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1980年出版的《人民年鉴手册》曾列出世界十大思想家，孔子被推举为十大思想家之首。据统计，《论语》在全球最重要的十部名著中，被翻译的语种数量居第二位。著名的汉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推测：“早在公元2世纪，关于儒家的一些传说似乎已传入欧洲。”

意大利利玛窦：穿儒服，戴儒冠，自称儒者

13世纪，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所著的《马可·波罗行记》中盛赞东方之富庶，文明之昌盛，为西方人打开了一扇令人向往的东方窗户。

1582年，利玛窦来华。据清人张尔岐《蒿庵闲话》记载：

玛窦初至广，下舶，首袒肩，人以为西僧，引至佛寺，摇首不肯拜，译言我儒也。遂僦馆延师读儒书，未一二年，四书五经皆通大义，乃入朝京师。

利玛窦还在中国儒生瞿太素的建议下，易僧服，改作儒生打扮。自1594年起，他穿起儒服，戴起儒冠，并自称儒者，时人黄景说他“俨然大儒风格”。1594年，利玛窦出版了《四书》的拉丁文译本，这是儒家经典最早被译成西方文字。由于利玛窦在沟通中西文化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他获得了不少雅号，诸如沟通中西文化的第一人、博学西儒、西方汉学的先驱、欧洲汉学的开山鼻祖等，而最著名的一个雅号则是：基督教的孔夫子。

法国伏尔泰：“东方找到一位智者”

孔子思想在17至18世纪的法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它对中世纪神学统治下的法国，乃至整个欧洲，都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在18世纪的法国，中国受到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的普遍重视，人们争相了解和谈论中国、研究中国。

百科全书派领袖霍尔巴赫反对法国和欧洲野蛮的君主专制制度，推崇孔子以德治国的政治主张，认为“在中国，理性对于君主的权力，发生了不可思议的效果，建立于真理之永久基础上的圣人孔子的道德，却能使中国的征服者，亦为其所征服”。征服者虽可毁坏田园村庄，“可是圣人孔子的道德，却能抵抗此狂风暴雨，保留至今，使野蛮征服者对此亦须保持尊敬，而以之为政府施政的目标”。

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对孔子思想十分推崇，他慨叹：“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这真是大不幸。”在《哲学辞典》中，他列举了孔子的七句格言，然后写道：“东方找到一位智者……他在公元前六百余年便教导人们如何幸福地生活。”

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庇尔在他起草的1793年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引用孔子的格言，成为佳话。他写道：“自由是属于所有的人做一切不损害他人权利之事的权利：其原则为自然，其规则为正义，其保障为法律；其道德界线则在下述格言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德国莱布尼茨：热烈地赞美儒学

莱布尼茨是第一个承认中国文化对西方作出重大贡献的西方学者。他研究过中国的《易经》，他发现：如果以阴爻代表0，以阳爻代表1，那么《易经》图像从0到64正好为二进制的连续数列，这与他自己1678年发明的二元算术完全一致。据此，莱布尼茨深信中国哲学具有充足的科学根据。所以他热烈地赞美儒学，甚至公然宣称在道德和政治方面，中国人优于欧洲人。

他斥责那些在中国传统思想面前夜郎自大的欧洲学者：“我们这些后来者，刚刚脱离了野蛮状态就想谴责一种古老的学说，理由只是因为这种学说似乎首先和我们普通的经院哲学的概念不相符，这真是狂妄至极！”莱布尼茨对中国文化的重视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一位名叫五来欣造的日本学者认为：“儒教不仅使莱布尼茨蒙受了影响，也使德意志蒙受了影响。”

英国李约瑟：“孔子是‘无冕皇帝’”

庄士敦，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英语教师，他认为：“中国政教文化基于孔教……外教无论如何优美，亦不可与孔教并峙于中国。”“四书五经之于中国教育，犹希腊、拉丁文之于英国教育，所谓布帛菽粟不可一日须臾离者也。”

李约瑟认为孔子学说并不局限于人文科学领域，在自然科学领域也有巨大成就。他认为：“在历法领域中，数学在社会上属于正统的儒家知识的范畴。”他发现：“在历史上，不定分析被称为‘大衍术’，这是从《易经》中一个难解的陈述句‘大衍之数五十’得来的。”儒家思想长期统治中国，李约瑟认为是由于“秦建立了郡县制，一直延续下来。这许多郡县的管理工作要求大大发展官僚政治，因而对行政官吏的需要便为儒家从此长期把持中国的社会创造了条件……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孔子才当上了全中国的‘无冕皇帝’”。

美国爱默生：“孔子是哲学上的华盛顿”

美国诗人、哲学家爱默生认为“孔子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光荣”，“孔子是哲学上的华盛顿”，表示“对于这位东方圣人极为景仰”，并经常称引孔子名言：“朝闻道，夕死可矣。”

诗人庞德曾经译过孔子的《论语》。他晚年居留罗马，记者采访他，看见“房中最醒目的是两只手提箱和三本书：《诗章》、《论语》和罗宾逊版的《乔叟》”。庞德对记者说：“只有音乐的形式才能包容所有的材料，我心目中的孔子的宇宙，便是韵律与张力交互为用的宇宙。”谈到语言和政府的关系，庞德说：“坏语言势必造成坏政府，而好语言未必造成好政府。孔子说得好：‘名不正则言不顺。’”

（《孔子的魅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