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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届世界哲学大会
作为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 早报记者 罗晟 发自北京 中国不应肤浅地学习西方 东方早报：法国新浪潮时期导演路易·马勒曾经拍过一些美国移民的纪录片，其中他发现印度的移民继续保持他们的信仰，您觉得为什么印裔美国人能保持相当长时间的文化色彩？ 杜维明：最主要的原因是印度的文化没有断根。中国文化确实断了。五四以后，中国最好的一批人对传统文化的扬弃，因为他没有断根，精神脊梁没有被打断，所以他有一种尊严，对文化的尊严和对文化的信仰。在印度，比如说甘地的出现，他的泥土性是非常强的。尼赫鲁说过这种话，如果印度的文化和西方的文明有冲突的话，我们的选择是非常清楚的——我们不会因为西方文化放弃印度文明。 不过从西方角度来讲，中国又很了不起——中国真正成为一个学习的文明。五四以后，我们就是向西方，真诚地学习。开始是德国、法国、英国这些国家，现在到了美国。我们还处于学习的过程。一个是向西方学习，一个是向自己的传统文化学习。 中国的根，有几千年的历史，但从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你看现在——第一个有强烈的遗忘症，再来是主动去忘却，还有就是健忘。在中国，健忘、遗忘、忘却同时进行。 东方早报：能解释一下健忘、遗忘、忘却么？ 杜维明：这很简单，你看北大的历史，开始建的北大，即使五四时期的北大，和国民党时期的北大，建国初期的北大，“文革”的北大，和今天的北大——这中间当然地方在变，其实指导这个大学的基本的理念，基本的价值也在变。 你看美国的大学，甚至日本的大学，如果有几百年的历史，沉积性就会非常强。美国很年轻，但是这三百年的记忆却很厚。我们的文化源远流长，好几千年了，但是短期记忆非常薄弱。我觉得向西方学习，最好是更深入的学习，而不是肤浅地学表面现象，这不光是理智上的了解，而且心知其意，真正学到核心价值。不是工具性，拿来就用，马上就希望得到效果。 其实中国的老传统是很丰富的，儒家的传统就不是简单的礼，而是牵涉到很多英美的习惯法，很多习惯法都在儒家里有很深刻的体现。 铸造文化认同是共业 东方早报：您曾经批判过大陆的文史哲方面知识分子精英太少？ 杜维明：不是精英太少，而是精英的压力太大，很难起到作用。“文革”以后，19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条件太苦，薪水低，有的一家六口人住个小房子，这些现在都得到改变。现在因为大家职业性很强，知识分子很难在特殊范围之外，关切更大的社会问题。现在知识界的压力太多，现在特别是量化指标太厉害，很难发起更大的作用。现在企业界也出现了一些企业家开始学习传统文化。一些企业家成功后，不一定受到尊重。他们希望改变。 东方早报：您如何看待全球化的影响？ 杜维明：现在社会的最大变化是全球化的出现。全球化有一个特色，就是你的文化就是我的文化，我的文化就是你的文化，出现了文化的杂交现象。最重要的杂交文化的例子就是年轻人，所以日本有新人类的出现。 全球化的特色是每个人的选择余地更大，但每个人对自己根源的东西不愿意放弃。不是说我讲了英文，就不讲中文。可能英文的力量很大，我对中文感受却更深。西班牙语在美国的广泛运用，缘于根源性越来越强。在这个背景之下，这不仅是文明的对话，而是现代和过去的对话。很可能有一批年轻人对传统文化有更深刻的理解。 在多元多样的情况下，如何找出策略。我觉得中国社会中现在出现的社会力，如果横向沟通频繁，这样会促进社会力——我觉得从1985年到现在有很大的不同，这样会有慢慢的改变。 东方早报：您认为未来中国社会中，从长期看会只有家庭和政府两级吗？ 杜维明：改变是不可抗拒的，在中国传统中，在家庭和政府之间，空隙被填满。相当长时间，政府的力量特别大。在美国，政府只是社会力的一种。因为多元的倾向，（中国）民间社会未出现，而中国的发展使得市民社会出现的条件越来越具备。 铸造文化认同，不可能从上到下，应该是知识分子的共同事业。 奥运传递中国新形象 东方早报：您如何看待奥运会对于中国发展的推动？ 杜维明：奥运会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提升国际的形象和内部自信，确实会起很大的作用。1960年代的日本，1980年代的韩国，都经历过。我们现在也在通过奥运来树立一个崭新的形象，这和中华民族新的文化认同有很大的关系。 中国经济已经发展，政治的力量也有，但是你后面带着的是什么样的文化信息？中国希望通过奥运把和平文化的信息带出来。这点是非常有意义的。 东方早报：您觉得奥运会对于中西文化交流来讲是什么位置？ 杜维明：当然希望通过奥运会来传递中国一个崭新的形象。北京因为奥运，整个市容都有很大的改变。 奥运期间对于西方媒体的报道，应该有一颗平常心。我希望在真正平安奥运的基础上，能够全部开放报道。 东方早报：世界哲学大会28日在韩国举行，您认为这次大会与往届有何不同？ 杜维明：世界哲学大会等于是哲学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是第一次真正在亚洲举行的世界哲学大会。此前世界哲学大会从来没有离开欧洲。 东方早报：韩国能够举行的原因是什么？ 杜维明：韩国在上一界哲学年会结束时向组织申请，希望下届在韩国举行。我认为韩国能够申请成功，是因为韩国哲学家的来源很多。很多哲学家在英美接受训练，所以韩国哲学界触及面比较广。 东方早报：这次哲学大会的意义是什么？ 杜维明：韩国争取到两件事情有意义。第一，这次韩国争取到三个以前没有过的议题，一个是佛教哲学，一个是道家哲学，一个是儒家哲学。 第二点我觉得更有意义。中文是此次大会的四种官方语言之一。一般来讲哲学大会有三种语言，其中英文和法文为官方语言，到任何地方去开会，这个地方的语言就也能作为官方语言。这次哲学大会可以用韩文作报告，但韩国特别争取了把中文作为官方语言。世界哲学学会接受了，所以这次有四个语言。 我希望过5年或10年后世界哲学大会能在中国进行。 韩国文化值得中国反思 东方早报：韩国与中国一系列文化纷争，您如何看待？ 杜维明： 韩国常常在许多文化上与中国竞争，但是这次世界哲学大会他们争取中文作为大会语言，也认为他们属于更宽广的文化圈。这个文化圈可以叫汉字文化圈或者筷子文化圈，包括越南、新加坡。虽然韩国已经废除了汉字，日本的汉字还在用。 对于一些文化纷争，比如说孔子是韩国人，或者讲屈原，讲印刷术，这些(属于中国)是无可争论的。在韩国谈论这些事情的人都是极少数的人，非常边缘，哗众取宠。 值得注意的是韩国申报端午祭的成功。这和整个韩国社会对端午的重视有密切的关系。不过韩国文化意蕴很深的东西，值得我们反思。第一个是中国对文化遗产的重视情况到底怎么样，比如我们第一个成功的就是昆曲，那是花了很多的功夫，我们才把它弄活了。像昆曲《牡丹亭》常常去大学演出，白先勇花了很大的精力。 东方早报：这需要政府推动还是民间的组织进行？ 杜维明：政府和民间都要配合。这是民族对自己文化的铸造，另外从商业的角度来讲，就是打造民族品牌的问题。这后面需要很坚实的基础。我们在自然环境或者历史遗物上的品牌，多少都没有问题。但是无形的文化遗产，我们需要思考。 韩国的这几次申请，可以作为我们的参照。我们应该注重我们自身的文化积淀。中国民间无形的传统文化力量太薄弱。 东方早报：您2006年曾经发表过观点，认为中国的儒学比韩国要弱。您现在还这么认为么？ 杜维明：是的，我现在还是这样认为。你看韩国的1000元纸币，正面是韩国学者李退溪先生的图案, 背面是他建立的陶山书院的图案。这点就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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