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政治充斥着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尖锐矛盾与对抗，套用一句先哲的话，“官视民为草芥，民视官为寇雠”，是封建官民关系的常态。但问题还有另外一面。作为传统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统治者常常宣扬“重民”思想，提倡关注民生，关心民瘼，强调“为政以爱民为本”。这种观念在清代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如康熙帝在上谕中就多次提到，“朕事事以百姓为念”，并要求各级官吏要“念切民依”，“必使家给人足，安生乐业，方可称太平之治”；“但操守廉洁，念念从爱百姓起见，便为良吏。”（《康熙政要》，卷一、卷九）

　　这种看似矛盾的历史现象，其实也不难理解。一方面，任何一个略有头脑的统治者，大抵都懂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知道“天下之治乱系乎民”；另一方面，“民本”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有着巨大的影响，从《尚书》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到清初王夫之的“君以民为基”，“无民而君不立”等等，这些思想一脉相承，在封建时代一直同“尊君”观念并行不绝。而这不能不在传统政治文明中得到强烈的反映。

　　在清代名目繁多的“官箴”类著作中，宣扬“国家根本在百姓”、“为官一方，必为民出力”的内容，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其中包含着相当丰富的思想内涵，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曰“爱民”。有的书中把“爱民”提到治国理政的根本出发点的高度，所谓“朝廷设官，原以为民。官必爱民，乃为尽职”（徐栋辑：《牧令书》）。只有从爱民出发，才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常怀一点爱民之心，时时刻刻皆此念充满于中，自然事事为百姓算计，有一民不被其泽，便如己溺己饥，安得无不忍人之政？”（《朱舜水集·问答三》）有了爱民之心，便能实心任事，勤于政务，不因一己的利弊得失而顾盼彷徨。金庸斋《居官必览》称：“充我恳恻爱民之心，盎然天地之初意，氤氤氲氲，盈满于胸中，发而施之于政事。凡世俗之毁誉利害，休戚得失，一毫毋使芥蒂于心，以杂我正念。”（乔立君编：《官箴》，第396页）相反，如果为官者缺乏爱民之心，只知谋一己之私，则不但会祸害百姓，残民以逞，而且将会动摇政治统治的基础。该书尖锐地指出：“乃居官牧民者，逞志作威，严刑聚敛，贱民如粪土，疾民如仇雠。非但我之一身，罪孽山积，独不为国家根本之计乎？”（同上书，第462页）

　　二曰“利民”。为官不但要“存爱民之心”，更重要的是要“行爱民之政”，也就是要在政治实践中为民谋利，造福百姓。“利民”的要义是一切政治举措，要时刻注意为百姓兴利除弊：“膺民社者，不必广求施济，但询其利害所在，害民之事，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利民之事，早兴一日，则民多一日之安。”（觉罗乌尔通阿：《居官日省录》，卷二）前引《居官必览》中有这样一段话：“一为民牧，一方生灵，皆系于我，庶几夙夜焦劳，靡解厥职。民之所乐，我则遂之；民之所苦，我则除之。纵不能智虑毕周，跻斯民于衽席，然我为官一日，自当尽一日之责。”（《官箴》，第397页）有的提出“官必好恶同民”的主张，“凡百姓所利，官亦曰利”；“百姓所苦，官亦曰苦”（袁守定：《图民录》，卷四）。也有的说，“事关民生”，应该“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蒋士铨：《官戒诗》）。官员们要以百姓之苦乐为苦乐，以百姓之是非为是非。虽然由于政治立场的不同和利益冲突的客观存在，真正实行起来绝非易事，但能够提出这样的命题，并且作为政治道德与行政良知的追求目标，显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思想意义。

　　三曰“亲民”。在封建政治下，官民之间尊卑悬绝，等级森严。官吏们常常“倚势作威，俨以官府自尊，驱民如羊，纵吏如虎”；而百姓们“见里长则面色青黄，望公门则心胆战惊”。这种情况，往往造成封建时代“上下之情不通”，不利于社会治理。《图民录》强调：“凡上下之情，通则治，不通则不治。”“如官有所行，不能达所行之意于民；民有所诉，不能面达所诉之情于官，此上下不通也，不治也。”（卷三）因为只有官员们“平易近民”，“而后民得以尽其情，上得民情，而后可言治理也。”（卷一）在这里，居官者能否去上下之隔阂，忘一己之威仪，真正做一个亲民之官，是能否实现政通人和的关键。汪祖辉《学识臆说》认为：“治以亲民为要”，“亲民之道，全在体恤民隐，惜民之力，节民之财，遇之以诚，示之以信。不觉官之可畏，而觉官之可感，斯有官民一体之象矣。民有求于官，官无不应；官有劳于民，民无不承。”（卷上）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放下架子，走出衙门，轻车简从，体察民情。《居官必览》批评官场流行的“迎送欲远，称号欲尊，拜跪欲恭，供具欲丽，酒食欲丰，驺从欲都，伺候欲谨”，以至“行部所至，万人负累，千家愁苦”的恶习，勾勒了下面这样一个“亲民之官”的生动形象：“时屏驺从，巡历乡村，与山农野叟，欢然讲论，察访舆情。不烦人迎接，不累人一啜一杯，务期民志常通，欲恶与共。”（《官箴》，第342、354页）

　　四曰“畏民”。这里所说的“畏民”，不是指害怕老百姓，更不是说有关民生之事，一味畏葸不前，而是指对老百姓要时刻存有敬畏之心。晚清思想家王韬曾说：“勿以民为弱，民盖至弱而不可犯也；勿以民为贱，民盖至贱而不可虐也；勿以民为愚，民盖至愚而不可欺也。”（《弢园文录外编·重民》）只有对百姓心存敬畏，居官者才“不敢肆于民上，为所欲为”，也才能真正达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的境地。（方大湜：《平平言》）《图民录》对这个问题说得更透彻一些：“居官临民，以敬为本。”“敬则百姓受无穷之福，不敬则百姓受无穷之祸。凡贪婪暴虐，毒痡百姓，何一不从不敬生来？”（卷一）他们强调“畏民”的出发点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他们深深懂得，“民悦则久安长治”。有的书中还把“官不畏民”叫做“乱阶”，意思是说，一旦官员失去了对百姓的敬畏，就必然无所顾忌，百计搜求，贪得无厌，弄得民不聊生。那样，社会的动荡也就要到来了。

　　上面所说的“爱民”、“利民”、“亲民”、“畏民”，都是属于封建意识形态范围之内的观念，都是对封建统治秩序的认知。那个时代官员的最高信条，不过是“为民作主”，做到“愚者觉之，弱者扶之，屈者申之，危者援之，缺者完之，隐然为一方保障，使一方之人，皆有所恃以无恐”（《图民录》卷一）。也就是替百姓当好主人，这与我们今天所要求的“民主”当然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但是，这些思想也有其珍贵的历史价值，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没有失去其现实借鉴意义。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说：“封建制度是坏的，但统治阶级中也不是一无好人，尽管他们对人民的同情是有局限性的，但是那时的人民对这些人还是歌颂的。”（《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