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有个读书俱乐部名字叫“读来读去”。其实，我们的人生就是在这样读来读去之间就消磨过去了。来去之间，一些看过的书偶然重温也会有一层老友重逢的欣悦。

“读经”的两面性：经典的复杂意义

“读经”成了传媒和文化界不断讨论的新焦点。在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之外开始将古代典籍的传承的重要性加以凸现，通过复兴“读经”试图利用“私塾”的传统教育将中国传统的一脉精魂传之后世。“读经”表明了一种复兴中国古典文化的宏大愿望。这当然和我们时代中国经济的崛起有关，也是对本土文化的自信的结果。

它表现出对现代教育系统的一种不信任，好像这一系统不可能给予孩子文化的精华。这种不信任时常表现在种种对于教育的议论之中。同时，这又是复活古典渊源有自的举动。一方面，许多人认为现代“教育”没有提供充分的古典文化的传承，古典文化知识的普遍低落已是事实。另一方面，在近年来对于许多“国学大师”的媒体宣传和追忆讨论中，人们往往慨叹今天不复存在那种博闻强记、对古典文明有精深理解的大师。而这些大师当年所受的“私塾”教育往往被认为是其知识的根底和基础。人们往往用大师式人物的缺席来证明现代教育的失败，也焦虑于古典文化的“知识”谱系面临断裂的危机。于是，“读经”这样的举动正好满足了我们期望接触经典，培养大师的欲望。它变成一种媒体和公众的焦点是合理的。

和时代拔河：王小波的意义

其实王小波并不是在他故去之后被塑造的那个反抗世间不平的英雄，而是一个对人类的问题有异常深切体察的平常人。王小波对于人性被欲望所播弄的状态有深切的体察，于是他在改造和提升人性的伟大进程中，却看到了其间人性的不可改造的方面，看到了人的“感官性”的不可克服和超越。他用一种狂欢式的风格将人们置于一个哈哈镜式的处境之中。无论他的小说或随笔都饱含着一种对感官性的高度敏感，小说所涉及的是感官性的体验和任何时代中人性的难以控制的欲望。但他也看到了欲望的局限和问题，他由此而格外清醒和明智，但他又不相信那种身心二元的超越性。他还是相信人性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我们的原始的本能的支配。这似乎和认知科学或者基因科学一类的知识有点接近。我有点怀疑他曾经接触过这一类的知识。

德里达和我们：知己或陌生人

德里达在中国思想界从上世纪80年代的“启蒙”转向90年代的新语境过程中的作用其实是非常大的。90年代对于“现代性”反思的理论和思想前提，和“解构”密切相关。90年代的中国开始了一个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进程，和中国“现代性”历史的走向是不尽相同的。德里达的“解构”意外地为这个进程提供了一个富有想象力的空间。反思“现代性”将我们带入了新时空的新问题之中，这是对于中国“现代性”宏大的逻各斯中心的解构实践，在思想层面上为中国新的进程提供了必要的阐释和参照。陌生人德里达其实是我们的知己，这个冒失和没有根据的表述其实是有它的历史性的。

“草根”文化具有喜剧性的活力

今天，如胡戈的“馒头”、《武林外传》、《疯狂的石头》、郭德纲的相声等都呈现了一种“草根”文化的喜剧性的活力。这种喜剧是在一个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进程已经开始稳定和趋于完成时出现的“喜剧感”。这种喜剧感对中等收入者文化的反讽和嘲弄，其实正好说明了中等收入者的价值已经是我们社会文化选择的主流。我们一面前所未有地进入了一个没有历史重负和屈辱感的时代，“现代性”的宏大的叙事已经失掉了活力。后现代的文化已经是实实在在的现实。另一方面，日常生活的平淡感造成的新生活平庸的困扰和上升的不易让年轻人感到了新的压力和困扰。

（摘自《一个人的阅读史》张颐武著，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8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