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宋史·辛弃疾传》和《中州集》所记，辛弃疾在投宋前，有一位年长的同学党怀英，与他一同师从刘瞻和蔡松年。完颜亮南侵，辛弃疾率众南下，而党怀英得则留在了北方的金源。

　　党怀英幼年聪慧异常，“少颖悟，日授千余言”。但家境贫寒，“箪瓢屡空，晏如也”。37岁考中进士，历任国史馆编修官、泰宁军节度使、翰林学士承旨等职，寿终正寝，享年78岁，谥曰文献。

　　党怀英大器晚成，与他长于诗文、书法密切相关。在文学史上他虽然远没有辛弃疾的地位，但在当时的北方，也是名著当代，领袖群伦。他去世之后，元好问视其为金王朝“国朝文派”代表人物之一。

　　后人说党怀英“不以世务婴怀，放浪山水间，诗酒自娱”。但他进入仕途后，工作相当投入。大定二十一年(1181)，党怀英进入翰林院，此后二十多年他基本上都在翰林院任职，由于职责所在，他经常撰写制诰等应用性强的公文，又由于这类文章关系到他的名利地位，所以他总是精心结撰，往往匠心独运，独步一时。赵秉文称赞他“以高文大册，主盟一世”(《竹溪先生文集引》)，元好问认为，他的制诰文“百年以来，亦当为第一”(《中州集》卷三)。那么，他的制诰文到底好在哪里?

　　将耿耿忠心与文学技巧结合起来是党怀英制诰文的过人之处。元好问曾征引他为皇叔完颜永蹈伏诛所作的诏文，曰:“天下一家，讵可窥于神器;公族三宥，卒莫逭于常刑。非忘本根骨肉之情，盖为宗社安危之计，亦由凉德，有失睦亲。乃于间岁之中，连致逆谋之起，恩以义掩，至于重典之亟行。天高听卑，殆非此心之得已，兴言及此，惋叹奚穷。”(《中州集》卷三)完颜永蹈是金世宗之子，元妃李氏所生，是当时皇帝金章宗的叔父，明昌三年(1193)，他勾结内侍阴谋篡夺皇位，被金章宗所杀。党怀英的诏文既有义正辞严的国家大义，又有委婉不得已的血肉亲情;既针对完颜永蹈的个案，又兼及同类事件，真是妥贴周详，堪称诏文典范之作。郝经形容党怀英的文章“官样妥贴腴且丰”，如果说官样妥贴还只是优秀公文的通式，那么“腴且丰”则是公文更高的标准。党怀英的公文究竟怎样“腴且丰”?已不得其详。

　　党怀英的文章，常有一副“官样”，而诗歌却表现出另一副“自然人”的面貌。大概写作公文是其职业行为，创作诗歌则是业余爱好，以抒发个人的感怀为主。他的诗歌却始终含有一种高情远韵和陶谢风流。如初入官场时所作的《穆陵道中》写夏日景致色彩艳丽，活泼跳动，类似王维的山水诗。大定十五年(1175)在颍州(今安徽阜阳)所作的《西湖晚菊》《西湖芙蓉》，艳丽清冷，孤寂幽怨，既向往陶渊明的隐逸情怀，又隐含孤芳自赏、不为时知的幽恨。元好问很喜欢这两首咏物诗，认为党诗出于柳、苏二家，但“辞不足而意有余”，“有骚人之余韵”(《中州集》卷五)。

　　最能代表党怀英诗歌成就和特点的是他晚年所作的《雪中》四首。其一曰:“诗人固多贫，深居隐茅蓬。一夕忽富贵，独卧琼瑶宫。梦破窗明虚，开门雪迷空。萧然视四壁，还与向也同。闭门捻须坐，愈觉生理穷。天公巧相幻，要我齐穷通。冲寒起沽酒，一洗芥蒂胸。”诗人因雪而梦入琼瑶宫，享尽一夕富贵，梦醒过后穷困依旧，由此而感悟穷通如梦幻，饮酒驱寒，自得其乐，冲淡自然。所写梦境应有象征意义，象征其由穷变富再归于穷的人生。其二曰:“翻翻雪中鸦，飞鸣觅遗粟。雪深不可求，绕屋啄寒玉。顾我如鸱鸢，多储有余肉。我亦生理拙，冻卧僵雪屋。日午甑无烟，饥吟搅空腹。岂不知屠沽，肥甘随取足。幸待春雪消，吾犹多杞菊。”先写雪中寒鸦，体物工细，如在目前，后写自己忍耐饥寒，不愿像屠沽一般，取肥食甘，而是期待着品尝春雪之后的杞菊，表现出诗人的高洁情怀，这类诗正如赵秉文所说，“兴寄高妙，有陶谢之风。”(《竹溪先生文集引》)。

　　与陶谢诗风相伴的是党怀英后期诗歌的体物精细。如《奉使行高邮道中》其二:“细雪吹仍急，凝云冻未开。牵闲时掠水，帆饱不依桅。岸引枯蒲去，天将远树来。行舟避龙节，处处隐渔隈。”冬日出使，船行河上，顺风顺水，心情也很顺畅。颔联摹写船行牵绳松驰不时掠水、帆樯高张的状态，颈联再现在快速行驶的船上岸边草木倒退的感觉，用平常语，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又毫不费力，足见其触物感兴、自然含蓄的特点。

　　陶谢风流与官样妥贴似乎是对立的两极，却并存于党怀英一人作品之中，这正好折射出文人官僚的两面性:诗歌承袭传统文人的清高品格，公文则透出官员本色。只是党怀英将这两方面结合得较好，所以获得了来自在朝在野者的双面肯定。但这种结合何尝不是双刃剑?他精心结撰的官样文章多少冲击了他的文学创作，削弱了文学创作个性。事实证明，官样文章有当下应用价值，能博得实在的名利，却难传久远。党怀英那么受称赞的官样文章还不是亡佚殆尽!比较而言，辛弃疾在仕途上远不及党怀英风光，在文学创作(尤其是词)上却大大超过党怀英。引人遐思的是，如果辛稼轩不投奔南宋，他的文学创作是不是也与党怀英不相上下呢?那将是文学史上多么重大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