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中国这个著名的文明古国，是一个大陆国家，也是一个海洋国家，中华文明是大陆和海洋共同孕育出的世界最古老的伟大文明之一。中华民族以勤劳勇敢和开拓进取精神，铸就了古代中国处于世界前列的辉煌航海业绩。

　　丝绸是中华文明的象征之一。中国是最早养蚕织丝的国家，古代中国和西方文明之间的交通与交流，源远流长。19世纪，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将横贯东西的陆上交通路线命名为“丝绸之路”，20世纪初，法国学者沙畹提出了“丝路有陆、海两道”，此后法国学者让·菲利奥扎首次使用了“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名称。以丝绸命名的中国通往西方各国的贸易和交往通道，是广义上最早的中西交往通道，古代中西文化的交流与互动由此展开。

　　那么海上丝绸之路始于何时？向远古追寻，浙江杭州萧山跨湖桥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现告诉我们，早在8000年前已经诞生了“中华第一舟”；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现证明，早在4700年前长江流域已经有了丝织品。如此看来，开启海上丝绸之路中西文化交流之门的钥匙，很早就掌握在了中国先民的手中。浩瀚的海洋是大陆的延伸，海上丝绸之路也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延伸。但是，陆海不是前后相续的两个发展阶段，而是两个相互平行的通道。虽说是大海无痕、印迹难觅，但是随着考古重大发现的进展，我们有理由相信，当伴随清脆的驼铃，享誉世界的中国丝绸穿过绿洲和荒漠的同时，海上丝绸之路也翻开了中西文化交流篇章辉煌的一页。

　　西方对于中国的最初认识，是从丝绸开始的。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至迟在公元前四世纪，中国的蚕丝已传到西方。希腊巴特侬神庙中的命运女神雕像身着薄得透明的长袍，雅典红花陶壶上的彩绘人物，也穿着这种细薄的衣衫。在古希腊的著作中，把中国称作“赛里斯”，意为“产丝之国”。公元前416—前398年间在波斯宫廷供职的希腊人克泰夏斯，是见于文字记载的提到“赛里斯”这个产丝之国的第一人。

　　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在西汉时期正式形成。雄心勃勃的汉武帝于公元前138年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陆上丝绸之路。由此，中西文化交流开始了新纪元。中国的丝织品源源不断地运往中亚、西亚及更遥远的西方。同样，汉武帝也开辟了海上通道。他派遣黄门译长带领招募的人员携带丝织品和黄金等出海，换回明珠和其他珍宝异物。黄支国南面的已程不国，是汉代海上使者所到的最远一站。据学者考证，汉代使臣的航线，大致是经今天越南、柬埔寨、泰国、缅甸，到达孟加拉湾，再由印度东海岸，经斯里兰卡回航。由此可见，早在西汉时期，从中国广东向外开拓的海上丝绸之路，已经沿着海岸远航至印度洋的孟加拉湾。

　　公元一、二世纪，地中海世界的商人已经以印度东海岸为中转基地，从海上向中国伸出贸易交往的触角。对于西方世界来说，中国就是产丝之国，在一定意义上，汉文化就是丝绸文化。汉代中国丝货在地中海地区大受欢迎。根据记载，埃及托勒密王朝的末代君主、女王克列奥帕特拉身上所穿的丝袍，就是用中国丝织成。罗马恺撒大帝穿着中国丝绸质地的长袍进入剧场，引起了轰动。一时之间，丝绸成为罗马贵族妇女争相购置的服饰，成为罗马帝国最时尚的消费品之一。这种崇尚丝绸的风气，愈演愈烈。到了公元四世纪，中国丝绸不仅成为罗马和地中海世界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而且也在精神层面拓宽了古代西方各族人民追求美的视野。

　　唐代中国的航海技术继续发展，地理学家贾耽对当时海上交通航线有相当详细的记载。这条以运输丝绸到西方的航路，叫作“广州通海夷道”。这是一条从广州出发，通往东南亚、印度洋北部诸国，再由印度驶向阿曼湾，最终抵达波斯湾头的重要商埠巴士拉(今伊拉克境内)的海上航路。除了丝绸之外，晚唐时期，华瓷开始远销北非的埃及。从海路运到红海各港口上岸，然后集中到埃及南郊的福斯塔特，再从这里转运到亚历山大港、摩洛哥及马格里布等地。中国广州是当时世界闻名的港口，从波斯湾的巴士拉、西拉夫、阿曼、印度、爪哇、越南及其他国家和地区驶来的海船，帆幡云集；香料、珍宝等各种货物，堆积如山。除了广州以外，明州(今浙江宁波)、江都(今江苏扬州)等海港也发展起来。

　　唐宋以后，瓷器逐渐成为中国对外输出的大宗货物。瓷器被称作“china”，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日益发挥出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学者把海上丝绸之路又称为陶瓷之路。由于沉重易碎的瓷器经陆路运输极易颠簸坏损，因此海运凸显出其优越性。在公元九世纪至十世纪，中国已开始将指南针用于航海，造船与航海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也促使海路交通日益成为中西往来的主要途径。南宋朝廷十分重视和鼓励海外贸易，不仅在沿海各地陆续设置市舶司，而且还派人携带诏书和丝织品出海招徕外国商人来华贸易。民间商人活跃于海外各国港口，阿拉伯商人大批来华经商，中国对西方的了解也更加详细。赵汝适《诸蕃志》一书记载了埃及的情况，信息很可能是到泉州贸易的埃及商人直接带来的。

　　元代陆海并举，中西交通路线空前扩展与畅通，造成了中国与西方世界前所未有的相互了解。此时中国人头脑中的“西方”概念，已从两汉与唐宋时期的中亚、西亚、北非地区扩展到了欧洲。当时，从泉州、广州到波斯湾的海路交流极为活跃。元末汪大渊撰写的《岛夷志略》一书，记载华商所到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国家和地区，共载有220多个国名和地名。著名的马可·波罗来中国走的是陆路，回国走的是海路。驰名世界的《马可·波罗游记》，不仅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颗明珠，而且所叙述的中国富庶繁荣，在欧洲引起了轰动，对世界历史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摩洛哥旅行家伊本·巴图塔航海来华，在泉州登岸。他的《游记》赞誉泉州是“世界最大的港口”，并介绍了中国与印度、阿拉伯半岛以及波斯湾地区的海运贸易盛况。

　　发展到明代，15世纪初郑和下西洋，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到了鼎盛时期。自永乐三年（1405年）开始，郑和先后七次率船队远航，这是中国人首次以史无前例的规模走出国门，走向海洋，与外部世界和平交往的壮举。七下西洋持续28年之久，“云帆高张,昼夜星驰”，足迹遍及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标志中国的造船技术和航海能力发展至人类历史的巅峰,同时也将海上丝绸之路推向了鼎盛。郑和率领的庞大船队，满载着深受各国喜爱的绫绢、纱罗、彩帛、锦绮、瓷器、药材等物品，航行于南海直至印度洋。使团每到一地都以中国丝绸和瓷器等馈赠给当地国王或酋长，并以中国丝绸等物品与当地居民进行贸易，推进了对外贸易的空前发展，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光辉夺目的一页。

　　明代后期，西方人航海东来，中国与欧洲直接接触的时代到来，中西文化交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潮，“东学西渐”与“西学东渐”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海上丝绸之路这条主要以丝绸、瓷器等物品输往西方的航路，此时更多地加入了西方的因素，形成了一条连接亚、非、欧、美各洲的海上大动脉。通过不断延伸的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绸、瓷器源源不断地销往世界各国，改变了欧洲时尚，推动了世界各地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传播和影响，这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做出的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