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节将至，我的一位同行朋友告诉我，这个中秋及国庆假期他哪里也不去，而是准备待在家里教他小学二年级的儿子读《论语》。“传统经典在中国已经失去了整整两代读者，现在是补回来的时候了。”

在中秋这样一个传统意味十足的节日里读《论语》，实在是十分具有象征意义的。而在国家已经将它列为法定节日的这个中秋节里教导下一代读儒家经典，是否更是中国传统文化正在复兴的一个强烈征兆呢？

随着所谓“中国的崛起”，近年来传统文化在社会上的复兴趋势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以通俗化方式讲解传统经典的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能够引起如此轰动，就是最典型的例证。而全国人大通过立法将清明、端午、中秋这三个传统节日规定为国家法定节日，也正是顺应了民间的传统文化复兴思潮。在这里，我们欣慰地看到了国家权力与民间愿望的良性互动。

但是，当我们现代中国人在一本正经或三心二意地高声诵读着“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清晰而深刻地理解传统与经典之间的关系？

今年端午那天，正好是我那因患癌症于元宵后不久去世的二姐的百日忌辰。我母亲特地在家里庄重地办了祭礼，她在之前很早就通知全家所有人，那天一定要全部到场。事实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我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的忌日至少举办四次这样的仪式。而逢十的整数年份，仪式就会格外隆重，规模也格外大，甚至会将我们在上海乃至乡下的各家亲戚的主要代表一起请来共同聚会。通常主要的张罗者是我的母亲，她文化程度并不高，但在我眼里，在那种重要时刻忙碌干练的她，倒比我那熟读《论语》、《孟子》的身为中文教师的父亲更像是儒家文化的传承者。

由此我强烈地体悟到，文化传统的生命在于日常生活实践，而非书本上记载的文字知识。要说读经典，现在中学语文课本上的诸子百家脍炙人口的名篇还是颇有一些的。更为重要的是，大学中文系和哲学系乃至其他院系的公共课目开设了多少中国古代经典的课程？别说仅仅是读经典，关于经典的研究论文全国每年又要发表多少？以今天的教育普及程度而论，如今读过《大学》、《中庸》的人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比例恐怕比800年前的朱熹时代都要多吧？可是我总觉得，过去那些祖祖辈辈耳濡目染、言传身教下的乡间农夫农妇，即便他们从不知道“四书五经”为何物、斗大的“之乎者也”也并不认识几个，也比今天的绝大多数中国语言文学系和中国古代哲学系毕业的硕士、博士们更有资格承担传统文化的“活载体”。

因此，今天的传统文化复兴，充其量只是一种“纸面”上的复兴。并且我进一步认为，即便今后越来越多的人像我的那位同行朋友那样怀着严肃虔敬的心情去研读、研究古代经典，中国传统文化也仍然只是一种迅速升温的“学术”而已。相反，在传统社会，绝大多数人并非通过书本文字“学习”传统，而是通过从怀孕出生到身后祭奠等人生每一个环节的生活实践及与之相应的重要仪式“践行”着传统。举个或许不甚恰当的例子，在今天教育普及的西方，完整地读过《圣经》的人恐怕比90％以上老百姓是文盲的中世纪要多得多。可恰恰相反的是，今天虔诚的基督信徒恐怕比那个时候要少得多！

中国的情况还有更加复杂的一面。在经过从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到文革中“破四旧”的半个多世纪的持续解构和破坏，文化传统作为一个整体性的价值体系已经崩溃，而从这幢巍峨堂皇、历经千年的精神大厦的废墟中游离出来的一些传统文化因子，虽然仍在当代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曲折地发挥着隐秘功能，但它们已经无力像过去那样充当支撑社会基本规范的基石。依靠掀起几轮“国学热”和阅读古代经典来接续和复兴传统文化的希望是十分渺茫的。

在我看来，经典与传统之间的关系很像源头与江河的关系。经典是固定的，因而也是“死”的；而文化传统却是不断奔流变化着的，因而是“活”的。一部《论语》千百年来一直是从来不变的那么一万六千言，但从孔子、孟子到董仲舒，从韩愈、范仲淹到朱熹、陆九渊，从王阳明到王夫之、顾炎武……2000多年来儒家文化却经历了多么广大而深远的流变！

因此，在“中国崛起”的全球化语境之下复兴中华传统文化是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它需要学术界、政府、传媒和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以及它们之间的良好合作。而在我心目中，所谓中国文化的复兴，其实质应该是新的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建立。“崛起”后的中国既不会回到古代，也不会变成西方，而应该是融合了古今中外优秀文化并实现了创新突破的新的伟大文明。

那么，就让我们从过好眼前的这个中秋节开始吧，不要让它沦落为又一个请客送礼、吃吃喝喝的庸俗假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