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为人代写诉状，代打官司的人，被称为刀笔先生或讼师，也就是刀笔吏。

　　刀笔吏的由来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那时没有笔和纸，一些人身边都带着两样东西，一是刀，用来在木板、泥板和竹简上刻字，另外一样东西叫削，用来刮掉已经写上去的错别字。官府衙门里，专门从事刻文写字这类工作的低级官吏，被称之为刀笔吏，尊称为刀笔先生。

　　根据有关史料记载，我国刀笔吏的祖师爷是春秋时期郑国大夫邓析。当时郑国的首相是子产，子产为了推行新政，铸《刑书》于鼎上。邓析作为子产执政集团的重要成员，参与修订了这部刑书。不仅如此，他还写了一本刑法学专著《竹刑》，刻于简上，在民间流传。邓析除了写作，还乐于照顾那些新兴的地主阶段，愿意为他们打官司，与老旧的奴隶主贵族斗争，取得了不错的效果。邓析因而被人们传颂一时，被视为中国封建史上刀笔吏和讼师的鼻祖。

　　历史上有很多名人都是刀笔吏出身，如刘邦、萧何是秦朝末年沛县的刀笔吏；初唐时的魏征、房玄龄等也是刀笔吏出身。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刀笔吏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为了维护本集团的利益，统治阶级往往奉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如果老百姓之间出现纠纷，毫无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这样一来，那些有学问、懂法律的人——刀笔吏，就有了生存空间；其次，封建官吏需要将有关的统治原则和政策传达到各级官员中间；第三，历代的统治者要求打官司必须要有诉状，撰写诉状，老百姓不会做，最有可能做的，当然还是官府衙门里这些低级官吏。

　　在各种案件和判词中，刀笔吏的作用更加重要。《清俾类钞》里有这样一个小故事：湖南有一个讼师，打官司百战百胜。有一次，他住的地方有个年轻的寡妇想再嫁，但封建社会中，寡妇改嫁不符合从一而终的道德标准，为社会所不容，再说家里还有公公和小叔子要伺候。寡妇就找到这个讼师想办法。讼师得到了高额费用后，撰写了一篇状词，请求官府衙门判决改嫁。在这篇诉状中，他把寡妇想再嫁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但借口却是要守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奇怪的逻辑呢？讼师提出的理由是，家中的公公没有了妻子，年纪还不算老，而小叔子已成人，还没有结婚。这样一来，这个年轻的寡妇，就处在不太年老的公公和已经成年的小叔子的“夹击”之下，为了保持寡妇的名节，必须让她改嫁。这个理由让县令马上判令允许寡妇改嫁。

　　在这个故事里，刀笔吏灵活运用社会的一些背景情况，用非常精湛的词语和推理，在诉状中表达了当事人的愿望，获得了一个看起来难以实现的结果。

　　客观地讲，并不是所有的刀笔吏都能够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们见到的更多的往往是从官司中渔利的刀笔吏。很多人无中生有、挑拨是非，本来无需打官司的挑唆打官司，没有纠纷的找纠纷，这些行为大大降低了刀笔吏在人们心中的威信。在江浙一带，刀笔先生被人称为“刀笔邪神”，就是对刀笔吏滥诉生非行径的控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