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是否有叙事诗，中西方历来颇多争议。西方早期没有叙事诗的概念，但有叙事性质的诗歌，他们称之为史诗，并界定为规模宏伟、篇幅较长，再现了一定历史时期的生活面貌的诗;在古代民间流行的众多的歌谣的基础上，经过集体编制而最后形成大型诗篇。以西方的史诗视角为剪裁标准，黑格尔断定中国是没有史诗的。以国学大师王国维为代表的学者也以自己的方式认同了黑格尔的论断，他按照西方文学理论的惯例，将文学分为抒情和叙事两类，赞扬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但认为“至叙事的文学，则我国尚在幼稚之时代”。鲁迅也认为“自古以来，未闻有长篇史诗”。胡适、茅盾、张松如、饶宗颐都持有相近的见解，认为古代中国没有史诗。而以陆侃如与冯沅君为代表的学者则持相反观点，“尤其是《生民》、《公刘》、《緜》、《皇矣》及《大明》五篇……它们的作者也许有意组织一个大规模的‘周的史诗’。”他们认为中国诗歌开端《诗经》里《大雅》的某些篇章，是叙事体的史诗。以上学者的论述都围绕一个前提，那就是以规模是否宏伟、篇幅是否较长的史诗为评判中国是否具有叙事诗的标准，由于中国早期没有篇幅较长的史诗就认定中国早期没有叙事诗，显而易见是不妥的。

　　事实上，在中国叙事诗包括史诗、故事诗、英雄颂歌和诗剧等，指描写人物、事件、场面，有一定的情节和故事，在叙述事件进程中袒露诗人的感情，结构上有较大的跳跃性的诗歌。不论篇章的长短都叫叙事诗(当然，史诗也是叙事诗的一种)，中国不仅有叙事诗，而且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只是与西方完全不同而已。这种差异表现在许多方面。

　　首先，从起源和思想文化上。《尚书·尧典》说“诗言志，歌永志，声依永，律和声”。《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种“言志”的理论一直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对于文学的教化说、审美说、娱乐说等功能，中国历来主张教化的目的与功用，强调“文以载道”。早在战国时《荀子》就提出“文以明道”。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唐代韩愈“文者，贯道之器也”，柳宗元“文者以明道”也，周敦颐“文，所以载道也”等等，这种功用目的造就了中国早期带有抒情性质的叙事诗的独有品格。而在西方，人与自然分离后，就产生了强烈的个体意识。在西方这种文化土壤中产生的文学张扬个性、放纵原欲、肯定人的世俗生活和个体生命价值，体现了个体本位的文化价值观念。安·邦纳说，“全部希腊文明的出发点和对象是人。它从人出发，它注意的是人的利益和进步。”古希腊民族对“人”极为重视，黑格尔说是“心灵自由的需要”。完全不同的目的形成了中西早期叙事诗的巨大差异。

　　其次，文化与价值取向差异，导致了叙述情节的迥异。中国叙事诗的叙述者往往更加关注现实，关注人生。《诗经·雅》中的五篇叙事诗，重视载道的功用，重视歌功颂德。它们都没有过多地注重艺术形式，不在意情节与结构的完美，缺乏“头、身、尾”连贯的结构，这无疑影响了对最富情节冲突的事件的叙述，但也形成了中国叙事诗情节的跳跃性与短小精悍的独有特质。而西方的叙事诗张扬人物个性，大胆缥缈的幻想，浪漫主义色彩使之更注重结构的巧妙与完整，情节的有机统一整体，更讲究宏大的叙事，这在西方成了永恒不变的结构范式。

　　最后，在语言的使用上。中国诗歌是最讲求意境、讲求炼字、讲求形式完美对仗，这无疑对语言有了更高的要求。早期的叙事诗，用语简洁，节奏明快，体现了质朴的风格，表现出简约、隽永、灵秀的诗风。以《诗经·生民》为例，短短一句“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讲述了姜嫄踏帝趾印生子而后得人帮助的经过。《女曰鸡鸣》描绘了夫妇间的一段有趣的生活片断。这种言简意赅、意蕴深远表明中国叙事诗更看中理性，呈现了一种静态的美。而西方叙事诗更强调感性，《伊里亚特》中光描写俄底修斯的一个伤疤就用了七十多行，至于人物的心理、行动、语言的描写更是浓彩重墨、精雕细琢。

　　基于此，我们认为中国早期的叙事诗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一段段生活场景，一场场儿女情长，甚至一段段有趣的对话，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在恬淡自然的叙事、从从容容的讲述中体现出了中国叙事诗完全异于西方的最基本特点。

　　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文化，一个国家的诗歌也会有它独有的特色。悠悠千古叙事诗，记录了一个民族的世事变迁，从稚嫩的童年、懵懂的少年，一路走到今天。在这些优美的叙事诗中，我们见到了祖辈真切的生活、亲切的身影、深情的呼唤，它是一个民族不能割舍的历史，它流淌在我们后辈的血液里，告诉我们：我们怎样走到今天，又将如何走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