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程千帆先生所提出的“从作品中抽象出文学规律和艺术方法来”的学术思想引入到《韩非子》的研究当中，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与传统文学理论以及现代文学思想相关的一系列看法来，“文体学思想”便是其中之一。

　　一、关于文体的分类。

　　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说:“诸子争鸣，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书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从文体分类的角度看，《韩非子》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尤能体现“后世之文体备”的特点。我们以传统的文体分类方法为参考，可以将其分为以下一些类别:

　　1、书表体，指《难言》、《爱臣》、《存韩》等上书;

　　2、政论体，即传统文体所谓的“论”与“说”，包括《五蠹》、《显学》、《孤愤》、《说难》等;

　　3、问对体，包括《问辨》、《定法》等;

　　4、“难”体，包括《难》四篇与《难势》;

　　5、“说”体，指《说林》上、下与《内外储说》六篇，这是该书中最为独特的一类，也是我国最早的寓言专集;

　　6、解释体，指章句性质的《解老》和《喻老》，《本传》说韩非“归本于黄老”，当主要是因此类文章而言。

　　此外，韩非作品中的韵文与寓言也很值得注意。就韵文来说，既有《主道》、《扬权》等全篇用韵者，也有《解老》、《八奸》、《八经》等部分用韵者，它们代表着先秦韵文发展的新阶段，“无论文字、句式、韵律、手法都超越他的前辈，俨然是独树一帜的韵文新体。”(谭家健《先秦散文艺术新探》);至于其寓言，既包括《说林》、《储说》等寓言专集，还包括《喻老》等其他篇章中的寓言，其总数至少在300则以上，这也标志着中国寓言的独立。

　　如此众多的文体出现在韩非散文中，几乎涵盖了先秦诸子散文中的全部，《韩非子》也因而“在先秦散文体裁发展史上，处于集大成的地位”(谭家健语，同上)。我们既可以从中看到文体的多样性，又可以将其作为战国末期文体分类的总结。而且，它对后来的文体分类思想，也有着很大的影响。

　　二、“体、用”关系与文体的创新。

　　中国古代文体学一个重要的传统就是对“体、用”关系的认识。从发生学的角度看，文体的产生与其实用性是紧密相关的，“体”源于“用”，用途的差异导致了体裁的不同。韩非散文也较为集中地体现了“体”与“用”的辨证思想。

　　韩非散文中，书表体之用于上书，论说体之用于说理等，是对已有文体形式及其功用的沿袭，具有“以用别体”、“以体论文”的文体学意义;而“难”体、“说”体、解释体等特殊文体的出现，则是韩非根据实际需要而创造出的新的文章形式。例如《难》篇本是为了辩诘、磨炼思想而成;《说林》是对寓言故事等原始材料的汇编;《储说》则将这些寓言故事系统编排，各有提要，带出目录，以便记忆和运用;《解老》、《喻老》借《老子》来申述己意，在解经的形式下，“解”文从依附于经文的形式下独立出来，成为一种特殊的文体。其中《喻老》创造性地以寓言故事来阐发《老子》的哲理，更是韩非个人的发明。尽管我们还不能说韩非已有了明确的文体创新意识，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文章形式一经产生便定型化，从而成为新的体裁的上源。这种创新，既有“文章体制，与时因革”的外部因素，也有“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以及“旧体难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的文体内部因素。总之，“体”产生于“用”，同时又进一步制约着“用”，“体”与“用”的辨证关系在这些独特的文体形式中得到证明。

　　三、文体与语言的关系。

　　文体形式的差异，归根结底表现在语言形式、叙事、结构、语体风格等方面。仅以语体风格来看，《韩非子》中书表体的严肃诚恳、论说体的周密犀利、“难”体的严谨细致、“说”体的生动诙谐、解释体的深奥古朴、富有哲理等，都反映了文体对语言有意识的选择。至于《存韩》中李斯所说的“非之言，文其淫说，靡辩才甚”，恰恰是他者眼中对于韩非书表体的认识。又，《难言》一文列举了劝谏人主时12种不同的言辞，从各个方面对说辞的性质与特点作了阐释，是一篇具有理论意义的纲领性文章。它所体现的正是“说辞”这类文章对于语言的特殊要求。前人谈到韩非散文风格时，多以“犀利峭拔”来概括，则是未能兼顾到不同文体所表现出的不同语体特征，因而不免失之片面。

　　另一方面，语言也制约着文体的选择。韩非借田鸠之口说明墨子“其言多不辩”的原因是“若辩其辞，则恐人怀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外储说左上》)，“以文害用”便是语言本身对于文体的制约。同样，《难言》中的各种语体其实也就规定着“说辞”的选择与走向。将这种思想与曹丕《典论·论文》所说“诗赋欲丽、奏议宜雅”等联系起来，与刘勰《文心雕龙》的“辨体”与“炼字”联系起来，不仅可以见出韩非对于文体与语言关系的直观认识，更可见出“我国古代的文体学当中本身便包含着语言学领域的文体学”这一传统的理论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