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围绕着“封建”与“郡县”之优劣利弊，自秦以降就多有讨论。至唐代，柳宗元著《封建论》，影响巨大。苏轼曾评论道：“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矣。”然而，有清一代，柳宗元的《封建论》却招致诸多批评，其间实有加以探究之必要。

　　一、“柳子之论封建，辨矣，惜其未知道也”

　　袁枚是柳氏《封建论》的批评者之一。袁枚并非认为封建可行于当世，他和柳宗元的分歧在于：柳宗元认为封建不仅势不可行，道也不宜行。袁枚则认为，封建是“道可行而势不可行”，故批评说：“柳子之论封建，辨矣，惜其未知道也。”那么，袁枚说的“道”究竟是什么？他说：“先王有公天下之心而封建……故封建行而天下治。后世有私天下之心而封建……故封建行而天下乱。无先王之心，行先王之法，是谓徒政。”可见，“公天下之心”就是袁枚意识中的封建之“道”。他认为，封建虽然不可行于今日，但封建之“道”，亦即先王的“公天下之心”，仍然是可行于今日的。

　　有清一代，像袁枚这样从“公私之辨”的立场来批评柳氏《封建论》者颇有其人。在儒家话语中，公代表公平、正义与多数人的利益，私则代表非正义与少数人（或统治者个人）的利益。柳宗元说：汤、武之不革封建，是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换言之，柳宗元认为，虽然秦始皇实行郡县制的主观意图是为私，但郡县制作为一种制度，是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所以，“公天下之端自秦始”。王夫之也赞成这个观点。他说：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有学者评论说，夫之此论，颇类似黑格尔“最大的罪孽反而最有益于人类”的警句。批评柳氏《封建论》的清代人多以君主的动机与行为是否合乎儒家仁义、爱民的根本原则作为公、私的标准。如颜元就是从这一角度来批评柳宗元的。他主张“非封建不能尽天下人民之治，尽天下人材之用”，谴责“后世人臣不敢建言封建，人主亦乐其自私天下也，又幸郡县易制也，而甘于孤立，使生民社稷交受其祸，乱亡而不悔，可谓愚矣”。他说，“秦人任智力以自雄，收万方以自私，敢于变百圣之大法，自速其年世，以遗生民气运世世无穷之大祸，祖龙之罪上通于天矣！”在颜元看来，郡县制是君主自私天下的器具，实行的结果则是生民社稷受祸，因此，“文人如柳子厚者，乃反为‘公天下自秦始’之论，是又与于不仁之甚者也，可胜叹哉！”李福孙在驳柳宗元“秦之失在政不在制”之说时指出：“秦始以宇内自私，废封建，置郡县，使不得世其土地爵禄，而为一己之私，有守宰之任，骤更数易，繁冗难行，至于二世遂以灭亡。不特失在于政，亦其制之未善也”。“而柳子反以为公”，乃“一偏之见”。从君主“自私”的动机来否定郡县制的合法性，实际上亦是用儒家的内圣道德准则，来凸现对专制君主的批判。

　　二、“柳子之论……徒知前世之害，而不知前世之为利者大”

　　柳宗元在《封建论》中力陈封建之害：周代实行封建制，诸侯强盛，尾大不掉，“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从而埋下“周之败端”。“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导致数年之间，叛乱四起，且“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他在论郡县制之合理时说，秦朝实行郡县制，“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尽管“秦郡邑而促”，但咎在人怨，失在于政，不在于制。汉代诸侯国叛乱时，“有叛国而无叛郡”，后来由于实行了郡县制，地方得到有效治理，“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唐代时，“桀猾时起，虐害方域”，但也是“有叛将而无叛州”，因此，“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清人却认为，封建并非有害无利。李富孙指出，秦以封建为郡县，是“矫一时之弊而适贻后世之害”。他认为周代实行分封，“诸侯可骄不可叛，故周室得以久安”。“新莽篡乱”之后，刘秀以长沙定王之后“崛起南阳，削平天下，卒成中兴之业，分封之效亦可见矣”。即便是在唐代，“安史之乱不旋踵而败者有三镇以平之”，而唐中叶以降不并于吐蕃、灭于黄巢，也全赖藩镇之力。因此，李富孙说，“柳子之论，直一偏之见，徒知前世之害，而不知前世之为利者大。既昧前世之利而不知后世之为害更深。”陆世仪和袁枚对封建、郡县的利弊则有着更为深刻的分析。陆世仪说，封建得失之辨，柳子厚之言，虽有可采，但立意偏颇。他认为：“古之为治者，治心、治身、治家、治国、治天下，一而已矣。自秦以吏为师，始有所为吏治，汉复以萧何继之，于是吏治二字，至今习以为固然，莫能破其局者，皆自变封建为郡县始。不行封建，吏治不可得而去也。不去吏治，三代不可得而复也。”这是一段颇为重要的议论。所谓“治心、治身、治家、治国、治天下，一而已矣”是儒家一以贯之的主张，而“以吏为师”则是法家的核心政治路线。所谓“吏治二字，至今习以为固然，莫能破其局者，皆自变封建为郡县始”，正说明“百代皆行秦政制”的政治事实。而他所呼吁的去吏治、行封建，复三代，亦正是要用儒家政治颠覆“习以为固然”的法家政治。值得指出的是，陆世仪所主张的“封建”，并非原始形态的封建，而是要取封建之利，去封建之害。如，他主张“郡邑之爵禄权位，当悉如古封建”，“但当易传子为传贤”。而“贤者居位”，亦儒家核心政治理想之一。袁枚则指出：封建制下，“亲亲也，尊贤也，兴绝国也，举废祀也，欲百姓之各亲其亲，各子其子也”。郡县制下：“宠爱子也，牢笼功臣也，求防卫也，其视百姓之休戚，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也”。两者之间的差异，实际上正是儒法两家政治理念的不同。更重要的是，袁枚强调，实行封建制，如果天子不仁，“千八百国中，苟有一贤君，则民望未绝。”汤武之前例可见。这实质上带有以政治多元来对抗君权至上的意味。刘绍玢也客观地说，“封建郡县，均有善不善焉。”封建制下，“其国则势分，势分则力小，力小则易制，且私其土，子其民。夫孰不尽心者，非甚不肖，断不敢自暴其所有”。其不善在于封国势力发展后，不贡不朝，争为雄长；郡县制之善，在于无封建制下的尾大不掉之弊，其不善则在于由于实行流官制，“数岁而一迁，或半岁而一易，所到之处，卒难洞悉风土人情于旦夕。”等到熟悉了情况，意欲有为，而“差替之命已至”，“以故视其地若邮舍，驭其民若路人，民亦见是官之不常，止求貌承，承于一时，谁肯服化于永久。一旦王室衰微，土崩瓦解，无团结之心。”因此，他主张：“仍郡县之制，师封建之意，亦曰久于其任而已。”“苟得其人，则必任以数十年之久。”这一主张与顾炎武等相呼应，寄寓了分权于地方的政治意图。

　　三、“柳子不知今，并不知古”

　　柳宗元的《封建论》，往往引史为证，阐发郡县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清人批评《封建论》则谓柳宗元“不知今，并不知古”。柳宗元说，封建者继世而理，圣人生于其间，无以自立于天下。袁枚则举孔孟之际遇驳斥说：孔、孟之不能自立，是因为他们的主张不能被接受而不是封建为梗。相反正由于封建之制，孔、孟才能够游说列国，“而诸侯敬，弟子从，则声名愈大，千万年后犹知遵奉为师”。如果孔、孟生于郡县之世，科举不第，“则局促一邦，姓氏湮沉，亦‘遁世无閟’已耳，安见其有以自立于天下耶？”而且，孔、孟之删“六经”，垂俎豆，传食诸侯，“虽无以自立，而有以自显者，封建力也。”这种从政治格局多元导致文化空间拓展来论证封建制之利，是袁枚之新见。又如，柳宗元说：“封建，势也，非圣人之意。”袁枚则说：“封建，非势也，圣人意也。”他列举上古以来的种种创制，以为“皆一圣人开天独倡，非仗从诸侯助也，亦非听诸侯百姓之自为谋也”。“故井田、学校、军政、宗法，其事皆因封建而起，谓封建非圣人意，势也；然则井田、学校、军政、宗法，亦非圣人意，势乎？”李富孙说：“柳子曰：‘封建非圣人意。’然圣人治天下之大法，惟有封建、井田。武王未下车而封异姓，周公吊二叔而建亲戚”，他们对封建之所以极为关怀，“盖以此为安天下之本，而圣人深意之所在也。”他们如此强调“封建，非势，圣人之意”，其意图在于将“封建”神圣化，并以此来凸现郡县制违背圣人之意的历史本质。

　　我们无意去分辨袁枚、陆世仪等批评《封建论》的议论有哪些是正确的或不正确的，我们更关注的是，袁枚等人批评柳宗元、批评郡县制的表象下掩盖的现实关怀。颇有意味的是，雍正皇帝是郡县制的坚决维护者，他曾在雍正七年秋七月丙午的谕旨中，全面论证了郡县制之合理性，谓“唐柳宗元谓公天下自秦始，宋苏轼谓封建者争之端，皆确有所见而云然”。他还斥责陆生楠曰：“其论封建之利，言词更属狂悖，显系诽议时政。”可见清人关于封建的议论，绝非发思古之幽情，或单纯的复古、泥古，而是带有深刻的社会政治意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