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初，刚满三十岁的包天笑盘算了一番，决定从举家从苏州迁到上海来。他应《时报》馆的狄楚青与陈景韩，以及《小说林》的曾朴（孟朴）之邀，①结束了山东官立青州中学堂监督的工作，来上海谋营生。虽然搬到大城市开销较大，然而他在上海工作的薪水也不算少了。包天笑在时报馆写写时评与小说，编辑外埠新闻，每月有薪水八十元，大抵论说方面占三十元，小说占五十元。他的同乡孙东吴是南菁书院高材生，素有文名，早包天笑两年进《申报》馆当编辑，薪水每月二十八元，然此君已觉得比在苏州作馆地、考书院要好得多。盖两年前(1904)科举未废，尚有馆地可做，如今孙东吴君要就此营生也不得了。包天笑光在报馆的收入就有将近同乡的三倍，并还有其它收入，比之前在青州官立中学堂任监督（相当于校长）的一只元宝多许多。由于南北兑换比率、物价之间的差距，一只元宝究竟价值多少难以估计，然而就包天笑而言，放弃这只元宝显然较为划算。②当时包在新马路租屋一个月房租不过七元，以他的薪水负担一家在上海生活可称宽裕，再加上苏沪间铁路早已通车，来往不过两三小时，且其工作地点与人脉都在上海，搬到上海来的决定更是理所当然。③

　　除了在《时报》任编辑以外，包天笑还有其它收入。他受了朋友的请托在上海的女学校兼课，先后在女子蚕业学校、城东女学、上海民立女中学校教过书。④女子蚕业学校的创办人、后来接办《申报》的史量才与城东女学的创办人杨白民都常出入《时报》馆，⑤与包天笑等熟识，许多《时报》的记者编辑都到他们学校兼过课，大抵是因为《时报》多刊教育新闻，为教育界人士乐读。⑥而包天笑又曾因缘际会远赴青州办学，自然被视为教育界先驱。此外，包天笑还在曾孟朴的《小说林》社担任审稿润色的工作，这部分每月有四十元的收入，加上《时报》的八十元，包天笑每月的固定收入有一百二十元，而他每月的家庭与个人支出至多不过五六十元而已。⑦看小说以外，包天笑也创作小说，不但在狄楚青有正书局出版的《小说时报》中与陈景韩同任编辑，也常在当时各种小说杂志，诸如《新新小说》、《月月小说》投稿，商务印书馆的《教育杂志》也向包天笑邀稿写教育小说。当时上海小说市价是每千字二元，便宜者千字一元、五角。然而以包天笑之名，商务邀请他写小说的稿费是每千字三元，这笔稿费后来化为商务印书馆的股份，每月有三四十元。当时译小说出名的林纾稿费每千字是五元到六元，然而林纾与人合译，自己实拿不过三元。⑧算算包天笑每月固定与非固定的所得加起来可以超过一百五十元，够他付二十多月的房租，以他一介文人而言，算是相当高的收入了。看来就经济进帐而言，他选择搬到上海来是个明智的决定。如果不是在上海，他不会有那么多的机会，以一只秃笔拿到那样高的收入。

　　其实包天笑在去青州之前已在上海工作过一阵子，累积了一些人际与文化上的资本。在1902年左右，李鸿章侄女婿、曾在戊戌时期开办过南京高等学堂、人称“蒯疯子”的候补道台蒯光典欲在上海办金粟斋译书处，时受表亲推荐在蒯幕下的包天笑接到此差事，与蒯光典侄女婿汪允中同从南京赴上海，奔走于印刷所与译书者间。金粟斋没有维持多久受收摊了，⑨然包天笑因此打入上海文化圈，结识许多新学人士，如吴彦复、马君武、章士钊、叶瀚等人。金粟斋在当时是新学人士出入之处，严复从天津到上海，便由金粟斋邀请演讲名学，许多上海侨寓上海的名公巨子都到了，如张元济、郑孝胥、章炳麟等，都慕名而来参与这次盛会。⑩在金粟斋收摊以后，包天笑一度游走上海各个文化机构，包括叶瀚的启秀编译局、粤籍人士为主的广智书局编译处、蒋观云的珠树园译书处，用不甚灵光的日文译了点书、做些检定、润饰稿件的工作。然而都没做多久，就因病回苏州，与南社中人如金松岑、柳亚子、陈佩忍、苏曼殊等人交游。在苏州，包天笑一度参与兴学堂的工作，后来因为其岳父推荐，才意外到了青州任学堂监督。

　　早在到南京投到蒯光典幕下前，包天笑已经在苏州展开他的新学生涯。他与一些年轻同志集资开了东来书庄，透过乡中留学日本的朋友，从日本进口书籍文具，也代售留学生刊物。在《译书汇编》中可以看到东来书庄的广告，“专售东西各国书籍地图学堂用品”。11此外也从上海引进各种新书新报，销售范围除了苏州府各县外，连常州、无锡、常熟、嘉兴等地也有人来批书。藉由此管道，包天笑认识了苏州一带的“志士”，如常熟曾孟朴、吴江的金松岑、杨千里等人，后来曾孟朴在上海办《小说林》，就请包天笑审稿。包天笑在卖书以外，也和苏州当地志同道合的朋友组成“励学会”，模仿留学生的《译书汇编》创办了《励学译编》月刊，维持了一年多。除了苏州各县以外，也有内地写信来购取，甚至和上海的杂志社与日本的图书馆交换，12在《译书汇编》上也有广告。此外又模仿《杭州白话报》开办《苏州白话报》（旬刊），说服表兄尤子青（尤侗之后）出资。《励学汇编》主要是收译稿，而《苏州白话报》则是把国内外新闻及西学作品演成白话，特别注重社会改良，如戒烟、放脚、破除迷信、讲求卫生等事。不同于《译书汇编》，《苏州白话报》朝乡村城镇宣传，曾派人到乡村贴了招纸、寄售市镇的小杂货店，第一期竟然也销了七八百份。13

　　1900-1906年间，包天笑从苏州到南京，从南京到上海，从上海到青州，最后回到上海定居，一路上从事的都是与传播“新学”相关的工作：到新学堂教书、办报纸期刊、翻译日文书、组学会听演讲、写小说投稿，在报社任记者编辑。然而不过在十多年前，包天笑还在科场奋斗，五岁入私塾，1890年落榜，1893年十八岁时考上秀才。由于父亲前一年去世，包天笑在十七岁时已经展开授馆生涯，入泮便一面教书，一面准备乡试，要靠母亲日夜针线维持生计，生活可谓艰困，须要祖母家支援。当时的包天笑，除了看过《申报》与《点石斋画报》以外，并没有西学的根基，除了学作制艺以外，偶尔不过看看《三国演义》、《浮生六记》、《水浒传》、《笑林广记》之类的闲书，《史记》、《汉书》都是偶尔看到几篇，《三国志》根本没读过。14但是在短短数年间，包天笑却全然转向新学，俨然成为地方上的新学领袖；反而是他在科举上表现杰出的母家亲戚，日后都没有特别的表现，抑郁而终。

　　从一个苏州的穷士子，到上海著名的小说家、报刊编辑与教育家，后来更被追溯为鸳鸯蝴蝶派的创始者之一，包天笑这几年的经历可说是部分江南士人的典型。这群1860-1870年代出生的士人卡在一个半新不旧的年代：处于文风鼎盛的江南，他们从小接受私塾教育，然而当他们长成青壮年时，却又遭遇到思想资源与社会秩序的重大转变。尤其是家中产业不丰厚，盼望博得一衿、光耀门楣的士人，以往所学所读、赖以维生、立身处地的四书五经一下子都失去了功用，在遭受思想冲击之余，更要面对的是立即的生活上的问题。究竟这些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出生的士人如何因应这个变局，调整他们的社会角色？而此社会角色的变换总体而言又有什么样的意义？传播媒体于其中发生了什么样的效果？此为本章所欲探究的问题。

一、晚清士人社会地位的变迁

　　对晚清江浙一带的士人而言，科举是条正道。家有薄赀者，总希望家中子弟有功名在身；如果子弟有些资质，家中更是倾力培养。包天笑十三十四岁时，面临人生第一个重大选择：读书或习业。大半中上之家小时候多少会进塾读点书，甚至女子亦然，可以见得小时候进塾读书识字并不全然是为了科考打算，除了识字实用外的考虑，文化上的意义亦相当重要。然而男子到了十多岁，便要正式考虑其道路。包天笑详述家族中的考虑，主要有资质与环境两种因素。包天笑的舅祖主张习业，因为包天笑祖母本家虽为苏州富绅，然包家却是中落的，且包父此时并无正职。“读书要有本钱，要请名师教授，而且家中要有书可读”。如果栽培不起，不如习业几年有后就可获得薪水。然而包天笑的父母与姑丈赞成包天笑继续往读书的路上走，除了资质与个性的考虑外，心理上认同读书比较高尚是决定性的原因。包天笑特别提到，包父虽为商业中人，却痛恨商界，以未能读书为憾。认为宁可做一穷读书人，也不愿意做富商。即使包天笑的祖母家对包家有很大的影响，这种看法让包家决定让其独子走向读书之路。15

　　这样的投资是很冒险的，特别是包家此时经济不富裕，一旦失败便无退路，但如此更可见科举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不仅在实际的利益上，而更有文化上的意义。面临这种选择的当然非只包家，晚包天笑十多年出生的胡适，尽管当时科举已走向末路，母亲仍遵循胡父的遗志，希望胡适可以念书念出个名堂，只因为“四乡的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是能够念书的”。胡父虽曾官至知州，然此时在绩溪家道不殷，胡适的兄长不是从商业，就是为败子。当年轻寡母向跟她年纪差不多的胡适兄长问：“糜今年十一岁了。你老子叫他念书，你们看他念书念得出吗？”而换来沉默与冷笑，可见此选择所承受的压力，以及更深一层地对“念书念出”的期待。16

　　除了科举以外，晚清的士人还有什么选择？周作人这样说：“前清时代士人所走的道路，除了科举正路之外，还有几路杈路可以走得。其一是做塾师，其二是做医师，可以号称儒医，比普通的医生要阔气些。其三是学幕，即做幕友，给地方官‘佐治’称作‘师爷’，是绍兴人的一种专业。其四则是学生意，但也就是钱业和典当两种职业，此外便不是穿长衫的人所当做的了。另外就是进学堂，实在此乃是歪路，只有必不得已，才往这条路走，可是‘跛者不忘其履’，内心还是不免有连恋的。”17在绍兴的周作人与在苏州的包天笑说法可以对照：“从前子弟的出路，所有中上阶级者，只有两条路线：一条是读书，一条是习业。读书便是要考试，习举子业，在科举上爬上去。……习业最好是钱庄出身……凡钱庄出来的，好似科举时代的考试出身，唱京戏的科班出身一样。并且钱庄出身的最好是小钱庄的学徒出身，方算得是正途一般。”18绍兴与苏州都是商业发达的地方，然“穿长衫的人”若选择从商，还是以钱业为宜。但是从商者往往也希望如有余力其子弟可以得举业，或者就男性子嗣的专长、个性、年序分配，有的从商有的读书，或者捐官取得蓝顶花翎的功名。

　　科举功名如此迷人，在于它是专制时期由官方认可的社会地位象征，而这种地位象征又是累积文化资本得来。对许多家道殷富的士人而言，投入科举行列倒不一定期待从中得到实质的回报，宁可取得秀才或举人的头衔就“绝意功名”，在家中享福，毕竟层层科考窄路即使对家境富裕，具有文化优势的富家子弟而言，仍很辛苦。19就算这样还是要想办法取得个头衔好，因为科举功名可说是文化上的分界，区分出有文化的读书人、绅衿，以及不文的“民”。

　　文化资本在科举制度下，经由政治威权认定，转化成社会地位的基础，而从此得来之社会地位，有较稳定的经济基础购买书籍或延请名师、有机会打入地方或中央的人际网络，而有助于下一代继续累积文化资本，而在科举之路上取得较好的成绩。对中央而言，透过这种机制的运作，得以将维系专制威权所需的思想资源灌输于地方士人脑中，主导学术之潮流并确保文化阶级对中央的拥护。由于制度并非完全封闭，且提供了中下阶级“翻身”的机会；在一定的门坎限制之下（如职业、血统），只要通过考试都有机会打入支配阶级，向上爬升。这一线希望，尽管机会不大，但让更多的士人愿意接受官方的意识型态，期待跻身为权力的分享者。因此对地方的支配阶级与一般民众而言，此文化—政治—社会的交换亦提供了稳定的秩序。

　　然而文化—政治—社会循环并非如理想中稳定，长久以来内部与外部、理想与现实的因素让这套制度持续地有改革的呼声，这些改革呼声或许来自帝国内部的官僚、或许来自长久被排除于外的士人，或许来自异族统治者。然而清代中叶以来，各种内部外部的问题更彻底地挑战此制度的运作。

　　问题之一是清长期盛世，人口大量增加，不但冲击原有的经济运作，也让帝国帝国基层的行政官僚难以负担。广大一县只有知县一个正式的官方代表，20事务繁重而调动频繁，21加以清中叶以后吏治败坏，22让中央对地方官僚与社会的控制相较而言松散许多。事务繁重、任期短，加上升迁不易，23使得地方行政相当仰仗许多非正式的力量，如胥吏差役与幕友家丁。胥吏差役为当地人，在地方官自顾不暇下，常与地方势力（如土豪劣绅）勾结；为了防治这种情形，地方官遂带了幕友家丁等自家人马以为辖治，但由于幕友家丁有利可图，也逐渐成为上级安插人马、延展势力的战场。24由于中央的权威衰减，让地方官僚得有更多上下交贼、勾结左右，营求个人利益的空间，如同常熟小商柯悟迟所言“自道光年仁慈大度，封疆大臣敢于舞弊，州县有恃而无恐也。设有非分之事，总可馈送，上司既受其贿，不得不包含，遂酿成深病。”、“道光朝似宽厚，养成积习，小人竞进，贤人退隐，州县官不已民瘼为心，皆以苛敛为事……”。25

　　理想中“中央威权—官僚—士绅—民众”的纵向秩序运作，仰仗的是中央皇权的稳固。一旦中央的威权衰落，对地方官僚而言，一方面增加了自主营利的空间，不再以贯彻中央指令为优先；另一方面，作为中央权威的地方代表，在有限的行政能力而又要维持地方秩序之控制，可以实行的方式除了官僚间的上下勾结外，便是与地方上的各种非官方的势力合作。从清中叶以来，明显的趋势是地方上文武官僚的职能失效（文官贪渎、营兵无能），逐渐被非正式的组织取代（文的吏役幕丁与武的团练兵勇），而这些非正式的组织，不值接受官方管辖，往往与地方精英合作乃至勾结。26先是“中央威权—地方官僚”这一条钮带松脱，紧接着是地方上“官—绅”之间的关系渐趋紊乱。

　　同时地方精英27内部也逐渐分化。以往江南地方精英的主体是在科举功名制度下认可的“绅衿”。28“绅衿”代表的是经过官方权威授权、认可的代表，经过前述“文化—政治—社会”资源交换下，介于官与民之间的阶层。然而在地方官绅关系变化之时，居住在省城或县城、身兼“绅董”或“富户”、有较多社会资源（包括人际网络、经济资本等）的地方精英，得以从与官方、非官方组织结合，取得更多租税或诉讼上的利益，尤其在沿海一带、更多不法利益的地方，地方精英内部的差异更显著。同样是经过官方认可取得绅衿地位的地方士绅，未必有共同的利益，甚至因为与地方官结合的程度而有严重的利益冲突。清中叶沿海地方许多民变，都是针对“官—吏—绅—商”的横向结合，如在征收钱粮上对银钱兑换的比率针对富户与一般民众采取不一样的标准，而这些变乱当中，居乡的、未与居城绅商享有同样优待的地方绅衿，常常于抗议的民众站在同一立场。29

　　另方面混乱绅民分界的是沿海地带商人的兴起。随着商品贸易乃至海外商业繁盛，沿海地带出现了许多没有功名的商人阶级。这些商人阶级地位未被官方认可，但以实际上的经济能力，随着绅衿的脚步积极参与地方事务；而这类居住在城市的商人，亦与地方官保持密切的连结，以换取地位未明下的保护和额外利益。30商人对于绅衿地位的挑战在清中末财政困难以后更为直接。在财政困难下，晚清大量开放捐纳，经由捐纳取得的头衔比比皆是，甚至高过正途。对于以文化能力取得功名的士人而言，原先人口增加、员额有限，便已使得上升的管道拥挤，如今更有商人得以靠捐赀取得士人寒窗苦读方换来的成果，让绅衿更觉不满。从士人的立场出发，他们甚至认为官员出身浮滥、捐官过多，是地方致乱的原因。如常熟柯悟迟认为：“目今仕途壅塞，捐班快捷方式，小人拥挤，贤人屏退。”31苏州名绅冯桂芬则更明白的指出：“近十年来，捐途多而吏治益坏，吏治坏而世变益亟，世变亟而度支益蹙，度支蹙而捐途益多，是以乱召乱之道也。”32然实际情形是，许多捐官只是求个头衔，常是候补，不一定参与实际政事；而正途出身的未必就不贪渎，未必就干练于政事。对于捐班出身的官员不信任，认为他们“不忠国事、不体下民”，只知道谋取个人利益，这种疑虑可能更来自对变动秩序的恐慌，例如新兴富有阶级的崛起、对于官员权威及官民之间区别(distinction)失去信心。与其说是捐班的暴虐引起人民或正途绅士的不满，还不如说在官员威信降低、无法控制地方秩序之下，普遍对成为官员的资格感到怀疑。士人的反应其实正显示其地位受挫、名器混淆的危机感。

　　传统四民社会未必是客观的社会阶级描述，而更是官方统治观点下的概念分类，其中士因为在科举制度下为官方所认证，地位高于农工商，为官与民之间的中介。然而未待科举废除，维系四民社会运作的秩序已经摇摇欲坠。33除了在官方权威下降、商人崛起等因素导致绅与官、士与其它诸民的界线逐渐模糊以外，西方势力入侵等外部原因，也扰动了地方社会的秩序。然而外国势力的影响此时在沿海的地方比较明显，久于宁波一带任地方官的段光清在1824年时还能说“然是民尚畏官”，到1852年归咎张潮青之乱的原因，段光清认为“夷扰之来，民不畏官”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不仅“自夷祸以来，水师之势日衰”，民众甚至讥笑戴顶武官一遇夷人就会弃顶而逃。34至后期外国势力越慢慢渗透进地方事务，不仅是与无赖勾结、与粤人争斗，他们还供应乱民火器，帮助地方讨贼，甚至海宁地方士绅还曾经还想与夷人合作修海塘。35

　　这些趋势在太平天国乱事后愈烈：中央及于地方的势力更衰落，地方官员或士绅主导的非正式文武机构更兴盛；财政更艰困更仰仗商人捐纳，而非正途的官员与候补官员更滥；外国势力更进一步影响沿海与长江中下游地带。在文风鼎盛的江南，太平军占领的期间对士人的生涯而言可说是一大转折。汪康年的父亲杭州举人汪曾本在1860年逃出杭州城，当年杭州陷落，而汪康年出生，汪家未及逃出的亲戚大半遇难，失去家业的汪曾年后半生即流寓江西、广东。流亡是当时许多士人的共同经验，同是杭州籍的张元济与叶瀚，其父亲分别流亡广东与河南，而他们都出生在流亡地。许多士绅商人则往上海躲避（如苏州冯桂芬与苏州尤家），让上海租界人口在1855-1865十年间增长了十一万之多。36对已取得举人头衔的汪曾本而言，尚能赴京会试，然而许多层级较低的考生，却因此断了求仕之路。如苏州包天笑家在太平天国乱事中失了产业，让向来轻视商人的包父学龄中又在转徙逃难，断续间读不到四年书，不得不弃举从商；37许多流亡到上海的士人，开始转习他业，例如为西人所雇。如父亲为桐城文家管同的江宁人管嗣复，九死一生的逃到上海来，受墨海书馆雇佣以维持生计；苏州人王韬的父亲王昌桂早已因为生计故到上海为传教士翻译书籍，王韬在此时克绍箕裘；无锡人徐寿也因为兵乱无法举业，转研格致之学，后来也到上海来寻求发展。江南原本就在秩序崩溃的临界点，这场动乱更打乱的原有的秩序，反而让许多仕途中断的士人有更多的机会寻求科举以外的事业。原本对江南士人即有吸引力的上海，更一跃成为江南的文化中心，聚集许多流寓的士人。

　　不用等到甲午战争或科举废除，十九世纪下半叶江南士人已经蠢蠢欲动：许多士人与官方疏离，官员的贪污腐化已让士人觉得风气日下、世变已亟；以往士人与一般民众身分区分、掌握知识与文化的能力，愈来愈不能兑换成官方保证（官方此时岂有力保证？）的社会地位；士人多而上升的管道壅塞，愈烈的捐官成众之矢的，连带地对官方施与的名器与官员权威更不信任。

　　然而此时士人仍不能完全离开官方，特别是家产愈薄而无力改换跑道者，他们也同时是受害最深、积怨最浓的一群。这些士人在甲午战争之前未曾大规模的爆发，反而不少人仍执迷于科举（尽管对科举的怨怼也日与俱增），是因为除了依附官方，经济力不够强的他们也没有其它延续其优势的管道。少数人投向洋人的传播事业，那终究是“洋人”的传播事业，且其所能供养的员额不足以吸纳大量不满的江南士人。直到另外一个领域强大到能让仅握有文化资本的士人们投入其中，发展生涯；不管自愿或被迫，投入其中后，士人们回首发现，那个曾经仰之鼻息的老大帝国，已经逐渐驶离他们的航道。

二、传播媒体与士人的转型

　　1860到70年代、在太平天国乱事之后出生的江南士人，对他们的父执辈而言，可以说是一个新的世代。他们童蒙时期乱事已渐平定、或者已避难他处，即使生活较为穷困，仍接受了传统的私塾教育。而《申报》与《点石斋画报》等外国资金的刊物，在他们成长的时期已在江南流传，即使不足以改变他们的生涯规划，也让他们知道一些外洋的器物发明，留给他们深刻的印象。

　　当他们遵照家族的期望，走向科举之路，却发现世局变化之巨，已不是他们的上一代可以想象。1895年甲午战争时，正值他们青壮年，38这群后来投身于新式传播媒体的江南士人，之前多半在功名路上奋斗，有些人已小有成绩，如蔡元培、张元济，有些人仍在努力，如李伯元、包天笑。然而在为数众多的士子中，像蔡元培、张元济这样的年轻翰林毕竟是极少数，多数人仍在三年一次的科考中苦闷的浮沉。运势较佳的可利用人脉担任地方官员的幕僚，关系好的汪康年、叶瀚透过辗转引介，到张之洞幕下工作，而包天笑也一度在同乡好友的介绍下，作为蒯光典的幕友。作大僚名宦的幕友比较而言是很好的出路，不但可以发展人际关系，而且有机会接触到开明官员主导的新事业。

　　然而没有关系又没有产业的士人，便只能就馆教书了。当科举未废，尚有公信力时，塾师待遇不差，尤其许多名师，自己功名不必高，如果教出来的学生有好成绩，便能赢得相当的尊重，如小说《学究新谈》中的杭州名师夏仰西，十八岁上院试第一名入学，虽然赶了十三科乡试都不得举人，但在杭州时文小有名气，众人争聘为师，一年不到三百洋钱不就馆。39可是在晚清连串的科举改革中，光以做八股文过活的塾师受害最大。1898年戊戌维新一度废除八股，但众人多持观望态度，照样聘馆，果然不久便人去政息。1901年又一次改革，改八股为策论经义，许多塾师顿时失了馆，但也有继续苦撑的。到了1905年废八股，塾师们更无生计，许多教了一辈子的塾师坐困愁城，无路可走，只好进入速成师范，改行教蒙学堂。40

　　1898年的戊戌维新对许多在举业或另谋他图、理想与生计间翻滚的士人而言，是不小的刺激。在维新风潮下，许多新学先进名声渐显，如严复、林纾、黄遵宪等1840至1850年代出生的先进，以自身特殊的条件引介新学，他们的著作成为当代士人必读之书，甚至原先“名声甚坏”的王韬也重新被肯定为新学先驱，这些先进逐渐成为后来者的典范。严复以留学生的身分翻译名著、林纾以古文大家投入翻译工作、曾出使许多国家的黄遵宪介绍日本政学，固然都是有名位之士投入新学传播的着例，然不到三十岁的梁启超借着《时务报》名扬海内、轰动京城，则更让许多埋首经典章句、前途茫茫的年轻士人眼睛一亮。借着传播媒体的力量，梁启超的文章哄传宇内，许多人读他的文章未必全然出自对新学的渴望，而更是想模仿他写作的方式──毕竟让半辈子浸在起承转合的士子一下对新学开窍须要功夫，然而仿效文笔显然是他们的专长。在多数士人对西学都无根基底下，成为“第二个梁启超”是他们新出的机会，正如孙宝瑄所说的：“凡居亚洲者，人人心目中莫不有一梁启超。”41

　　不久前从事新式传播业的仍被认为不入流。担任外报主笔的都是落魄文人、经营出版业的都是商人，直到1906年包天笑任《时报》编辑，仍被家中父老认为有伤阴骘，少有人会以任职传播出版为志向。然而这些维新先驱，如梁启超、汪康年（《时务报》）、严复、夏曾佑（《国闻报》）、谭嗣同（《湘报》）等人，纷纷投身新式传播媒体，成就非凡，不仅开启了海内士子的心眼，也提示了他们举业以外的新路。即使他们的事业最后仍遭清廷打压，但已改变了当代对传播事业的看法。直到日后翰林张元济放弃官方的位置加入商务印书馆、蔡元培任《俄事警闻》、《警钟日报》的编辑，新式传播媒体即使尚未成为与官方抗衡的领域，这些先驱名士的示范作用已构成了吸引后人投入此事业的条件。

　　对1860-70年代出生，当时正值青壮的士人而言，仕途愈难攀、捐官泛滥、科举头衔几剩虚名，既然“文化—政治—社会”的转换循环已难运行，此时又有新途径让他们可以运用自己掌握文字与知识的能力，自然会吸引士人投入，实践其理想。这些士人不一定对新学有多大根基，许多人只是“随众附和趋于时髦而已”。42为了讲究新学，在变法时期兴起一片学习外语的风潮，如梁启超所说，新习得一语言如新获一殖民地。在士人外语能力普遍不佳时，其它学问或许赶不上，但是此“殖民地”可是“先抢先赢”。从张元济、蔡元培、孙宝瑄，到包天笑与他的苏州朋友，莫不以学习新语言为要务，如包天笑更是一口气尝试了日文、英文、法文。43当然多数士人都在学习语文中遭到挫折，当时人认为，以现今普遍对外国思想文化的渴求，学习了一种外语，再不济也可以帮出版社译书、在报社译新闻、在对外交涉的场合担任口译。许多谴责小说很是讽刺的描绘驱新人是满口洋文的情形。然而在媒体“通中外”的功能中，语言自然是重要的中介工具，对于掌握文字能力的士人而言，此跑道的转换顺当不过了。对握有文字能力的士人而言，就算译不成新闻、写不出时论，也可以待在书局报社当校对、润饰文章过活。

　　如果我们光以“维新保皇”、“资产阶级革命分子”与“晚清政府之腐败专制”之类的政治观点看待晚清以来传播业的扩张，不能解释投入与关注传播领域的成员从何而来。许多投入传播事业的成员或许对现状不满，但不一定有明确的政治理想，甚至对新学的认知也只流于浅薄的新名词，只是对以文化能力为凭的士人阶层而言，投向新式传播媒体、教育机构与留学，都是较佳的、甚至不得不为的选择。较之梁启超之类能力超人的“大人物”，许多人只是接续的跟进者，然而这些商业报刊的记者主笔；谴责、侦探、科幻、写情小说的作者；翻译《男女交合大改良》之类日文书的翻译者；提供稿件给各式白话报的撰稿人；投稿于各大报、小报的读者等等，同时从各个面向拓展了传播领域的范围。他们的心态以及“作品”传达出来的概念，虽然常是先行者的第二三手传播（虽说这些先行者的理念往往也是经过转译而来），但或许较大思想家更接近于一般士人群体，更接近于实践的层次。

　　早期开疆拓土者，或许有很高的理想性，然而当传播领域在与官方的折冲之下，基础日渐稳固，成为一个可实践理想的事业，加以商业化的因素介入，各种抱持不同理念、不同意图士人都可能加进来寻求自己的生涯。比较包天笑与前辈报人进入报界的过程就有差别。当包天笑因为常投稿《时报》而受狄葆贤邀请加入《时报》阵容时，考虑的是经济与生涯实践的问题，并不须要考虑风险与使命。较之王韬的心有不甘、汪康年以为己命，当传播领域更扩大之后，也有空间容纳更多不同的生涯加入。乃至于李伯元等人的小说（如《文明小史》就是最鲜活的讽刺画）挖苦那些近似无赖的“文明之士”，实在无理想亦无本领，只想以新学之士为名，在报馆书店间混口饭吃。对于1860-70年代，接受私塾教育的这个世代，投入传播新领域时还须要面对文化与身份的不适应，然而对1880-90年代以后出生的新世代，从小习惯传播媒体的运作，或者接受新式教育，投入此业更是理所当然的选择。

　　然而无论是革命志士或文化流氓，他们共同的遭遇是与官方渐行渐远；尤其在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之后，透过考试“学而仕”这条路更是正式断绝。当士人进入传播市场，将操作知识文化的能力转化成经济利益时，同时也抛弃了官方的认证；当他们自许为沟通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的“中间阶层”时，44这样的重新自我定位同时也代表与官方从属关系的断绝。既然舍弃了与官方的连结，这群在经济上不足以自立、社会地位又尚未建立的“读书人”要怎么立足？怎么定位他们与社会各阶层间的关系？怎么继续维持其优势地位？

　　Tom Nairn在讨论苏格兰的民族主义时，仔细的讨论了边缘地区知识分子面临西方帝国主义时遭遇的冲突。Nairn认为源自西欧的现代化经帝国主义向边缘地区发散时，势必给当地的知识分子带来很大的压力。中产阶级与知识分子的结合一方面要运用外来的民主自由等概念来对抗封建君主，另一方面又要担心本身会被强势的外来文化所淹没。因此知识分子选择“走向大众”，提出本土的大众文化来对抗西欧强势文化的侵入，于是由固有文化与民主自由构成了知识分子与中产阶级的民族主义。45 Nairn从全球与“国”内间的关系讨论民族主义的形成，就算去除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预设，亦十分值得借鉴。

　　晚清的士人处于国外列强与国内专制君主间，似乎也有类似的情境。所不同的是中国此时显然没有足够力量的中产阶级，而中国“知识分子”比起西方而言，与所谓“封建君主”的依存关系更为密切。同样是固有文化与民主自由的结合，中国士人的考虑要复杂许多。比起西方的中产阶级，中国士人与君主的利益冲突不若西方的激烈，反而常常站在同一立场；然而当面对西方列强，在以固有文化以资对抗上，种族问题便成了输入的民主自由思想以外，另一个与专制君主决裂的原因。这里或许表现在中国士人在民主革命与种族革命上的区分，一派认为士人与专制君主原先便不存在冲突，因此结合民主自由与固有文化与西方对抗并不须要排斥君主制度；另一派则以为，要结合固有文化与民主自由以对抗西方文化，同时亦须将不属于“汉族”固有文化、也不符合民主自由原则的异族君主排除。于是当中国士人重新定位，选择走向大众时，发扬“大众文化”的部分在异族君主尚未摘掉前反而不明显，46而主要在如何在民主自由的原则下培养属民成公民、在固有“汉族”文化的原则下分辨出汉族与满族。

　　一个群体中掌握象征符号之诠释意义的少数阶层，在以之象征意义区分群体的边界时，必须要有此符号操作展演的空间。47而这个不属于官方、而为士人所建立的新式传播领域，便成为士人操作符码，以之陶铸国民、建立国族的空间。48媒体的传播功能，除了在聚合共识、制造认同外，同样亦可在区隔彼此、分辨族我上发挥。前者表现在宣扬国民观念与爱国主义的下层启蒙运动；后者则表现在对于中国为外国所压迫、汉人为满人压迫的国族与种族主义运动。两者共同表现在各种传播媒体的内容上，以不同形式，如白话报、演说、戏剧、革命小册，传播给更广大的受众。

　　但是要注意的是，虽然在媒体的论述层次上，失去官方联系的士人似乎面向了大众，并且开始有若干同情底层民众的言论出现，然而在实际层次上，士人并未“认同”于大众，知识阶层与一般民众间的界线还是明显可见。抛弃乡村的人际网络与社会关系，迁移到城市的学堂、报馆、出版社，以及留学国外的士人，反而距离民众越远。从前士人虽然以文化与民众做分界，但是居住在乡村的、有宗族与亲戚关系为后盾的绅士，与乡民保持密切的联络。然而依靠仅存的文化能力的士人，为求发展赶赴城市就业于报馆书局、为吸收新思想到城市的学堂当学生，在前述“中央－官－绅－民”的连结当中，既“中央－地方官员”、“官－绅”的钮带松脱之后，“绅－民”之间的连结也渐渐消失。当在学堂受新式教育“学生”学习了城市的声光化电而回到乡村兴学时，昔日四民中（跟工商相比）与农民最亲近的士一旦转型为知识分子，面对的是农民的视若异己，以及对学堂的攻击行动。49在以前“文化－政治－社会”的循环中，文化上的分界藉由政治力量以维系地方上的社会秩序，如今在社会关系脱落之后，文化上的差距反而更显尖锐。毕竟新式媒体仍旧根源于都市，当士人投向新式媒体，进入新兴的城市文化，已然与所属的地方社会告别。

　　在旧秩序崩坏、新秩序尚未建立之际，晚清的士人处于青黄不接的过度期，既与官方脱离了原有的合作关系、又未与下层社会建立认同与合作关系，自己定位为沟通上下的中间阶层，然而作为中间阶层的依凭（如媒体构筑的言论空间）又尚未稳固到成为社会的新势力。不仅在思想、文化与自我认定上，晚清的士人＼知识分子在日渐紊乱的社会阶层中，有被排除出核心、又未占据新位置的边缘化危机。50

　　既然士人如前所述，与官方断了奶水，同时又与农村断了脐带，民国后的知识分子要何去何从？掌握文化的知识分子有几条路可以选择。其一是在媒体领域中扮演监督者的角色，如民初记者黄远庸，然而在媒体尚未壮大到足以与其它社会势力抗衡前，这毕竟是一个悲伤的选择。其二是往更高深的学问前进，在政府力量成立的学术机构中保存其高等文化。然而象牙塔难进也难出，站在知识顶峰的知识分子固然有责任心要改造社会，然而与下层民众的距离越来越远。其三是向下层民众认同，抛弃原有的文化与知识，感叹“我为什么不是工人？”51从“帝国的上升阶梯”到“走向大众”，52正与社会主义的潮流聚合。然而知识分子既然是“知识分子”就不会是群众，如同李大钊的感叹《学生问题》，“被造就之人人，一入此阶级，一得此阶级身分之后，乃以此阶级身分之故，社会反与为冰炭之质，枘凿之势，所学无论其为何科，社会皆不能消纳之应用之”。53

　　在专制君主时期被排除在外、不安定的灵魂，到了民国以后，仍然徘徊愁转，摆荡在不上不下之间，继续找寻他们的出路。

① 包天笑与《时报》搭上线是因为他之前便时常投稿《时报》，而跟曾孟朴则是苏州旧识。

② 尤其任山东青州学堂监督时还包吃住，价值不仅那只元宝，而到上海则要一切自付，然对包天笑而言，还是在上海划得来。除了经济的因素外，在官立学堂任监督随时要应付态度不同的地方官，特别是屡换的上级对开学堂一事未必有共识。比较起来在民间传播机构做事要自由的多。

③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台北：龙文出版社，1990），375-379。

④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399-405。

⑤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395-396。

⑥ 胡颂平编，《胡适之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社，1984），57。

⑦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387。

⑧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388-389。

⑨ 除了开销太大以外，蒯光典后授实缺，恐京中人参他在上海“勾结新党、私营商业”，遂将金粟斋收起。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284-285。蒯光典后任留学生监督，其子蒯寿枢留学日本，为革命党人，一度热心于暗杀活动。

⑩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271-273。

11 《译书汇编》7（1901），总317。

12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198-199。

13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201。

14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122-123。罗志田以山西刘大鹏从杂货摊上买来《三国志》爱不释手，来说明因为山西穷僻，士风不佳，士人只知读时文。刘氏虽批评这个风气，但自己进学十五年间，最多只在别人那里翻过《三国志》，可见其平常读的非时文书也不多。罗志田，《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一个内地乡绅眼中的近代社会变迁》，《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170。在差不多时间（刘大鹏1893年买到《三国志》，同年包天笑入泮），苏州秀才包天笑同样也从来没读过《三国志》，即使苏州书业一直是全国最发达的地方之一。这有几种可能。其一是有些书籍的流通被高估。除了部分畅销书（如小说、科考书）外，其它销路不那么广的书其实流通有限，定价也高，比起现在相对贵重。对一般人而言，“拥有”一套部头较大的书是件很奢侈的事情（如《通鉴易知录》必然比《通鉴》容易得到的多），尤其在可以缩印的石印技术普及前，对士人而言，“借阅”是比较常见可以读到这些书的管道。其二，不读四史等时文以外的书对士子而言十分普遍，并非是山西特例。刘大鹏会觉得这是因为山西荒僻的原因，是因为他也没有比较的对象（更何况对他人的责怪是“意图”把自己排除在这些他说不欣赏的不学士人之外，并非代表他“真的”与其它士人不同，不在此风之内）﹔在文风盛的江南，没读过四史的士子也比比皆是。这两种可能原因又是互相因果的：正因为士人少读时文以外的书（除了小说等杂书之外），因此这些书在市场上的销路不好，价钱也高，而士人更不容易看到。

15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96-98。

16 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45

17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台北：龙文出版社，1989），64-65

18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14-15。

19 如包天笑的姑丈尤巽甫发愤读书，进学后便不乡试；其堂兄尤鼎孚则是中了顺天乡试举人后“在家里当乡绅”。盖其姑丈家乃尤侗之后，是苏州大族，又未受太平军波及，家中有绸缎庄等产业。其姑丈小时候也在大钱庄习过业，但受不了苦，又是富家公子，家中有钱得延请名师，轻易博得一衿后便在家中享福，闭门课子吸鸦片。反正有家业，不须他赚钱，又有了功名，可说两全其美。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17。

20 到十八世纪结束，中国约有1436个县，每个县官平均需负责对三十万人的统治。而在“旧政权”(ancien régime)时期的法国，最底层的行政长官只需负责管理约三千人。见Joseph W. Esherick and Mary Backus Rankins, “Introduction” in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 edited by Joseph W. Esherick and Mary Backus Ranki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 3.

21 根据张仲礼的估计，清朝嘉庆以后地方官员调动频仍，平均一任知县仅任职一年多，在此之前一任有三到五年。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李荣昌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51。

22  嘉庆、道光朝之后时人普遍认为吏治败坏。吏治败坏的原因很多，而就官僚行政而言，可说代表中央监察与官僚自律制度失去作用，亦即中央权威对底下的官僚无能辖治，官僚转而有更大的空间迎取自身的利益（如贪污），而这些利益往往与上层的行政效能相抵触。

23 由于人员多而名额有限，清中叶后地方官升迁管道很窄，许多官员上任只以经营上级、转觅肥缺为务。

24 如浙江地区的知县段光清甫上任“其荐条皆贴之本官内账房壁上，不可以车载，不可以斗量。”许多官箴书会劝新任知县保留幕友中最重要的刑钱两席，段光清也是这么做。当段光清婉拒上级推荐人选时，其首府尚抱怨“尔处朋友竟行自定，殊不知我处朋友皆上宪所荐也。”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97），页13-14。

25  柯悟迟，《漏网喁鱼集》(北京：中华书局，1997)，页26。

26  如清中叶以后地方团练武力的兴起与地方精英之间的关系，见Philip Kuhn,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1796-1864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27 “地方精英”(local elite)指的是在地方社会上占支配地位(dominance)的阶层。随着各地域社会条件不同，地方精英的构成也不同；随着时势的变迁，其成员为了维持其优势地位也会随之调整其社会关系。地方精英中的成员或许取得功名，然而各地有功名的绅衿在地方社会中的重要性有别，如在文风鼎盛的江南，有功名的绅衿常居主导地位，但在边区等地方冲突较严重的地方，拥有实际武力的地方精英未必有功名，但可能为地方事务之领导者。参考Joseph W. Esherick and Mary Backus Rankin (eds.),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

28 “绅”指出仕之家；“衿”指生监之家。张仲礼据之将绅士区分为上层绅士与下层绅士。

29  如1852年宁波周祥千之乱，便是针对“官—吏—绅—商”勾结而租税不公的动乱。在这场动乱中，地方的监生是站在民众的一方，反抗城市的绅商。见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51-62；刘广京，《晚清地方官自述之史料价值──道咸之际官绅官民关系初探》，《中央研究院成立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1978)，353-361。

30  利用商人的暧昧身分与政界保持良好关系、换取利益，在此时最佳的例子或许是红顶商人胡雪岩。

31 柯悟迟，《漏网喁鱼集》，27。

32 冯桂芬，〈变捐例议〉，《校邠庐抗议》（郑州：中洲古籍出版社，1998），页102。

33 关于“四民社会的解体”，见罗志田，《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一个内地乡绅眼中的近代社会变迁》，161-190。

34 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2、52、64、96。

35 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202。

36 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4。

37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14-15。

38 此时汪康年36岁（杭州）、叶瀚33岁（杭州）、夏曾佑33岁（杭州）、张元济30岁（杭州）、吴趼人30岁（常州）、李伯元29岁（常州）、蔡元培28岁（绍兴）、章炳麟27岁（杭州）、包天笑23岁（苏州）、狄葆贤23岁（溧阳）、孙宝瑄21岁（杭州）。

39 吴蒙，《学究新谈》，（台北：广雅出版有限公司，1984），1。

40 关于科举变革之际塾师失馆的例子，前引《钏影楼回忆录》与《退想斋日记》载有许多。吴蒙的小说《学究新谈》，则鲜活的刻画了杭州名师夏仰西如何在科举改革之际，一生学问秘籍变得不值一文，最后在学生引介下进入新式学校教蒙生，面对许多新旧教育观念冲突的过程。。

41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563。

42 这句话是包天笑形容有一次严复演讲名学，来听的的人相当多。由于严复演讲中夹杂许多英文，不懂英文的人便不太明白。许多人即使听了也莫名其妙，包天笑是校对过《穆勒名学》的人，却也不太明白。他说“所以这次来听演讲的人，我知道他们不是听讲，只是来看看严又陵，随众附和趋于时髦而已。”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272。

43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184-190。

44 Joan Judge将之翻译成”middle realm”。关于中间阶层的意义，见Joan Judge, Print and Politic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12。

45 Tom Nairn, “Scotland and Europe”, in Becoming National: A Reader, edited by Geoff Eley and Ronald G. Suny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79-104.

46 这表现在晚清与五四时期启蒙运动的差异。晚清时的启蒙并不一定对下层民众认同，而是要把“他们”变成跟“我们”一样的公民，与五四以后那种认同中下层民众的启蒙运动在原则上不太相同。

47 关于象征符号与群体间的关系见Anthony P. Cohen, The Symbolic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London: Routledge, 1985).

48 关于知识阶层对国族象征符号的操弄竞逐，沈松侨的两篇论文有详尽的讨论。见沈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8(1997.12)，1-77 ；沈松侨，《振大汉之天声──民族英雄系谱与晚清的国族想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3(2000.6)，81-158。值得注意的是此两文中知识阶层操弄象征符号的场域，意即作者所引用的大部分史料，多是出于本文讨论范围中的报刊（如《浙江潮》）与革命小册（如《黄帝魂》）。然而两文重点是在论述层次上符号意义的竞逐，而非透过传播之后达至的实际效果。

49  关于晚清“知识分子”渐与农村社会疏离的情形参考杨国强，《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人》，《近代中国》145（2001），38-42。

50  关于士人的边缘化，见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台北：三民书局，1992），页33-50；王汎森，〈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自我形象的转变〉，《台大文史哲学报》56（2002），1-28；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191-241。

51 王汎森，《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自我形象的转变》，1-28。

52 Ho Ping-ti,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1976)；Hung Chang-tai, Going to the peopl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Folk Literature, 1918-193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而1911-1918这空缺的数年，岂不正暗示士人＼知识分子此时的方向迷乱？

53 杨国强，《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人》，41-42。

 原载许纪霖主编：《知识分子论丛》第6辑《公共空间中的知识分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