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食譬喻就是利用饮食现象进行比方。在我国古代文论视阈中，利用各种饮食现象进行譬喻，构成了一道独特景致，也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管窥我国文论特色的新窗口。

　　从譬喻广度上来看，我国古代文论在文学艺术的本体特征、创作、批评接受以及传统观等诸多方面注意到文学艺术和饮食活动之间的某些相通之处。如，袁枚为了说明诗歌本质在于人之性情，在《陶怡云诗序》用饮食中的水和他物的配合关系譬喻说:“夫水，天下之至无味者也。何以知味者取以为先?盖其清冽然，其淡的然，然后可以调甘毳，加群珍，引之于至鲜，而不病其庮腐。诗之道亦然，性情者源也，词藻者流也。源之不清，流将焉附”。正如水之至清至淡，为饮食活动奠定了良好前提，诗歌也首先要求人至真至诚的性情，只有这时才方便于借外在词藻书面表达出来。如果没有至真至诚的性情，诗也将失去安身立命之所，称不得上品。

　　在文学创作论方面，王夫之认为创作中在处理情与景关系上，务必情景交融，情中寓景，景中见情，如同饮食中要善于巧妙搭配荤素一样，不可以把两者人为对立或机械剥离，影响最终审美效果。所谓“景者情之景，情者景之情也。高达夫则不然，如三家村筵席，一荤一素。”(《唐诗评选·首春渭西郊行呈蓝田张二主簿》)

　　在文学接受论方面，杨万里《颐庵诗稿序》用人们日常食用“饴与荼”为喻来说明诗歌当以字外有味、余味不尽为上的道理:“人孰不饴之嗜也，初而甘，卒而酸;至于荼也，人病其苦也，然苦未既，而不胜其甘。诗亦如是而已矣。”食饴用荼，皆有咀嚼不尽的余味，回味无穷，出人意表，令人惊奇，诗歌追求的审美效果也当如是，不仅有客观的“字”、认识的“意”，更当要有可供想象、幻想、咀嚼的“味”，否则不能称之为佳品。有些诗初看一般，细品良佳，爱不释手，就是说的有味，耐品;而有些诗初看绝佳，但细品之下，意尽词绝，了无意味，顿感失落不已，就是因为没味，或是少味，不耐品。又有焦竑《文坛列俎序》譬喻指出诗歌发展应当遵循多样性原则:“譬如之富人鼎俎，山贡其奇，海效其错，四善八珍，三脔七葅，切如绣集，累如务杂，而又陆杜隰黍，嘉方美蚶，魏国之杏，巨墅之菱，衡曲之黄梨，汶垂之苍栗，三雅百味叠陈而遽进。乃有窶人子者，得一味以自多，忘百羞之足御，不亦悲乎!”

　　从譬喻维度上来看，中国文论在譬喻时考虑到了诸如烹饪过程特点、成品菜肴品质、原料品种及特点、烹饪主体作用、消费主体偏好、饮食功能等等，对饮食和文学艺术两者的共同之处进行了全方位的开拓和挖掘。甚至原料的市场供应也被纳入譬喻的视野。郑燮《与江宾谷江禹九书》强调“学者当自树其帜”，作者要保持创作时的独立个性，不可过于依傍，遂借饮食生活资料和商人之间供求关系譬喻说:“凡米盐船算之事，听气候於商人，未闻文章学问，亦听气候於商人者也。”再就同一譬喻对象而言，角度之多就更显著了。例如饮食活动中的“酒”，袁宏道《行素园存稿引》用“醉之忽醒”来譬喻说明对于创作材料要经过一段消化综合的发酵过程，融为己有，然后服务于自我的创作表达:“博学而详说，吾已大其蓄矣，然犹未能会诸心也;久而胸中涣然若有所释焉，如醉之忽醒，而涨水之思决也。”吕南公《与汪祕校论书》用饮酒量之悬殊，说明文学创作难于为训诂考释:“天下孰有能饮千锺而不能三爵者，彼解诂章句，三爵之才而已。”焦竑《与友人论书》亦以造酒为喻，却是阐述正确的文学传统观:古人之于今人，“顾如花在蜜，糵在酒，始也不能不藉二物以胎之”;最终当“脱弃陈骸，自标灵采”，形成自我风格。李渔则通过造酒与品酒二者关系的譬喻，说明了创作者与批评者各自的独立性。如此等等，譬喻维度之全面，可见一斑。再比如，明代谢榛从烹饪过程中烹饪主体的主动作用出发，认为相同的创作素材经由不同个性、气质和情性的作者，就如同样的材料，不同的人制作出的酒迥异一般:“作诗譬如江南诸郡造酒，皆以曲米为料，酿成则醇味如一。善饮者历历尝之曰:‘此南京酒也，此苏州酒也，此镇江酒也，此金华酒也，’其美虽同，尝之各有甄别，何哉?做手不同故尔。”(《四溟诗话》卷三)苏轼《凫绎先生文集序》从饮食果腹的功能角度来譬喻，赞扬诗文的强烈批判现实性:“先生之诗文，借有为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而且他还利用食物自身的高下品质来譬喻诗文的佳绝与否，他在评论黄庭坚时说道:“鲁直诗文如蝤蛑江瑶柱，格韵高绝，盘餐尽废。”(《东坡题跋·书黄鲁直诗后》)等等。

　　综上，文学艺术和饮食作为人类两种文化活动和行为，在长期的实践积累和反思中，必然会发生思维习惯上的交流互通。而大量饮食譬喻现象的存在，一方面体现出了自先秦孔子以来的“实践理性”(李泽厚语)传统的张扬与继承，另一方面也是再次印证了我国古代文论的直觉感悟式的鲜明思维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