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纳兰性德是清代词坛名家，婉约派的大手笔，尽管享年不永，却留下了一批凄丽感人的佳作，在当时自成一派，流传广远：“家家争唱《饮水词》”（曹寅），到今天仍吸引着大量爱好者。

以前的研究者，往往将他比作李后主，比作晏小山，比作秦少游。这大致是有道理的，纳兰清婉凄迷的词风，确与这三人有相通之处；然而深入地看，却发现一个重要的问题。所谓“文学是经历的镜子”，我们且看看诸人的身世：李煜，尽管是一国之君，却是处于外敌虎视、风雨飘扬之中，最终国破家亡，沦为阶下囚，最后还惨遭毒死；他的主要创作，是在被宋俘虏后，其伤感沉痛之音，乃缘境而发的心声。晏几道，虽是重臣之子，自小锦衣美食，但政治上一直不得意，只当过一个小官，晚年更家境中落，生活贫困，“不践诸贵之门”；其词也是反映了生活中的哀愁。秦观更是仕途波折，好不容易由苏轼荐为太学博士等，新党执政后却坐党籍，屡遭打击，从京都外贬，辗转多地，最后放还时却死在路上；其一生颠沛流离，自然以笔墨抒落魄之愁恨。可以说，他们身历忧困，在文学这“镜子”中一副凄惨之相毫不为奇。然而，纳兰性德呢？他身处清初康熙之朝，当时大乱已定，局势初稳，国力强盛，一派蒸蒸日上的繁荣气象；其父明珠深得康熙宠信，权倾一朝，炙手可热；纳兰本人才华过人，能文能武，尤其是诗词的成就，使他年纪轻轻就极受康熙赏识，成为殿前一等侍卫，跟随皇驾；同时，他的才学还深为当时文人学士推崇；而直到他三十一岁去世时，父亲仍然显贵——总之，他的一生可谓饱享繁华，才、望、权势无一缺乏。那么，他怎么又写出那么多痛彻肺腑，叫人读后恻然生哀的作品来呢？文学反映生活这一理论，在纳兰身上不是落空了吗？

比较，是研究的一条好途径。然而比较的双方必须有可比之处，即须选择一个合适的“基点”；倘“基点”选得不好，则比较往往走向困惑，把纳兰与李、晏、秦作比较，是基于他们的词风，却忽略了他们身世、经历的大异。为此，我把目光投向词坛的另一人，也许，将纳兰与之比较，于我们研究纳兰性德更有意味一些，这个人就是周邦彦。

一

纳兰性德与周邦彦之可比较，首先在于两人都是婉约词之集大成者，继承前人，吸收提炼，发扬光大，为婉约词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北宋婉约作家，周最晚出，熏沐往哲，涵泳时贤，集其大成”（唐圭璋《唐宋词鉴赏词典·前言》）。周创出整饬字句的格律派之风，使婉约词在艺术上走向高峰。而纳兰则是在词坛经历元、明数百年的沉闷、单调后，以其卓尔不凡的才力，中兴婉约词，清词在词的发展史上有如死灰复燃，纳兰功不可没。

两人相同的更重要一点是，他们都是繁华中人。纳兰已见前述，周邦彦虽然早期也有潦倒奔走之日，但仕途一直处于上升状态，逐步做到知府，直至成为宋徽宗设立的大晟府的“音乐官员”，上宠下捧，过着舒适的“专业创作”生活；虽生逢北宋之末，但国家破灭的惨变发生在其身后。相对来说，他的生活在文人中是较好的，与纳兰性德相近。

有了这样的“基点”（尤其是后一个），下面再深入分析两人的不同，对了解纳兰的成就，理解纳兰词的价值，将有更深远的意义。

二

第一个大不同，是艺术上，对婉约词的集大成，周邦彦是在形式上，纳兰则表现为内容中。

词之初出，在唐末五代文人手中，即为软红嫩翠，婉也约也，内容大都是春花秋月、醇酒美人。绵延至宋，此风更盛。人们视诗为正统、视词为“小妾”，将正统之外的、有时连他们自己都不屑的一些柔弱琐碎情感，交给词去负载；所谓“娶妻娶德，娶妾娶色”，大抵也适用于文人对待诗与词的不同态度。这固然使词反而保存了作者人性真实的一面，却也造成长期无人重视词的艺术探索。

到了苏轼，一个新时代开始了，他大力开拓了词的领域，内容上天下地，本来由诗、文负载的东西也揽到词中（所谓“以诗入词”）。然而严格说来，东坡只是凭才子气在纵横驰骋，打破旧格律；但破坏不等于建设，他并没有深入钻研词的艺术形式。真正精研音律、探索形式的，当由周邦彦开一代风气、得一番成绩。（至于评价两人高下，那是另一个问题，我当然更推崇苏东坡而不喜欢匠气的周邦彦。）

周邦彦所做的，其实暗合着文艺发展的规律，从重内容到重形式。身为婉约词人的他，词的内容既被东坡翻新到极致，他必然要在形式上出奇制胜。他本人精音乐，又搞过“专业创作”，因此能精雕细琢，研音炼字，在审订词调方面做了不少精密的整理工作，扩展了音乐领域，在填词技巧上有不少新创举。他更能自己度曲，创造了《六丑》等新词牌。总之，他继承了柳永、秦观等人成就，开了格律派的先河，为词的艺术形式作出了贡献。

同样地，纳兰性德所作的贡献，也是暗含着文艺发展规律的。宋亡之后，词在元、明两代呈式微之势，要么成为文人的小把戏，要么迎合市民、流于世俗。到了清代，欲对词中兴革新，必然要先从内容入手。纳兰的词，一个显著的地方是上承宋人，重新出现了边塞兵马的生活、情怀。这类出于作者亲身经历的作品，数量虽不多，却有着不容忽视的价值，艺术成就较高。名篇如《菩萨蛮》：

朔风吹散三更雪，倩魂犹恋桃花月。梦好莫相催，由他好处行。无端听画角，枕畔红冰薄。塞马一声嘶，残星拂大旗。

上片由景入情，而荒景映衬凄情，强烈对比中动人神魄，而情又作极彻语：“由他好处行”。下片不但视角由小转大，更把读者的视觉、听觉间隔调动，“画角”、“马嘶”与化冰的情泪、伴旗的残星，交织成一幅声色纷呈的画面，让读者领受到一股悲怆无依的愁绪、一种苍茫阔大的意境，艺术上已臻极高境地。此外脍炙人口的《长相思·山一程》、《如梦令·万帐穹庐人醉》，深受王国维赞赏：“‘明月照积雪’、‘大江流日夜’、‘中天悬明月’、‘长河落日圆’，此中境界，可谓千古壮观，求之于词，唯纳兰性德塞上之作，如《长相思》之‘夜深千帐灯’，《如梦令》之‘万帐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差近之。”

纳兰性德的这类词，在边塞诗词由南宋的流于粗疏直至湮灭之后，一新世人耳目。更重要的是，这种情怀已渗入他的思想，使他不少词在婉约之中都显出豪放，不但内容敢于涉及生活许多方面，而且常常笔法奇崛，不受拘束，一反传统。如多首《金缕曲》，通篇作情语，让感情充分奔泻。

所有这些，都给婉约词注入了新鲜气息，开拓了婉约词的境界。所以说，纳兰性德的集大成，不但指他集婉约派前人的各种风格，更指他一身集婉约、豪放两家之长，锤炼为一，振兴了词坛，给当时、后世都造成了巨大影响。

三

纳兰性德与周邦彦之间的第二个不同点，也是我认为纳兰词的独特价值所在，是周处末世而赋悠闲，纳兰则于繁华写寂灭。

王世贞的《弇州山人词评》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美成（周邦彦字）能作景语，不能作情语。”这确乎是周词的写照。我们读周邦彦的作品，常为他的精巧曲致赞叹，但却如面对一个小心翼翼营造出来的象牙雕塑，感觉技巧高而已，写得好而已。试比较周邦彦与纳兰性德的两首咏梅之作：

粉墙低，梅花照眼，依然旧风味。露痕轻缀，疑净洗铅华，无限佳丽。去年胜赏曾孤倚，冰盘同燕喜。更可惜，雪中高树，香篝熏素被。今年对花太匆匆，相逢似有恨，依依愁悴。吟望久，青苔上，旋看飞坠。相将见、脆圆荐酒，人正在、空江烟浪里。但梦想、一枝潇洒，黄昏斜照水。

　　——周邦彦《花犯·咏梅》

莫把琼花比淡妆，谁似白霓裳。别样清幽，自然标格，莫近东墙。冰肌玉骨天付与，兼付与凄凉。可怜遥夜，冷烟和月，疏影横窗。

　　——纳兰性德《眼儿媚》

平心而论，周词在技巧上确实高出一筹。它颇有点电影味道，过去、现在、未来的景象相交错，技法多变却又前后照应，结构严密而又委婉曲折，写出了对梅花的相惜，结句更是如画可玩，后人评价甚高。可是说到底，该词只是一篇可玩味的佳作。纳兰那一首就不同了，扑面而来的是一股冷：那梅花的“别样清幽”竟令人“莫近”，它的高洁姿容是天赋予的，而天更同时赋予了它凄凉的命运。这里面，蕴含了一种宿命式的幻灭感。于是，每一个晚上，词人看到的是“冷烟和月，疏影横窗”的凄清图象。纳兰没有说他看后的心境，周邦彦也没有说他梦见“一枝潇洒，黄昏斜照水”后的心境，然而我们却不难感觉到两者的区别：纳兰不像周，把情景写得漂漂亮亮的让人去玩味，他是把整个氛围传染给你，让你和他一同感受那份情怀；周邦彦缺的正是这种深刻，也就是缺乏王世贞说的那个“情”字——这个“情”不应空泛地理解为一般的感情，而是发乎一个词人敏感心灵的那种深邃感觉。

纳兰性德《饮水词》中的：“人比疏花还寂寞”（《金缕曲》），“人到情多情转薄，而今真个悔多情”（《山花子》），“经声佛火两凄迷，未梦已先疑”（《望江南》），“君不信，向西风回首，百事堪哀”（《沁园春》）……这类从心底发出的嘶叫、呻吟，在周邦彦的“清真”“片玉”（周集名）是看不到的，周虽也有沉郁之作，但缺少这种彻底的绝望、空幻的情怀。

进而言之，我认为周邦彦词中也出现的沉郁清愁，多少有点“反训”的意味。因为悲哀的作品总是易打动人，遂以写漂亮的忧郁使心灵获得一种微妙的愉悦，这种悲歌取乐的反训，恐怕正是周这个宫廷作家许多词章的底蕴。试读其《玉楼春》的：“人如风后入江云，情似雨馀粘地絮”，《瑞龙吟》的：“事与孤鸿去……断肠院落，一帘风絮”，以及这首《伤春怨》：“枝头风信渐小，看暮鸦飞了，又是黄昏，闭门收返照。 江南人去路杳，信未通，愁已先到，怕见孤灯，霜寒催睡早”，等等，这些作品中透露的忧伤，用雅丽的词句排列组合着，形成一股流动的淡淡愁绪，绝不过激，就如低度美酒，让人微醉，但又不致激动人的神思。这种似雨馀粘地的情絮，固然琢磨出高妙的技巧，但要将思想感情提升到一个高度，却是一个障碍，所以后世人眼中只见其格律华美，少谈其思想内容，是必然的——大概，他的清愁沉郁只是其精美形式赖以树立的手段罢了！

“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周邦彦这一名句正形象地说明了他自己的词风——疏荷小立的一份“清圆”意味。然而，他身处的时期，是北宋末年，国力衰弱，内忧外困，在上者昏庸，在下者抗争，在外者犯境：周邦彦死前一年，方腊起义；死后六年，宋徽宗被俘，北宋沦亡。可以说，曾长期担任要员的周邦彦是国家衰亡的见证者，但本应十分敏感的词人却于末世沉浸在“清圆”的自在悠闲中。对比之下，国运、家运都那么昌盛，本人文运、武运都那么显赫的纳兰，却写出那样的黯然凄怆，是有别于“清圆”的一种“清凄”。

四

（一）

　　那么，如此与身世不符、清凄寂灭的纳兰词，又是怎样产生的呢？前人也注意过这个问题，杨芳灿在《序纳兰词》中说：“先生貂珥朱轮，生长华膴，其词则哀怨骚屑，类憔悴失职者之所为。”谭献的《箧中词》则说：“以成容若之贵，项莲生之富，而填词皆幽艳哀断，异曲同工，所谓别有怀抱者也。”

　　关于这个“别有怀抱”，前人又曾有两种解释：一曰爱情挫折，一曰政治雄心的压抑。

　　从纳兰词中可看出，他与妻子卢氏甚为恩爱，然而红颜薄命，情浓天妒，在纳兰二十二岁左右，卢氏便去世了。此外，还有人考证出纳兰曾有一段未果的隐情，于是一些人就用爱情上的不如意来解释其词风。

　　确实，纳兰词中有大量悼亡之作，可证爱妻早死对他的打击。然而细读纳兰的作品，又觉得他骨子里那种空幻绝望并非情之一字能概括。况且他许多相思苦恨之词，不能仅仅用表面事实去解释，这一点下面还将谈到。

　　至于说纳兰的政治雄心问题，是因为其先祖叶赫氏是被清所吞并的，这种家族之恨梗于其心底，想有所作为云云。这就更牵强了。且不说从叶赫氏被吞并距纳兰已是七、八代，仅以当时情势看，也有三点理由证明这观点的不妥：1、纳兰父子备受康熙宠信，以康熙之精明，怎会贴身贴心地重用对自己有深仇大恨的人；2、纳兰少年得志，父荫鼎盛，要向上爬、实现政治图谋，可谓前途光明，何至于在诗词里表示什么来败露心迹；3、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现实中的纳兰绝无“参政意识”，他虽侍皇帝之侧，但厌恶这份束缚性灵、无时得暇纵情诗酒的工作，对朋友一再流露出苦闷、退隐之意。他唯一干预政事的一次，是出于友谊和怜才之心，求赦被冤枉发配的吴兆骞，此外，他一直小心翼翼地与政坛保存距离，不像其弟一头扎进政治旋涡中。所有这些，都说明了“政治说”的不可靠。其怀抱别在私情与“大义”之外。

（二）

　　纳兰有一首《采桑子》，下片云：“不知何事萦怀抱，醒也无聊，醉也无聊，梦也何曾到谢桥。”可谓暗示出一些端倪：不是什么具体事实使他烦恼，而仅是一种来自冥冥中的感受，无法用理性思维解决甚至无法说出，在催迫、煎熬着他的灵魂。这并非无病呻吟，也不是周邦彦那种无聊清愁，而是一种无根之恨、绝对的大苦大悲。

　　纳兰好友严绳孙曾说，他觉得纳兰总是“惴惴有临履之忧”。问题是当时触目皆繁华景象，那么，这种深切的忧，乃是来源于对整个生命、整个世界的空幻之感。表面上，清初文治武功、气象旺盛，但实质，封建社会内已积聚了无数化解不了的弊端、顽症，正如大厦将倾；黄天骥《纳兰性德和他的词》一书对此有详述，概言之，就是在表面繁荣的背后，统治者对下层人民的剥削、对资本主义萌芽的压制，已使社会走向死水深渊。

　　这一点，还可借用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系统的理论观点：这个超稳定系统不断瓦解、重构、回到原来状态，依靠的是周期性振荡的自我调节机制。但当最后振荡导致失去所有动力、超稳定系统本身疲态出现时（而不是像过往那样，仅得系统下面的子系统冲突、偏离），它将别无出路。从后来的事实看，明灭清兴是这个超稳定系统最后一次重大的自我调节。清初的旺盛，只不过有如濒死者的回光返照而已。

（三）

　　明白这一层，我们便不难理解纳兰的苦闷了，他害的实在是世纪末之病。当此封建制度临近崩溃的前夜，具有高度忧郁气质、异常敏感的他，已从当时的繁华中感觉到风雨欲来的气息。他无法凭借理性写出道明，而这气息却浸透了他的心灵，使他无力摆脱，于是，一篇篇“沉重的厌倦和空幻”（李泽厚语）之作便产生了。

　　短焰剔残花，夜久边声寂。倦舞却闻鸡，暗觉青绫湿。 天水接冥濛，一角西南白。欲渡浣花溪，梦远轻无力。

　　这首《生查子》，写长夜失眠，种种凄迷的声物使人心中无比空虚惊怕，黯然泪下。这一切太压抑人了，那就借着梦逃避吧，谁料梦也“轻无力”，不能承托，只有任由无边的黑暗把自己吞没！

　　晚来风起撼花铃，人在碧山亭。愁里不堪听。那更杂、泉声雨声。 无凭踪迹，无聊心绪，谁说与多情？梦也不分明，又何必、催教梦醒。

　　这首《太常引》，孤独仍是一样的深。夜幕降临，苍茫之中，哪怕风吹花铃，也使词人心惊，“不堪听”。然而悲剧已经开场了，泉声、雨声接踵而来，不放过词人，把他笼罩着，要他永远处于惊怕中。他无聊的（也就是前面说的“不知何事”的）心绪，找不到一个人可以诉说——因为他太超前了，秉天命的先驱总是寂寞的，谁能像他一样从繁华中发现大厦已朽的消息呢？他只好寄望于梦了。其实他也明知梦中不能得到些什么，“梦也不分明”；但还是哀求：不要“催教梦醒”啊！

　　这些令人泣下的文字，出自这个承平少年之口，确实太独特了！纳兰性德喜欢写梦，除上两首外，还有“若问生涯原是梦，除梦里，无人知”（《江城子》）、“索向绿窗寻梦，寄余生”（《南歌子》）、“好梦别催醒，由他好处行”（《菩萨蛮》）、“梦好难留，诗残莫续，赢得更深哭一场”（《沁园春》）、“一春幽梦有无间”（《浣溪沙》）、“只恨西风，吹梦成今古”（《蝶恋花》）等等，也都是凄婉而别有深意的。但他非常清醒地知道，大厦之倾，梦也帮不了忙了，梦也解答不了什么了，甚至梦也做不成了！这就是他比其他写愁绪者深刻之处。而他深知梦之无力，却仍求一梦，这里面蕴藏的巨大酸楚悲痛，更体现出面对黑暗命运的万般无奈。鲁迅说：“人最悲哀的是梦醒后无路可走”。纳兰的求梦，又何尝不是人生的大悲哀！

　　本文开头提到，文学是经历的反映这一理论在纳兰身上似乎不灵了。现在我们明白：世间上有一些天才，关注的不是实在经历的表面事实，他们是对整个时代精神进行把握，其敏感的心能领受到隐藏于事实背后的一些终极真相，然后把感受渲染成篇；而后人往往要经过社会历史的数番沧桑，回过头去，才能领悟他们所要说的。纳兰性德就是这样一个天才。

　　纳兰的一本词集叫《饮水词》，典出《五灯会元》：“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这对纳兰作品确实是名实相符的恰当比喻。他用心感受无形如水的世运之冷暖，形诸文字，于是作品往往揭示了人的命运，而不拘于一时一事、一朝一代，也即我前面说的，是对整个生、整个世的空幻。就像《红楼梦》，为封建制度唱的挽歌，是通过“色空”之感来达致的。

　　这样说并非全凭个人猜度。严绳孙说，有一次他和纳兰相聚，“坐无余人，相与叙平生聚散，究人事之始终，语有所及，怆然伤怀。久之别去，又送我于路，亦终无复语。然观其意，若有所不释者。”这种令纳兰不释、沉吟的情怀，缘起于人生聚与散、始与终这些形而上的问题，因此，纳兰的作品往往通过凄凉的情景，影射人生的格局，暗示、烘托着人类一些永恒的境地：尴尬、荒诞、流逝、无奈，等等。这来自词人对时代的感觉，在作品中又上升到一个哲学的高度（尽管他本人不一定有意识这么做）。下面试以几个句子和一首词作说明。

　　句子之一是《金缕曲·西溟言别赋此赠之》的结句：“身世恨，共谁语”。如前所述，纳兰至富至贵，身世恨从何而来？难道真是指自己先人部族被灭？当然不是，他指的是人在天地间那种飘零无依、孤独渺小和面对世事变幻、时光流逝的无奈（该词前面写道：“叹人生，几番离合，便成迟暮”）；而这种恨，又无人可语，使“人”的悲剧色彩更浓！

　　另一句子是《浣溪沙》中的“我是人间惆怅客”。这更不用什么解释了，他揭示的是人无法把握自己命运，仿如寄人篱下的过客一样。他本人不是很有才华吗？家庭不是有权有势吗？然而他仍认为自己是“人间惆怅客”，荣华富贵、才华权势，都不能换来做主人的地位，可见这是一种超越式的、形而上的惆怅，是对人命运的关注、怜惜。

　　还有“德也狂生耳，偶然间，缁尘京国，乌衣门第”（《金缕曲·赠梁汾》），指证着人生的偶然、繁华的无据。“一宵冷雨葬名花”（《山花子》），美好事物终被摧残，愈美好则结局愈令人不忍卒睹，这景象活脱脱是人类一种命运的写照。纳兰词中诸如此类的句子，不胜枚举。

　　要专门举的一首词是《浣溪沙》：

　　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斜阳。被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

　　之所以特别提出这首词，是为了说明，纳兰作品中的爱情篇章，不能仅单纯从情的角度去看，以至用爱情挫折来总括他的悲凄哀婉。该词乍看是写爱侣离别后，孤独者睹物思情，回忆起往日寻常小事的黯然心境。然而我们细细品读，却感受到一种超乎情事之上的意绪，很容易联想到，我们人生何尝不是这样子呢：快乐注定是留不住的，美好的东西不会因人的主观愿望而永存，永恒的只是不停飞逝的时间，这是第一层意思；先以上片写今日之孤寂，再以下片写昨日的快乐，可见昨日的快乐须以今日的孤寂为代价，一刻迸发的幸福，往往留下一世的怅惘，这是第二层意思；快乐一经沉淀在记忆中，哪怕是极细小寻常的事物，也因了时日的间隔和内心意念的琢磨，而变得充满幸福意味，因此回忆在带给人痛苦的同时，又成为人保存美好之所在，这是第三层意思。这样一首伤情之作，内里蕴含着如此多如此深的人生体验。也许纳兰下笔时确乎要写情，但那种人生空虚的意识已渗满其心灵，使他写出来的便充满了生命的酸楚滋味！同样，纳兰很多凭吊兴亡的作品，也流动着一种历史人生的沧桑感、变幻感，并非就事论事的的伤古悲史，这一点在黄天骥那本大作中也有详论。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谈及《红楼梦》时说：“颓运方至，变故渐多，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此论十分精辟，而移在纳兰身上也十分适合（有论者认为纳兰是宝玉的原型，不是没有道理的）。他身处的繁华，远超李后主、晏小山、秦少游，而词中的忧郁凄怨又是他们所不及的，乃因他身处时代大变动之前夜（相对整个封建社会而言），“呼吸领会”到这大厦将倾所发出的悲凉之音。繁华而写寂灭，这强烈的反差叫人触目惊心，更可见封建社会无可挽回的“颓运”。纳兰实在具有先驱者的意义，长期以来，人们对此认识不足，现在该深入体会其作品的独特价值了！

结语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有一段极有见地的话：“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美成能入，而不能出……”

　　的确，吟咏着“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鹤冲天》）的周美成只沉醉于繁华之中，未能像纳兰性德那样从现实纷繁中脱身而出，站在一个高远的境地去观察世事，去沉思、去把握，他也就缺乏了纳兰的“高致”。而能入能出，看透变幻，这是纳兰痛苦的来源，也是他给我们留下宝贵精神遗产的原因。

　　经破落而言悲哀（如李煜、晏几道、秦观），令人一掬同情之泪。临末世而赋悠闲（如周邦彦），会让人对作者不齿，但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忧困的力量太大了，压得作者只能逃避现实，从而使人为之嗟叹。而像纳兰性德这样处繁华写寂灭的，极少，极难为人理解；一旦理解了，则惟黯然独坐，与作者同领受那一份苍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