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于１２世纪中叶的英国牛津大学，是英语国家中最古老的大学，也是欧洲中国学术研究的重镇之一。早在１６０４年（明朝万历三十二年），牛津大学的博德林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便开始收藏中国书籍。１６３５年（崇祯八年）、１６３６年（崇祯九年）、１６３９年（崇祯十二年）、１６４０年（崇祯十三年），当时的坎德伯里大主教、牛津大学校长威廉·兰德（Wm Land）前后四次向该馆捐赠中文抄本，共计１１５１册。明初航海针路簿传抄本《顺风相送》便是其中之一。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初叶，又有威利（Alexanda Wylie）和巴克豪斯（Edmend Baekhouse）两次大规模捐赠中国图书，总数达５万余册。１６８３年（康熙二十二年）创建的亚士慕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则搜集和收藏了许多从石器时代到清代的珍贵中国文物和艺术品，并设有艺术考古的附属图书馆。这就为牛津大学中国学术研究的展开，奠定了图书文物资料基础。

早期牛津学者对中国图书文物的兴趣，主要出于对神秘的东方的好奇和向往，谈不上学术性的研究。１８２５年（道光五年），出于英国对华贸易、传教对中文人才的需求，早期来华传教士、汉学家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博士倡议在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设立汉学讲座，但没有成功。１８７６年（光绪二年），牛津大学设立汉学讲座，才开始对中国学术的研究。

从清末到现在，牛津大学的中国学术研究走过一百二十年的历程，经历了从经院式研究到开放式教育、从汉学到中国学的转变，既有传统特色，又有新的发展。

    一

牛津大学的汉学讲座，是传教事业、商业活动和殖民扩张相结合的产物。最初的讲座基金，是由一些对华贸易的英国商人捐献的。伦敦会教士、英国早期著名汉学家里雅各（James Legge）被聘为首任讲座教授。

里雅各于１８３８年（道光十八年）底到伦敦的大学学院学习中文，次年被伦敦布道会派遣，到马来亚的马六甲传教，后出任当地的英华书院院长。１８４３年（道光二十三年），他随书院迁往因鸦片战争成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一边传教，一边学习、研究，并着手翻译《四书》等中国经书。１８６１年（咸丰十一年），开始在香港出版英译《中国经典》（Chinese Classies）多卷本。１８７３年（同治十二年），为专心译书和“为了家庭的义务”，从香港返回英国。出任牛津大学汉学讲座教授后，他把这一新学科定位在中国语言和文学，继续致力于翻译《中国经典》，至１８８６年（光绪十二年）出齐，计２８卷。这部译著奠定了英国研究中国传统学术的基础，至今仍为西方学界视为介绍中国儒家经典和其他古文献的权威译本和正统的参考书。里雅各担任此职二十二年，直至１８９７年（光绪二十三年）逝世。他教过多少学生不得而知，教了什么也没有记载。

布勒克（Thomas Bullock）于１８９９年（光绪二十五年），接任牛津大学汉学讲座教授，至１９１５。他曾在英国驻中国领事机构中供职二十八年，从驻上海领事任上退休后，来牛津任教。１９０２年（光绪二十八年），他编著教材《汉文渐进练习》。

第三任讲座教授是苏慧廉（William Soothill），１９２０年到牛津大学任职。他在中国传教、办学二十五年，１９０７年（光绪三十三年）被任命为山西大学西斋总教习。到职后，主要从事中国历史的研究，著有《中西交通史大纲》、《中国史》和《中国与英国》等。

牛津大学早期的三位汉学讲座教授，都有英国对华宗教和殖民扩张的背景，但由于牛津大学坚持学术独立的传统，以及入学考试严格、学费昂贵等因素，长期只有少数学生的非正规听课，教师的主要精力是做研究工作，这就形成牛津早期汉学具有经院式的纯学术研究的特点。里雅各在译介中国儒家经典和古文献上，苏慧廉在介绍中国历史方面，都在欧洲汉学界有一定的影响。

在汉学讲座之外，亚士慕博物馆还有研究东方和中国艺术考古的人员。著名的中亚探险家斯坦因（Mark Aurel Stein），曾于１８８４年和１８８６年来此作短期的学习和研究。他在我国新疆和敦煌取走的大量文书、文物，运回英国后，曾在牛津大学默顿学院（Merton College）的一幢小石屋里整理、研究。他撰写的《西域》（Serindia,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Asia and Western most China）和《亚洲腹地》（Innermost Asia,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Kansu and Eastern Iran），分别于１９２０年和１９２８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他在中国探险遗留下来的清政府公文等部分文件，还收藏在牛津大学博德林图书馆里。

    二

１９３５年，苏慧廉去世。１９３８年，牛津大学聘请学贯中西的我国史学家陈寅恪出任第四位汉学讲座教授，但陈寅恪迟至１９４６年才来牛津到职。该教授席位实际上空缺了十二年。

１９３９年，在汉学讲座教授空悬的情况下，由时任中国哲学和宗教讲师的修中诚（Ernest Richard Hughes）主持，进行了牛津大学汉学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创立了汉学科（Chinese Honour School），确定本科四年制的课程内容和考试方法，设置正式学位。从此，牛津大学汉学讲座的重心从经院式研究转到开放式教育上来。不过，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初期百业待兴的环境影响，这一改革的效果一时未能体现出来。到１９４９年，十年中仅有五人学成毕业。可以说，这是牛津大学汉学科惨淡经营的时期。

陈寅恪到牛津大学时，已经双目失明，治疗无效后，于１９４７年辞归。牛津大学乃另聘德和美（Homer Dubs）为讲座教授。

德和美在１９４７—１９５９年间主持牛津大学汉学科。他早年在中国传教，译有《前汉书·本纪》英文本３卷。他和前任们一样，注重中国语言、文学和哲学，积极推动中国古代文献的译介。

继德和美之后，霍克斯（David Hawkes）于１９６０—１９７１年担任牛津大学汉学讲座教授。他以专研楚辞、杜诗著名，所译《楚辞·南方之歌》和《杜诗初阶》，为世所重。他还是英文本《石头记》３卷即《红楼梦》前八十回的译者。任职期间，他主编牛津东亚文学丛书，出版英文本的《刘志远诸宫调》、《李贺诗集》、《中国汉魏晋南北朝诗集》、《战国策》、《陶潜诗集》等多种。

随着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新中国的建立，西方研究中国学术的中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研究的目标从传统中国转向现代中国，研究方法也从文献考释发展为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互相渗透，即“科际整合”。美国研究基金雄厚，课题规模宏大，吸引许多欧洲、日本等地学者参与，不断提出各种新的解释模式，建构新型的西方“中国学”，主导西方中国学术研究达数百年之久的欧洲汉学因此衰落。

牛津大学汉学科面对这种冲击，一面坚守传统的阵地，一面渐进地作了一些调整。

１９６１年，牛津大学成立东方研究所（The Oriental Institute），以该所为阵地，集合各学院的东方学研究学者，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东方研究所位于亚士慕博物馆背后的普西巷内，汉学科在该所内拥有办公室、教室和语音室。开始由教师私人藏书建立起来的东方研究所图书馆，拥有为汉学科课程所需要的中文图书一万五千多册。此外，还收藏了一些重要的研究资料。汉学科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在中国语言和文学方面打好一般基础，以便继续深造，成为其他学科中未来的中国问题专家。同时，培养中国文学、历史等方面的硕士、博士。教师队伍也相对稳定，在讲座教授之外，设置固定的中国文学、历史、宗教等方面的讲师职位，从国内外聘任著名学者担任，包括华裔学者吴世昌、齐思贻。在研究方法上，也吸收借鉴美国中国学的长处。

１９７２—１９８８年，龙彼得（Plet van der Loon）担任牛津大学汉学讲座教授。他研究的主要领域是中国戏曲和道教，搜有大量罕见的版本和孤本。他曾被“欧洲科学基金会”任命为道藏研究计划指导委员会主席，１９８４年出版《宋代丛书中的道教书籍：评论和索引》（Taoist books in the libraries of the Song period:A critical study and index）。他对中国古代戏曲史，特别是南戏，有深厚的造诣，尤对明清以来闽南和台湾剧本、散曲陟猎广博，经年埋首专研，写下数十册的笔记。１９８８年退休后，担任牛津大学名誉教授，仍乐此不疲。１９９２年辑刊《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在台湾出版，附所著《古代闽南戏曲与弦管之研究》（The classical theatre and art Song of South Fukien:A study of three Ming anthologies），概论闽南语的文学及梨园戏的历史，并依据明代所用的滚门分类，对明万历间刊本《新刻增补戏队锦曲大全满天春》（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藏）和《精选时尚新锦曲摘队》、《新刊弦管时尚摘要集》（两书均为德国萨克森州立图书馆藏）所收的散曲进行分析，还就所涉二十六种剧目的情节和出处，做精细的考证和探讨。

从本世纪５０年代到８０年代，牛津大学的汉学科渐有起色。培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大多在国内外从事大学教育、图书馆和博物馆的工作，有的则利用他们的中文优势，供职于英国议会、香港政府及外交、商务、新闻传播等部门。

这一时期，牛津大学的汉学科是作为东方学的一个分支存在和发展的。它的弱点是，和本校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中的中国研究，缺乏沟通和协作（牛津大学的学院中有一些不懂汉语的中国问题专家）。而教师的研究兴趣仍偏重于中国语言文学和历史，对中国政治、经济有所忽视。但是，在既有的学科领域内，还是因应世界学术潮流，不断进步和发展的。如在本科教学中，强调传授传统和现代中国的知识，加大了现代中国知识的内容；在研究方法上，吸收了美国中国学的长处。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注意和社会史相结合；中国史研究，向近现代移行，并伸展到社会经济史领域。吸收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担任讲师，也带来了不同的学术风格。师资队伍素质较高，在各自领域都是西方中国学界的佼佼者。

三　

８０年代后期，牛津大学对现代中国的研究悄然兴起，圣安东尼学院（St·Antony's College）成立了现代中国研究所，开展对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经济的研究。该所虽未列入牛津大学的正式编制，但因努力争取到各项课题基金，展示了较好的学术发展前景。同时，他们与中国有关部、委建立良好的交流和合作关系，为中国现代经济管理人才提供培训和进修的机会，成绩显著。这标志着牛津大学的中国学术研究，从研究传统中国的汉学扩展到现代中国。

以邵逸夫宣布有意捐资建立牛津大学中国学研究所为契机，牛津大学的中国学术研究力量酝酿着重新整合。１９９４年，牛津大学决定把东方研究所的中国部分与圣安东尼学院的现代中国研究所组合为中国学研究所（Institute for Chinese Studies），拨出牛津大学出版社在沃尔顿街（Waltan Street）的一座小楼，为该所办公、教学、科研场所。东方研究所属的汉学科，划归中国学研究所，实际上就是从东方学学科中独立出来，升格为系了。在原来的汉学讲座教师编制中，先配置中国政治和中国经济两个讲师职位，已向世界各地招聘。同年９月，搬迁完毕，牛津大学中国学研究所开始正式运作。

中国学研究所所长由牛津大学第八任汉学讲座教授杜德桥（Glen Dudbridge）担任。杜德桥教授是英国学术院（The British Academy）院士、牛津大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院士。他于１９５９年就学剑桥大学马德林学院（Magdalene College），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１９６５年到牛津大学汉学科任教二十年，１９８５—１９８９年出任剑桥大学汉学讲座教授，１９８９年起任牛津大学汉学讲座教授。

杜德桥主攻中国古典文学、宗教和神话，同时对传统中国社会史也有浓厚的兴趣。他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目的不在于阐释（Interpretation），而在于探究中国社会为什么有这样的文学，力图把古典文学、神话和民俗、宗教、历史、文物结合起来考察，从文学看社会，从社会看文学。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也是他的第一本书，１９７０年出版的《西游记：十六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研究》（The Hsi-yu chi:A study of antecedents to the sixteenth-centuryChinese novel），通过对《西游记》早期版本的考证，追溯西游故事的原型和从口头文学到戏剧到小说的演变过程，考察本土文学的发展。他对孙悟空来源于印度神猴Rāmāyana的说法表示质疑，认为就算孙悟空确是从印度神猴故事演变来的，还是不足说明它和玄奘取经有什么必要的关联。为了解开孙悟空之谜，他试图从中国古代的民俗和考古文物资料中去寻找猴子的社会文化内涵。１９７８年出版的《妙善的传说》（The Legend of Miao-shan），是探讨观音菩萨女性化、中国化过程的作品。通过对妙善传说的背景、早期历史和以后的演变的考察，指出这一传说和《妙法莲华经》有直接关系，但又是适应宋代社会需要的再创造。

１９８３年，杜德桥根据牛津大学教学实践需要，整理出版了《李娃传》（The tale of Li Wa:Study and critical edition of a Chinese story from the ninth century）。这是唐代传奇《李娃传》的第一本重要、全面的英译本。他运用西方学者研究莎士比亚剧作的方法，把各种版本并列，对每一行、每个词的典故、出处，进行考证和注解，以大量历史的和文学的资料，拓宽了阅读和研究的途径，刻划其主题特征和系统类型，并对故事形成的时间、环境提出新的看法，又写了一篇近百页的导论，特别注意到唐代宗教经典与文学的呼应与和谐，在民间社会文化生活中的意义。

１９９５年，杜德桥出版新著《唐代的宗教经历和凡俗社会》（Religious experience and lay society in T'ang China:A reading of Tai Fu's‘Kuang-i chi’），从文字的角度研究８世纪唐朝社会变化的动因。他运用戴孚的《广异记》，并从《太平广记》中的唐代志怪故事集中钩稽有关的资料，重建繁杂的宗教阶层成员的生活图面，作为研究８世纪中国凡俗社会个人生活的一个途径。他认为唐代宗教阶层成员的生活是在与凡俗社会长期的感受经历中形成的，是凡俗社会的某种折射，因此可以从他们的宗教经历，考察凡俗社会结构和转型的特征。

由此可见，杜德桥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实际上也是对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文化史的研究。在方法上，既是考据详尽的实证性研究，又是“科际整合”，有一定的理论高度。

从现有教师的阵容和研究生的研究方向看，牛津大学汉学系（俗称中文系）正朝着从传统的汉学向中国学转变。原有的主要教席，在中国语言文学方面，近现代已占重要的比重，华裔学者刘陶陶博士，专攻古、近代诗歌及２０世纪中国文学，语音教员干晓允负责现代汉语的教学。在中国历史方面，晁时杰（Robert L Chard）博士，专攻中国古代史（特别是秦汉史）和宗教；科大卫（David W Faure）博士，专攻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晚清和民国时期的社会经济史。劳拉·纽贝（Laura Newby）博士专攻国际关系与中亚中国。

牛津大学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重视，是从７０年代初伊懋可（Mark Elven）担任中国历史讲师时开始的。伊对中国宋以后的社会经济史颇有造诣，他的代表作《高水准均衡陷阱说》（The 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The Causes of the Decline of Invent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Textile Industries）一书，从技术方面探讨中国为什么不能象英国一样在１９世纪经济起飞，认为中国的传统技术水平已经达到高峰，技术落后造成生产停滞，生产停滞又妨碍技术进步，形成恶性循环，也就是“高水准均衡陷阱”。此说在西方学界，曾引起广泛的反响。

科大卫于１９９２年接替伊懋可的教席。他长期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对明清以来的南中国特别是广东和香港地区的社会经济史下了很大的功力，搜集了大量族谱、契约、帐簿等民间文献，研究成果甚丰。１９８６年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农村社会结构：香港东部新界的世系与村落》（TheStructure of Chinese Rural Society,Lineage and Village in the Eastern New Territories）一书，对明清香港新界早期社会史作了详细的研究，通过结合田野考察收集的资料，对村落居民的访问及文献的分析，揭示了当地宗族组织、村落组织和村落联盟的变迁和互动关系，而且从理论上对西方学界流行的，并长期被人接受的关于中国乡村社会的观点，提出了挑战。

１９８９年，科大卫出版《解放前中国的农村经济：江苏和广东的贸易增长与农民生计，１８７０—１９３７》（The Rural Economy of Pre-Liberation China:Trade Increase and Persant Livelihood in Jiangsu and Guangdong,1870 to 1937）和《出口与中国农场主：江苏与广东的农村经济，１８７０—１９１１》（Export and the Chinese Farmer:The Rural Economy of Jiangsu and Guangdong,1870 to 1911）两书，考察了近代江苏和广东的农业商品化与农村经济的变化，认为１８７０—１９３７年间，国际市场的刺激，曾使江苏、广东出口农业地区的生产得到发展，农民生活也有所改善。近年来，科大卫致力于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华南农村经济和社会文化史的研究。

研究生的论文选题，也大大超出传统的欧洲汉学的范围。以１９９３—１９９４年为例，文学类的课题有：《醒世姻缘传》和《续金瓶梅》中反映的乌托邦及其关系，王夫之的文学评论，近、现代中国戏剧，中国文学的超自然现象，茅盾小说中的记事和思想体系，中国画家与作家的人类学分析，上海西方艺术的引介与传播（１９１１—１９３７年），中国文学艺术对Marianne Moore诗歌的影响，等等。历史类的课题有：明清杭州寺院制社会经济的发展，清末民初福州地区的民间信仰和家族组织，张伯行的书院改革和对程朱理学的新定义，古代中国的社会阶层，香港新界的世系和村落，张謇与南通：晚清社会经济史，晚清的社会伦理：文化保守主义的研究，社群和外部世界：清末民初广东城乡社会文化的研究，香港商业组织和南中国的政治变化（１９００—１９３０年），上海地区中英商业冲突（１８７４—１９１４年），等等。现代中国问题和国际关系类的课题有：中国国家行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当代中国的社会阶层，中国文化与现代化之争，中国政治学，中国的城乡移民，经济环境中的中国家族制度，企业效率、个人财富与资本分配，新疆维吾尔人的交流体系与技术变迁，香港的社会变动，中英联合声明对香港的影响，一国两制：８０年代中国对香港政策中的主权与自治，尼赫鲁对华观点的演变及中印关系（１９３５—１９６０年），朝鲜战争中的中国军事干预，在西方出生的华人妇女，等等。此外，还有一些史前考古、音乐、宗教等方面的课题。在这些课题中，将会产生二十多篇博士学位论文和一批硕士论文。

大学本科四年的课程设置，旨在帮助学生了解传统和现代中国的各种不同类别的知识，并接受最基本的翻译和口语、写作的训练。课程主要有古、现代汉语、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历史等，还可选修中国艺术和考古学、中国对外关系、现代中国政治、中国社会、中国宗教、中国诗歌、日语等。在第二学年的下学期，每个学生必须在一所中国大学进修四个月。

牛津大学实行导师制，每位学生都由一位导师指导安排学习计划，每周进行一次个人辅导（Tutorial），即一对一地作报告和评论，进行讨论。由于中国学的特殊性，大学课程和个人辅导远比其他人文学科专业更加繁重。重要的考试有两次，一是一年级的预考，二是四年级结束时的毕业考。每个学年开始，有一次非正式的考试。

牛津大学的中国学学者近年加强了和中国学者的联系和交流。教师来中国大陆参加学术会议增多，还派博士生到厦门大学、上海社科院等处作博士论文研究。从１９９３年开始，邀请中国学者到牛津访问研究。１９９４年，由于台湾原住民博物馆提供研究基金，牛津大学已将培养研究台湾高山族即原住民的人才，开展相关的研究，列入计划。可以预计，这一学术交流的扩大，会有利于牛津大学中国学的拓展。

牛津大学博德林图书馆的早期藏书，蕴藏有丰富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原始资料，明清特别是１７、１８世纪的商业图书，是研究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第一手资料。最近，该馆又用重金购进一批广东潮汕地区的民间杂书，也颇有价值。古籍藏书也比较丰富，拥有一些如《永乐大典》原抄本等罕见的珍本。对于研究中国古近代历史和文学，不失为一大宝库。过去由于人手缺乏，尚有不少原始抄本、文书未整理编目，揭开尘封。旧有书目卡片，按作者姓名字母顺利排列，查索不甚方便。近年引进电脑检索，但仅限新进库的部分，旧藏书目录全部输入电脑，尚需时日。但这毕竟是一个可喜的进步。

    １９９４年，我应邀到牛津大学访问研究半年，正值中国学研究所建立前后。本文主要依据杜德桥教授和科大卫博士提供的资料，结合前人论述和自己的读书、观察写成的。由于了解不多，评述仅属皮相，然大致可看出牛津大学中国学变迁的一斑。杜德桥教授和他的同事们计划推进牛津的中国学，向欧洲中国学研究中心的目标迈进，预祝他们取得新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