜。灭身资累恶，成名由积善。既承百王末，战兢随岁转。”其二，《咏司马彪〈续汉志〉》中有这样的句子：“绵代更膺期,芳图无辍记。炎汉承君道,英谟纂神器。潜龙既可跃,逵兔奚难致。前史殚妙词,后昆沉雅思。”

　　看得出，李世民经常读史，以致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同时，在读史过程中，他认真思考的是前代兴灭成败的历史的经验教训。这种对历史的关注与思考，已经成为李世民的一种“思维习惯”，《贞观政要》中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这种对历史的关注与思考，在其贞观二十年颁布的《修晋书诏》中同样有明显的体现。如果将此诏与唐高祖李渊《修六代史诏》相较，其气度之恢宏和对史学认识之深刻，远非后者所能相比。这种因政局变化而形成的对史学迥然不同的态度，成为贞观时期史学发展出现的主要原因，也是当时史学走势良好的关键因素。

　　三、高宗、武周时期的政局与史学的变化

　　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唐太宗李世民病逝，这事实上意味着以政局稳定为标志贞观治世的正式结束。在此后高宗、武周统治的五十多年时间内，动荡的政局取代了原本的平静，当然，这是与武德时期在形态上有着明显差异的“新的”动荡。其表现之一便是：武德时期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尽管十分激烈，但维持的时间相对短暂，这种斗争只持续了数年，便以“玄武门之变”的极端形式“一次性”地得到解决。而高宗武周时期，政治上层的斗争长期而又尖锐，这种斗争在武则天入宫之后日益凸显。长期持续且尖锐程度很难得到缓解的权力争斗，使统治者不得不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了应对这种斗争的权术使用上，集中在了帝位的维护与局势的控制上，史学受到了冷落。

　　在中国古代，对历史的关注往往首先表现在对刚刚逝去的由衰而亡的前一代王朝的历史经验教训的重视上，这是判断统治者是否重史的极为重要的标志。就唐朝尤其是初唐而言，对隋王朝兴衰灭亡历史经验教训的重视程度，正是统治者对历史态度的集中体现。如果我们以此为标准进行考察即可发现，仅据《资治通鉴》的记载，武德时期李渊主动提及隋朝的历史经验教训只有一次，高宗、武周时期只有高宗在位时提及一次，而在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主动提及隋王朝的历史经验教训达二十多次。须知，李世民在位仅二十三年，而高宗、武则天在位共五十五年，这种在历史关注“频率”上的强烈反差说明，高宗、武周时期特定的政局，使史学不再像贞观时期那样受到重视，一度出现的迅速发展的态势也随之终结。

　　高宗、武周时期史学受关注的程度明显减弱，一个典型的事例是：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对史学的重要性有着充分的认识，他在《史通》中强调史学的社会与政治功能。就是这样一位高度重视史学功用的史家，在武则天证圣元年（695年，是年九月改元为天册万岁）的上书中，无一字提请统治者应重视史学、重视总结和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一个正九品的上县主簿，对自己向最高统治者上表的看重与认真是可想而知的。而在刘知几看来，史学对“有国者”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但就是在这篇上表中，刘知几没有提出重史的请求，我们可以想见的是，他清楚地知道，如果提出重史请求，其上表是引不起统治者兴趣的。

　　在这种背景之下，统治者在议政过程中很少提及史学，只有高宗在总章三年（670年）颁布了一道《简择史官诏》。诏书中虽然强调了修史官员应具备的素质，但其最终目的是要限制国史记述内容的“扩散”，是一种控制国史的手段。因而，高宗、武周时期，随着政局的变化，史学在贞观年间“迅猛发展”的态势也走向了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