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儒学是远古的华夏族群融合文化。孔子继承尧舜禹汤武以来的华夏文化传统，成为儒学的奠基创始人。孔子提出培养人才为目的的“仁”的建政学说，孟子发展为“仁政”的新儒学。儒学文化思想影响朝鲜日本，成为东南亚地区的主流文化传统。中国儒学文化思想在西方社会传播，影响着欧洲启蒙运动，鼓动着欧洲要“移植中国的精神”。当代世界认为，21世纪“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需要儒学文化思想。

一、儒学的产生背景

华夏族群自古是融合族群，需要融合相处才能和谐生存。到周武王伐纣，华夏族群地域北自辽河流域，南到湘江流域，江汉、川江地区和辽河流域族群成为华夏族群的构成部分，这些情况我们可以从《尚书》中得到认识。春秋末期产生儒学的融合性建政思想学说。

1、孔子

根据《史记·孔子世家》以及相关的记载，孔子是殷商贵族后裔。“孔”氏因宫廷内乱，逃到鲁国成为鲁国人。孔子生活在公元前551年到公元前479年，享年73岁。

孔子生活在可以代周天子行令的“礼乐之邦”的鲁国，勤事好学，在“礼崩乐坏”的动荡时代，产生改革社会、稳定国家、安定民生的变革思想，宣扬尧舜禹及夏商周三代，倡导爱民修德。并且利用担任鲁国高级官员的机会，施展才干取得政绩。晚年教学整理文献，是华夏族群文化的全面继承传播人，孔子由此成为儒学的奠基创始人。

2、孔子提出融合性的建政学说

孔子的学说，主要从《论语》和《史记三家注·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等古籍资料里得到认识。概括的说，孔子的学说是以培养管理人才为目的建政学说。在孔子的学说里，继承着春秋早期管仲的建政改革思想，继承着前辈老子，或者是同时代的辩证思想道学传统，形成树“德”为前提，“仁”的建政学说。孔子的学说，囊括包括后来墨学在内的诸子百家思想，因此是春秋战国时期华夏地域族群诸多思想流派的源发基础。

孔子的学说明确地提出，维护国家政权的统治秩序，制定法规制度，遵守法规制度，“克己复礼”（《论语·颜渊》），由此实现仁德和谐的社会境界。因此，孔子学说的核心动机是，维护国家政权统治秩序的有序稳定。在这个核心思想的推动下，提出以“德”、“仁”为中心目的，培养教育人的主张。“德”是培养教育人的前提，有“德”才能实现“仁”的治政动机。“德”是人的秉性的培养，“仁”是爱人的身心行为。具有高尚的品德和爱人民的身心行为，才能制定出适合国家政权建设需要的法规制度，才能管理好国家。这就是孔子用“仁”建政国家的核心内涵。

在这个核心内涵里，“克己复礼为仁”就是说，自觉地约制自己，实现有秩序的生活，才能有爱护自己，爱别人的心思行为，才能实现和谐生活的境界。孔子的学说，是有实践效果的，对政权建设积极有效，所以孔子的学说散发着活力，影响着今天。

3、孔子学说的时代作用

“礼崩乐坏”的动荡年代，维护秩序，谋求民众生活的安定，是时代的需要。管仲改革使齐桓公称霸于一时，无法适应经济基础变化对旧的宗法等级统治制度的冲击而衰落。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以及辩证思维，在孔子的思想形成过程里，成为“无为而治”（《论语·灵公》）的治政管理思想，成为实施有秩序管理的境界。

虽然孔子的学说不被当时忙于扩展的诸侯接受，但是孔子呼吁秩序，崇德爱民地培养管理人才，得到时代的认同。大量的学子求学于他，各国诸侯尊重于他，并且在鲁国任高级官员实践思想主张取得成效。例如齐景公与鲁定公夹谷会谈时，孔子明确地提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史记·孔子世家》）的思想主导，强调武备是维护国家利益的支柱，既保护国君的安全，又把齐国侵占鲁国的国土要回来，显示孔子重视国家军备的建政思想是实际有效的。

但是时代局限孔子找不到施政位置，受到冷遇。因为孔子推动教育传播文化，所以自尧舜禹及三代传承下来的华夏族群文化思想得到整理传播，影响后代思想家提出社会变革的主张，使得华夏族群传统文化的精髓得到合理的总结和凝聚，使得孔子成为传承华夏族群文化的奠基人，起着带动变革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引导华夏族群社会进步发展的作用。

4、孔子学说为代表的儒学历史地位

孔子“无为而治”的主张，建立在“克己复礼为仁”的基础上。主张国家的管理，不要盲目变动，照着尧舜禹时期的样子做，照着周王朝有秩序的样子做。由此，统治者要宽广胸怀，严谨负责忠诚，爱民众，尊重人的生命，“节用而爱人”（《论语·学而》），由此稳定社会秩序，使民众的生活安定，社会和睦和谐，国家得到好的管理。可以说，孔子在两千五百年前提出中国 “文艺复兴”主张。

需要注意的是，孔子不是回到西周封国时期的等级制度，不是维护宗周集团的血亲统治地位，而是主张有秩序的生活，维护国家有秩序的统治权威，推动时代变革的举措。由此，孔子劝谏统治者，传承孝悌忠诚的“德”关心爱护人民，用“仁”的爱民品德管理民众，管理国家，同时用“仁德”的思想主张推动教育培养国家管理人才。例如，《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鲁文公死后，宗室杀掉哀姜夫人的嫡系太子恶（wū），立不是姜氏女，鲁文公嬖爱的夫人庶生的庶子俀（tuǐ弱）为鲁宣公，从此鲁国宗室的权贵威望在国人的心目中减弱而鄙视他。“祸起萧墙”，宗亲鲁桓公的三个后代即“三桓”，受到国人的敬重，财产和权力转向“三桓”，直接影响着鲁国的军政建设和经济发展。按照“周礼”，孔子应该帮助“三桓”得到正统血脉的国君继承权，但是孔子不因“三桓”是“周礼”规定的正统的血脉继承人而维护“三桓”的利益，当他出任鲁国高级官员大司寇的时候，是以国家政权的现实利益为重，利用“三桓”的内部矛盾“堕三都”，削弱三桓的力量。这个史例说明，孔子主张的“克己复礼为仁”是维护国家统治秩序权威，不主张维护旧的西周血亲统治地位。由此形成的孔子儒学思想是趋向改革的，所以孔子“无为而治”的“克己复礼为仁”的儒学建政思想，占据着时代的主导地位。

5、儒学的影响作用

（1）孔子民本变革思想影响着那个时代。

孔子的学生曾子指出，做官的离开为民的正路，民心就会离散，做官的应该体贴爱抚民众：“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由此看，孔子创始的儒学，推崇管仲的改革成就，提出“仁”的建政主张，拓开动荡时代国家的建政变革方向。战国的孟子，继承孔子“仁”的学说，明确地提出“仁政”的建政主张，使儒学建政思想成熟。

这里说的继承，是说孟子接受孔子“仁爱”的思想原则，提出“仁义”的，有秩序的管理民众，维护政权权威的“仁政”主张。孟子对孔子的论说有取舍，是剔除糟粕，发展“仁爱”思想的“仁政”新儒学。

《孟子》书，被历代学者认作是“拟圣而作”（赵岐在《孟子题辞》中把《孟子》与《论语》相比，认为《孟子》是“拟圣而作”），是儒学真传思想著述，被朱熹列为儒学四书。

孟子的“仁政”主张是建立在行“仁义”，“民贵”、“君轻”的思想基础上的。认为可以废黜坏的君主，建立好的政权体系（参《尽心下》）。由此，距今两千二百年前孟子的建政学说，肯定政权是人建立的，不是天赐的或者是神授的，因此有着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重大意义，这是儒学具有生命活力的根本原因。在这里，孟子推动“仁政”的核心是强调人的生存权利得到伸张保障，使人民安居的产业能养活家人、养老送终，能接受教育，统治者“与民偕乐”，这才是真正意义的爱护人的生命。人民无生老病死的忧虑，就会服从管理“从之也轻”，实现统一安定的“王道”主张，实现国家的安定团结发展（参《梁惠王章句上》）。

但是孟子的变革思想有着很大的时代局限的保守性。由于找不到合适的安居民生的社会规范方向，孟子无奈地回到“乡田同井”（《滕文公上》）的井田制模式，这是孟子儒学当时无法实现仁政的原因。

（2）儒学生出诸子百家争鸣归于儒学。

由于春秋时，诗、书、易、礼、乐等王室官府的学问流散民间，掌握知识的官员成为当时习惯称呼的“儒”者，才使得知识学问成为“儒学”在民间传播。孔子的儒学培养国家管理人才变革社会，学生集散于当时的华夏各地，势必出现地域族群生活环境各异的诸多文化思想流派，探索社会变革的出路前途，提出主张，所以诸多的思想流派与儒学是直接相关联的，是儒学传播基础上形成的，由此促成百家争鸣。

战国儒、墨、杨的争辩，是时代进步变化，需要根据实际需要重新认识儒学文化思想，是层层剔除糟粕，让儒学实际有用。例如墨子时代战国纷乱，抢掠欺诈成风，墨子应时变把“爱”和“利”结合在一起提出“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的主张救世除害；面对战乱的时局无法制止战争，墨子提出“非攻”支持正义的战争，这些实例都是应时变改造儒学。战国后期，儒学弟子韩非的法家主张被秦始皇看重，完成中国早期地域的统一，但是因为抛弃自尧舜禹汤文武传承的亲民仁爱的儒学体系，所以短命灭亡。西汉建立初期，放弃秦朝“焚书坑儒”割断华夏族群文化传统的错误，重视儒学的养民思想，采用孔子“无为而治”有序养民的治政主张，倡导华夏族群安民养民的传承文化，“举孝廉”选官，借势“黄老”治政国家，使得汉初民生得到休养生息，出现“文景之治”的兴盛国势。

由于儒学养民的建政学说实施有效，是成功的，所以汉武帝出于稳固政权、稳固统一的需要，确立“独尊儒术”的文化建政方向；文学博士的推动，使得诸子学说融归儒学，西汉王朝成为中国历史第一个强盛发展时期。这个时期，两汉儒学文人整理古籍，使得华夏儒学文化传统思想得到传承弘扬。

二、儒学文化思想影响着世界的进步发展

1、儒学在亚洲的传播影响。

辽河流域、渤海湾、山东半岛族群联系密切，属古东夷族群。周武王封商箕子于燕山北的辽东地域。因为那里水多，取地名“潮仙（汕）”，被称为“朝鲜”（参《史记三家注·朝鲜列传》）。西汉在辽河流域、朝鲜半岛设置辽东、玄菟（tù）、乐浪、真番、临屯等郡，管辖地往南到朝鲜半岛大同江流域设立郡县，所以儒学思想，传播到辽河流域朝鲜地，对朝鲜地域族群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其中的西汉玄菟郡设有高句丽县。公元14年，从汉朝管辖地夫余族群分裂出的卒本夫余，武装割据西汉属地高句丽县，自称高句丽国，直到内乱，挑起朝鲜半岛战乱，唐高宗于668年平灭割据的高句丽国。两晋时期，儒学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列岛，《论语》成为日本族群的传世经典。孔子儒学同时往越南东南亚地区传播，至今影响深刻。

需要注意的是，高句丽采纳“礼”的制度，只是浮在管理形式上，没有把儒学亲民、养民的“仁德”的思想融为建国的根本，所以高句丽割据立国，统治集团矛盾不断，国内民生不安定，往外战争侵占掠夺，激化族群矛盾，酿成唐朝政府用战争手段平灭高句丽。同样的原因，儒学传入日本，飘浮在形式上，无意识培养“仁德”爱民、养民的建政根本，缺乏和睦相处的秉性，所以日本列岛长期列国林立，战乱不息，对外侵扰，祸害周边族群国家。二战后天皇制度得到约制，但是缺乏“仁德”的秉性，把侵掠、霸占别人看作是生存的正常手段，所以距离儒学“仁”的真谛，有很大的差距，没有养成“孝”、“忠”、“信”、“义”的品德。由此看，日本族群与周边族群实现和睦相处，尚需较长的时间。

儒学文化思想在东南亚传播源远流长，影响巨大。例如新加坡，尊崇儒学，传承弘扬儒学，成为培养社会公德，培养族群道德秉性的根基。原因在于，华人社区推崇儒学的传统教育，使得族群和睦相处，孔子儒学在东南亚取得推动当代社会进步的显著效果，成为主流文化传统。

2、儒学文化思想在西方社会的传播及影响欧洲启蒙运动的效果。

十四世纪，欧洲自意大利发生“文艺复兴”运动，冲击着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堡垒，发生资产阶级革命。1583年9月10日来到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学习并且翻译儒学经典四书五经，做出重大的贡献。1662年，法国翻译出版《论语》、《大学》，其后欧洲各国相继翻译出版《四书五经》。

1699年，法国学者白晋认为，“儒学”预示“全球性道德观的可能性；汉字也蕴含全球性语言的希望”。

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欧洲形成“中国文化热”，把孔子与苏格拉底、耶稣、莎士比亚并称为影响人类文明进步的伟大人物。美国尊孔子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

法国启蒙导师伏尔泰认为，中国文化是对西方文化的巨大冲击，认为中国用完善明智的制度治理国家的时侯，西方尚处在野蛮人的时代，人类的文明是从中国开始的（《伏尔泰全集》第25、27卷），主张每个法国人都应该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霍尔巴赫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道德结合的国家”，是一个“德治或以道德为基础的政府”（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452页），明确地提出，要欧洲“移植中国的精神”。

德国莱布尼茨认为，东方的中国是最进步的民族（《论中国哲学》，德顺编《莱布尼兹全集》78—86页）。

魁奈认为，“只有从事农业的民族，才能够组成稳固和持久国家”（魁奈《中国的专制制度》，《魁奈经济著作选集》第406页）。认为中国的政治统治与法律原则，更接近理想的政治模式。

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不看重中国文化，但是他的《论法的精神》肯定中国惩罚腐败的举措，肯定执政具有爱民亲情的举措，肯定引导和鼓励孝道，肯定中国的监察官制度，肯定中国的立法是让人民过互相尊重、承担责任和义务的平静的生活。认为这些制度都是值得肯定的，否则会动摇国家的基础。

1945年，美国汉学家顾立雅在他的《孔子与中国之道》书中指出，启蒙思想家是“用孔子的名字和思想来推动他们的主张”，“在欧洲，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民主理想的发展中，孔子哲学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通过法国思想，它又间接地影响着美国民主的发展。”

1988年，参加巴黎聚会的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形成共识认为：“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昭示着世界人民需要儒学文化为思想导向。

三、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需要儒学文化传统

中国儒学的传播说明，孔子儒学不仅是中华民族群优秀文化传统的结晶，而且是拓展人类世界进步发展的宝贵财产。儒学文化传统思想是全人类的财富。中国20年飞速发展的历史，向世界展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巨大动力，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需要儒学文化传统。

1、以人为本，推动科学发展观，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儒学为基础的传统文化。

儒学倡导“仁义”，倡导孝悌、忠诚、正直的品德，推动“仁政”，旨在尊重人的生命，亲民、养民，保护人的生存权力，以人为本建政国家，由此建立有秩序、能安居，能够和谐相处的生活条件和环境。儒学“仁”的建政主张的最高境界是，自己达到好的生存环境条件的同时，要让周围的人实现同样的生存环境和条件：“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西来的马克思主义认为“首先必须吃、喝、住、穿”这些问题得到解决（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76页），才能够使人得到自由的发展。这就需要推动以人为本的政治，继承儒学文化传统，科学地使马克思主义的西方思想与中国儒学文化传统融合，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而实现尊重生命，保护人的生存权力，“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尧曰》），让每个人得到自由的发展，过和谐相处生活的目的。

2、当今世界趋向国家主权力的增强，中国需要增强国家主权力，保障国家和全中国族群的统一安定，需要儒学为基础的文化传统。

美国是靠军力发展起来的国家，用军力推动美国出现的文化，这是以美国族群利益为中心构建的社会秩序。当今社会秩序，需要把包括海洋在内的整个世界分割成所属的国家，每个国家主权利需要增强。由此美国把军舰开到中国的家门口，日本借力美国侵占中国的领土和海洋，所以中国增强国家军力，具备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安全不受侵犯的能力，是重要的举措。

孔子推崇齐桓公的改革，认为“齐桓公正而不谲（jué）”（《宪问》），所以儒学继承管子壮大国家武备威慑力的举措，认为同时要有充足的粮食，有人民的信任拥护，国家才能存在，“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颜渊》）。孔子明确提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史记·孔子世家》）的主张，国家军力强大才能保护地域的安全和领土的完整统一，才能阻遏侵略，才能保护中华族群在中国的地面得到和谐自由的发展。增强国家军力，才能推动爱民、养民，保护人民生存权力的国家政治，建立起人民信任的政权。

3、重视农业生产，保障和改善民生条件，走共同富裕道路，稳定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需要儒学为基础的文化传统。

孔子认为“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宪问》），重视农业才能建政国家。有发达的农业保证粮食需求，可以使人民安居，各行业会繁荣发达。所以人民有粮安居，就会信任拥护国家，国家就会有足够的力量保卫主权领土安全，国家才能存在。认真的办理国家事务，节约费用，爱护民众，不耽误农业生产：“敬事而言，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这是治理国家最要紧的地方。这样才能保障人民的生活条件，才能保障共同富裕的基础，才能保障社会稳定，才能保障工商业诸方面得到好的发展。人民用度充足，国家才能富有，所以重视农业生产是安邦治国的基本要点。

4、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有智慧的公民，提高中华族群的文明素质，让国家政权成为人民信任的凝聚核心，需要儒学为基础的文化传统。

“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汎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儒学倡导忠孝信义，由此具有“仁德”的好品德。孝悌是忠的基础，忠是孝悌的结果，在这个前提下，才有信任和信用，才有“义”；“信近于义”（《学而》），“义”是守规矩的尽心尽力，是对社会的人生事业忠诚守信用的责任心。儒学鼓励不断的学习，倡导“学而不倦”，主张守规矩有秩序的生活，由此实现“仁爱”的国家管理。因此提出，每个人都应该“克己复礼”。儒学的这些主张，符合中国社会进步发展的需要，能够培养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有智慧的公民，能够提高中华民族群的文明素质。合理地推动儒学文化传统的教育培养，就能做到爱护人民、尊重人民，实现保护人民自由发展的条件，让国家政权成为人民信任的凝聚核心。

5、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民主，让人民当家作主，需要儒学为基础的文化传统。

“为政以德”（《为政》），儒学治国的基本原则是德治。前面谈到，儒学讲究维护有秩序的生活，倡导“克己复礼”。但是儒学不维护守旧的秩序，主张根据时代的变化有新的制度适应变革的需要。我们从孔子削夺“三桓”的势力，孟子提出“仁政”的改革主张，明确地提出“民贵”、“君轻”变革社会的倡导，可以看出儒学主张变革社会，推动法治的民主管理。这里的法治主张不是体罚约制民众，而是“小大由之，有所不行”（《学而》），用法的规定约制官员的行为，建立和谐的社会：“礼之用，和为贵”（《学而》）。“礼”的含义是制度，是讲究和谐的法规制度，和谐是大局的根本利益。“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学而》），用法规制度节制官员的行为才能和谐，这是法治的原则，由此才能保护民众的利益得到自由的发展。实现和谐，领导者就应该：“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学而》），勤于做事，谨慎说话，听取批评意见，纠正错误，“不耻下问”（《公冶长》），这就是讲究民主的为官道德。由于用法规节制才能够和谐，所以约制官员的法治民主，才能让民众有产业，有生存地位条件，成为当家的主人。

6、推动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建设和谐世界，需要儒学为基础的文化传统。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学而》），这是儒学开放豁达，交往融通的基本胸襟原则。由此，儒学文化传统能够推动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建设和谐世界。但是处理国家关系，不能“以礼让为国”（《里仁》），应以保护主权利益为绝对原则，否则就会如同李鸿章那样“以礼让”卖国。儒学外交思想建立在国家的治理程度上，国家治理得人民拥护，国外的民众愿意来，“近者悦，远者来”（《子路》），才能有条件建设和谐的世界，这才是成功的自主和平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