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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综理二十世纪上半叶各类国学课程设置和国学教材的内容，评其得失，吸收其合理成分，从而探讨今天国学学科的课程内容与课程设置。认为，国学学科课程设置的总体原则应该是：从传统“小学”入手，重视原典阅读，回归传统，深入国学的学统，运用现代先进的科学思维和高技术手段，求真务实，打牢基础，勤于实践。 关键词：国学 汉学 课程 教学 原典 在《论“国学”的学科形态与学科建设》（《长江学术》2007年4期）一文中，我们讨论了“国学”学科设置的理据和意义、学科名称及其内涵的界定、学科形态和范畴的形成、学科建设与现代社会的关系等问题，本文继而讨论具体操作层面上的“国学”学科的课程内容和课程设置。 一、前人“国学”学科课程内容的概况 我们说过，“国学”是指中国固有的全部学术，或称中国传统的学问，是成系统的、专门性的学问，是约定俗成的中国固有文化学术的总称。在意识形态范畴上，国学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长期积淀，是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发展史中历代智者创造、传承下来的有关人的生存价值和生命意义的智慧结晶，是中华民族所独有的系统而完整的知识、文化和学术体系，这个体系涉及中华民族的心理特质、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行为规范、伦理道德和风俗习惯，等等。 《礼记·学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周礼·春官·宗伯》：“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 周代“国学”是指国家设立的学校（也指其教育制度），主要教皇室和贵族的“国子”，教授的内容主要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此“国学”到汉代称“太学”，晋称“国子学”，北齐称“国子寺”，隋以后一般称“国子监”，唐宋的“国子监”扩展成为国家的教育管理机构，总管“国子”、“太学”、“四门学”等学校，直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改设学部时“国子监”才被废止。 “国学”作为课程来讲授，在不同时代、不同机构和讲授者那里，是有不同内容的。 清康熙时与著名大臣李光地合著韵书《音韵阐微》的王兰生，曾著《国学讲义》二卷，今存有乾隆间刘氏传经堂刻“清麓丛书”本。王兰生字振生，号信芳，直隶交河人，曾为李光地门生，康熙辛丑（1721）进士，乾隆朝官至刑部右侍郎。他在官任司业期间为诸生授课，主要是讲论儒家经义，故称“国学讲义”。伦明所撰《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国学讲义二传》云：“所说皆《中庸》，末附《孟子》三章。按兰生尝学于李光地，光地撰有《中庸》章段及馀论，兰生本其义，而推阐加详。谓五达道为体要，三达德为纲领。又先举全篇大指，而分一节一章或数章以论之。其说‘夫子加齐之卿相’章，及‘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义亦本于光地之《孟子箚记》，然俱不若光地之简而得要也。”则此“国学”讲授内容只在儒家经学范围之内，与今国学学科所涉内容相差较远。因涉“国学”之名为时甚早，故列出以备参考。 清末民初的“国学”学科是针对西学强劲东渐而提出来的，就其时代意义而言，当时被提高到顾炎武“亡国”与“亡天下”之辨的高度，如许守微云：“国有学则国亡而学不亡，学不亡则国犹可再造。国无学则国亡而学亡，学亡则国之亡遂终古矣。”[①]就“国学”的内容而言，则一开始就不只是限于传统的经学，而包含我国传统学术的方方面面，并且不排斥西学（或新学）的治学方法，其内容的涵盖面是很宽的。 早在1902年秋，梁启超在日本谋办《国学报》，写信请黄遵宪合作，云：“近顷悲观者流，见新学小生之吐弃国学，惧国学之从此而消灭，吾不此之惧也。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其间接之影响，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但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②]强调了国学吸纳新学的必然性与必要性。 1911年2月，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中论学科内容的分类以及中、西学关系说：“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故中国之学，西国之学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所异者广狭疏密耳”，“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③]强调内容上的相互包容和方法上的互相促进。 1918年底，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说：“研究也者，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④]强调运用西方的科学方法来研究国学的深层内涵。 1923年1月，顾实《国学丛刊·发刊辞》限定国学的内容，以“小学、经学、史学、诸子、佛典”六类“统名曰国学”，并在国学学科应学习和研究的内容《计划书》中谓“国学之范围，造端于周季六艺、百家”，今日之国学内容不仅包括国内“用中国语言文字记录之书”，而且“凡他邦人如近则日本、朝鲜，远则欧美诸国，有中国语言文字记录之书，亦当在整理之列。”[⑤]对国学的文献范围和内容有较为明确的限定。 1925年底，厦门大学筹建“国学研究院”，章太炎弟子沈兼士南下任国文系主任兼国学研究院主任。1926年9月，沈兼士等提出《国文系改称国学系之理由草案》：“案本系所设科目，其内容包含，粗可分为四类：（一）关于语言文字者，如文字学史、方言之研究……等；（二）关于文学者，如文学史、词曲选……之类；（三）关于其它国故者，如经学、礼乐、历数……等；（四）关于治学方法者，如目录学、校勘学……等。其性质既不一致，统称之曰国文系，似嫌太泛，若改名为中国文学系，又觉含义不周，失之过狭。因念近代泰西日本谓中国固有一切学术为支那学Sinology,国人自称则可直名为国学，盖国学系所以教授关于国学之基础知识，国学研究院所以资精深之研究，今改斯称，庶几本末一贯，名实相符矣。”国学系拟设课目及1926年秋季任课教师安排为：（一）语言文字：（1）文字学及文字学史（一、二年级），沈兼士；（2）古韵沿革（一、二年级），罗常培；（3）中国方言之研究（四年级，未开）；（4）中国古代方言之研究（四年级，未开）；（5）声韵、文字、训诂专书研究（三年级），周树人、沈兼士；（6）中国文法之研究（四年级，未开）；（7）中国修辞学之研究（四年级，未开）；（8）作文及演说（一、二年级），王振先、汪辉煌。（二）文学：（1）文学史总要（一年级），周树人；（2）文选及文史（一、二年级），罗常培、郝立权；（3）诗赋选及诗赋史（一、二年级），郝立权；（4）词曲选及词曲史（二年级），毛常（词）、陈万里（戏曲）；（5）小说选及小说史（二年级），周树人；（6）文学分代或专家之研究（三、四年级），周树人、罗常培、郝立权、汪辉煌、陈万里。（三）其它国故及治国学之方法：（1）经学通论（一年级），罗常培；（2）经学专书研究（三、四年级），顾颉刚；（3）史学专书研究（三年级），张星烺；（4）诸子专家研究（三年级），容肇祖；（5）古代礼乐制度之研究（四年级，未开）；（6）古代历数之研究（四年级，未开）；（7）目录学（一年级），陈乃乾；（8）校勘学（二年级），陈乃乾。[⑥] 这个课目兼顾了原典、通论和方法，兼顾了知识与学术史两个层面，也兼顾到以传统学术为主与吸收西学合理的学科分类两个方面，还兼顾到学习知识和进行研究两个方面。尽管因教师缺乏而课目设置还有所欠缺，或虽列课目而未能开讲，文学分支似嫌过细，但该课目的框架是较为周全且操作性较好的，至今仍然可资借鉴。 回观20世纪上半叶，国学盛行，大学设立国学的教学、研究机构，中学更是普遍开设国学通论课，编出了很多“概论、大纲”之类的国学通识教材。下面选列几种有代表性的教材纲目，一可示其发展脉络，二可供今天国学学科课程设置作参考。 章太炎《国故论衡》（1910）“小学、文学、诸子（哲学）”内容的三分，以及《国学概论》（1922）“本体、方法、派别”体式的三分，基本上形成国学科目分类的范式，此后各类国学教材以及课目门类设置，大多都是在这个范式的基础上来进行取舍、扩充或改进的。 钱穆《国学概论》（成书于1927年，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分上、下二篇共十章：上篇：孔子与六经、先秦诸子、赢秦之焚书坑儒、两汉经生经今古文之争、晚汉之新思潮、魏晋清谈、南北朝隋唐之经学注疏及佛典翻译。下篇：宋明理学、清代考证学、最近期之学术思想。这完全是学术史的写法，结构思路借鉴西方学术史，材料则是传统的。 徐英《国学大纲》（上海华通书局1933年版），分十八题：书籍制度、书籍类别、群经源流、群经略说、汉学派别、汉学传授、宋学派别、宋学传授、字学音学、史学源流、诸子源流、诸子派别、诸子之馀、文学定谊、诗赋流别、骈文流别、散文流别、治学总略。这个框架未受西学多少影响，基本上是传统的，是四部分类与学术流别的综合体。其自序云“为诸生讲国学，辄述其源流，演其派别，论其得失，详其变迁。”正是其编撰宗旨的写照。 王易《国学概论》（神州国光社1933年版，黄侃题书名），分导言及四篇十五章。经学篇：六经概说、汉晋经学、唐宋经学、清代经学。小学篇：小学概说、六书、音韵、训诂。哲学篇：周秦诸子、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晚近思潮。史学篇：史学概说、历代正史、诸类杂史。这个分类以学术史为纲来统领四部典籍（不列集部文学类），经学史、哲学史、史学史之外，单列小学篇来讲文字、音韵、训诂，视小学为国学的根基，故黄侃为之题书名。 汪震、王正己《国学大纲》（北平人文书店1933年版），分九章：什么是国学、经学、史学、哲学、自然科学、文学、文章之派别、文字学、清代学术史。其中，“自然科学”分数学、天文学、物理学3门，“文字学”分9门讲小学诸科及甲骨、金文。这个纲目杂糅多方分类，有小学专章且及新出的甲骨、金文，把经史子集四部典籍与西学的全套学科分类糅合在一起，有大文科的哲学、史学、文学等，又有大理科的数学、物理、自然科学等，然后还专列了清代学术史，可谓包罗甚广。 马瀛《国学概论》（上海大华书局1934年版），分三编二十六章。绪论编：国学定义、国学范围及其分类、今人对国学之态度、吾人研究国学之原因。研究方法编：观察、会通、怀疑、辨伪、明诬、勘误、归纳、比较、分类、整理、辑补、统计、调查、发掘、评判。研究工具编：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章句学、版本学、文法学、言语学。其中，“会通”分“治经学应知家数、治哲学应知流派、治史学应辨真妄、治文学当知变迁”4门，“发掘”分“甲骨文字、汉晋木简、敦煌古书、新郑彝器、渑池石器”5门。这个纲目的分类受西学注重分析的影响较大，不重视传统典籍的文本内容，只在“会通”中略及学术史。主要讲治学方法，一列就是15章，用了一些新出名称，颇为烦细且多有重复。也重视小学根基，且添“文法学、言语学”两章新学内容。 钟泰《国学概论》（中华书局1936年版），分八章：六书篇、声韵篇、章句篇、六艺篇、诸子篇、目录篇、汉宋异同篇、文章体制篇。这个纲目又较偏于传统，重视小学根底，主列诸子（哲学）与文章（文学），略及学术史。近于章太炎《国学概论》范式，较为简略。 刘明水《国学纲要》（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分十章：文字学、经学、史学、子学、理学、文章、诗歌、词、戏曲、小说。其中，“文字学”分11门讲文字、音韵、训诂及甲骨、金石文字等。重视小学诸门类知识，按四部分经、史、子、集而将集部（文学）再按文体分出若干类。加上理学，则又照顾到学术史了。 曹朴《国学常识》（上海文光书店1947年版），分十三章：概说、语文、古物、书籍、经学、史地、诸子、佛学、理学、诗赋词曲、散曲和骈文、新被重视的文学、科学及艺术。其中，“概说”分10门讲国学的定义、分支、源流、方法、与西学之关系等，“语文”分17门讲文字、音韵、训诂、文法、方言等，“古物”分7门讲甲骨、金文及无字文物等。重视语文（小学）而分17门，实际上还应加上“古物”中的甲骨、金文等门。依四部分经、史、子，而将集部（文学）再按文体分开，兼及新文学和科学技术。这个纲目虽然多用传统名称，实则模仿西学分类处甚多，颇显杂乱，清晰度与统一性都不够好。 “佛学”是汉代以后才传入中国的，虽经改造而融入中国学术体系中，但它自成系统，有自己特定的学科形态、经典文本、传授内容和学术方法，当视为与国学平行的学科。所以，一般都未将佛学内容阑入国学的学科内容和教学体系之中，曹朴列“佛学”入国学，是较为少见的作法。 二、“国学”学科的课程设置与研治方法 国学代表的是中国数千年的正统学术文化，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并持续地影响着中国绵延不绝的历史文化传统。精神是要有载体的，国学的内容通过中华民族最具个性和独立性的汉字系统（语言系统）来记录、注疏和阐释，形成大量经典性的文本，成为中国文化中最为稳定的成分，形成自己深厚的学统，具有很强的传承惯性和潜在的旺盛生命力。因此，每当中国文化受到外来文化冲击而面临危机时，“回归传统”总是中国文化战胜厄运并得以发展的有效方式。所以有学者强调：当代中国学术面对“全球化”浪潮，再次面临危机，应该先回到乾嘉时代，然后才谈得上走出和超越乾嘉。要想国学复兴，首先要实实在在地回归传统，不能浮躁，不要急功近利，否则一事无成。 因此，国学学科课程设置的总体原则应为：从传统“小学”入手，尊重原典，打牢基础，回归传统，深入国学的学统，方能有所收益。真正弄懂了国学，才可能发展国学。 监于当今文、史、哲诸人文学科受西方的影响而分支过细，学科内容越分越窄，具有传统综合性的国学才急待复兴。国学的学科体系，必须是综合性强、涵盖面大的。从知识层面看，国学包括中国历代的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以及对这些文献所进行的整理和解读，四部文本属于此，各类出土材料属于此，传统的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等属于此，考据、辞章亦属于此。从学术史层面看，则是从汲取精神价值的需要出发，国学需要用思想史、学术史研究的方法，对传统经典文献进行诵习、研究和探索，勤于实践，发掘其深厚而优美的内涵，并转化为现代意义上的精神价值，诸如民族意识、人文精神和道德力量等等，是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史的学习与研究，义理即属于此，后来的文、史、哲诸学科发展史亦属于此。 从上一节所引述的一批国学教材来看：或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或参照西学学科来分类；或重知识门类，或重学术史沿革；或偏于原典，或偏于思想，或偏于方法；更多的是几种或多种混合编排分类，层级不清。总体来看，其门类不过“四部经典”、“小学”、“文化史”、“学术史”、“治学方法”五大部分。因此，我们今天的国学学科课程设置，不妨也按照这五大部分来分课程类目： 第一，以秦汉儒家经典为主的经史子集四部原典，《尚书》、《周易》、《毛诗》、“三礼”、《左传》、《论语》、《孟子》、《老子》、《庄子》、《楚辞》、《史记》、《汉书》、《文选》及其注疏是根底性的原典。教师专治专讲一经，是课程设置的基本形制；学生以精通一经带动诸经的听讲与研习，是扎实可行的方法。学生一定要连带注疏读通一经的原典，只听讲不实践是学不好国学的，诵习和熟识原典是弘扬国学前提。原典的讲读，还要包括各类出土文献。 第二，传统小学是研习国学的必备工具，是根底中的根底，文字（含甲、金文及简帛文字）、音韵、训诂和目录、版本、校勘是必不可少的基础课程，无须多论。 第三，中国古代的历史、地理、制度、风俗等，是工具性的知识储备，不可或缺。可以开设诸如中国古代的“文化史”、“制度史”之类的通论课，也可以分专题讲授。 第四，文史哲各学科门类的学术史研究，实际上包括哲学史、史学史、文学史以及政治与经济学史、科技史等。作为通论，应放在统一的“国学学术史”或“思想史”课中来学习和研究，这是国学的综合性质所决定的，分割开来就成了西方现代学科分类的诸门学术史，而不是国学的学术通史了。分专题作讲座是可以的，但必须相互联系，必须在中国传统学术史的有机整体中来展开。 第五，研治国学的方法。首先是传统的考据方法，这是国学最主要的重实证的方法，故当设立专门的考据学课程来学习和实践。其次是重贯通的方法，如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互证的贯通，即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再是与西方学术对比研究的贯通，这类比较与贯通是治国学所必须的方法。 此外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在当今高科技时代，数据定量研究方法应该成为国学研究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刘尊明撰文说：“从宏观的视野和总体的性质来看，我国传统的学术研究基本上属于定性研究的范畴，大多侧重于性质的认定、特征的探讨、经验的描述、价值的论断乃至道德的评判，很少有数量的概念、数据的统计、计量的分析。然而，随着19世纪以来至20世纪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电子计算机在世界各国的广泛应用以及数字化、信息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定量分析的方法也被引入到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⑦] 试举一例：阎若璩曾被认为是清代考据学的主要奠基人，他的《尚书古文疏证》被视为最成功的“证伪案例”，近来，张岩撰《阎若璩〈疏证〉伪证考——清代考据学存在多大问题的一次检验》一文，利用电子文本检索手段对《尚书古文疏证》的论证文献逐一核对与检验，“可以初步证实他的研究远远不足以支撑其结论。不仅如此，《疏证》中还包含许多刻意捏造的伪证。”[⑧] 由于电脑的普及和古籍文本电子信息化的飞速发展，定量分析上升为国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各类典籍文本大量电子化，知识积累的效率大大提高，信息检索快捷而全面，定量分析深化定性分析，校勘、笺释的速度和准确度大大提高，传播与交流的多快好省带来更好的普及性，从而促进国学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因此，我们为国学专业的研究生开设专门的“人文计算”（Humanities Computing）课程，实践证明效果很好，深受欢迎。以后可以扩展到国学专业本科教学中去。 现行的“汉学”指非中国人研究的“国学”，也称“海外汉学”或“域外汉学”，实际内容包括“域外汉学史”和“域外汉籍研究”两大部分。所谓“域外汉籍”，一是指历代流传到国外的中国古代典籍，二是指国外整理刊刻的中国古代典籍，三是指历代域外汉学家用汉文书写的作品与学术文献，研究这些文献与在海外研究中国古代文献一样，划归“汉学”的范畴。我们为研究生开设“汉学”课程，可以将“域外汉学史”与“域外汉籍”分为二科，也可以合为一科。掌握一定的域外汉学知识，既有利于国学知识的系统化，也有利于国学的对外传播。目前，对外汉语教学不断升温，孔子学院在各国相继开设，现在还只是教最基础的汉字汉语的认读和使用，有了一定的基本积累之后，国学内容的深入教学就必然会提到重要的位置上来，这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必须未雨绸缪。 由于今天的本科生、研究生阅读古籍的基础相当薄弱，高校“国学课程”的设置，当以原典研读为主干。只流于“概论、通论、解读、导读、入门、方法”之类，而不广泛阅读“四部”原典和出土文献，是舍本逐末的做法。国学课程的设置要体现基础性、学理性、系统性、可行性相结合的原则，求懂不求多，求实不求快，培养读书种子，不能急于求成。 国学复兴的呼声甚高且势在必然，国学学科建设的步伐必须加快，而新时期国学课程的设置和实施才刚刚起步，很多方面还在摸索之中，但只要我们努力实践、勇于探索，相信一定会逐步完善起来的。 [①] 许守微：《论国粹无阻于欧化》，《国粹学报》第1年第7期。 [②]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新民从报》第22号， [③] 王国维：《观堂集林·别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④] 见《北京大学月刊》创刊号，1918年12月。 [⑤] 见《国学丛刊》第1卷第1期，1923你1月。 [⑥] 引自洪峻峰：《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与国学系》，《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6期，45－52页。 [⑦] 刘尊明：《国学研究的现代化趋势》，《光明日报》 [⑧] 张 岩：《现代信息技术与传统国学研究》，《光明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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