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奥林匹亚山上的奥运圣火，正在中华大地传递，激发着几千年来一直蕴含在这个民族血脉中的体育热情。同灿烂悠远的中华文化一样，中华体育也是中国人文化基因中的重要成分。

　　清华大学教授彭林:

　　乡射礼——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彭林教授作为研究礼学的专家，根据《仪礼·乡射礼》用现代的语言清晰、完整地再现了春秋战国时期非常普及的一项体育运动——乡射礼。

　　先秦时期，每逢春秋两季，由官员、卿、大夫、士和学子等参加的比赛便会举行。场地是州立学校。主持者叫做“宾”，多为德行卓著、尚未获得官爵的处士担任。

　　射位设在堂上，箭靶称为“侯”，置于堂正南方三十丈远的地方。侯的左前方有一曲圆形的皮制小屏，供报靶者藏身之用，称为“乏”。弓、箭、算筹以及各种射具陈设在西堂。乡射礼的核心活动是射手之间的三轮比射，称为“三番射”。每番比射，每位射手都以发射四支箭为限。

　　第一番是教练教大家练习。教练在这里被称为“司射”。司射先作射仪的示范，然后选手依照练习。由于第一番射是习射，所以不管射中与否，都不计成绩。

　　第二番射是正式比赛，要根据射箭的成绩分出胜负。比赛结果公布后，胜方射手要脱去左袖，戴上扳指，套上护臂，手执拉紧弦的弓，表示能射。负方射手则穿上左衣袖，脱下扳指和护臂，将弓弦松开。各组射手先后上堂，负方射手站着喝罚酒，然后向胜方射手行拱手礼。

　　第三番射的过程与二番射相同，只是增加了音乐伴奏。乐工演奏《诗经·召南》中的《驺虞》，乐曲的节拍，演奏得均匀如一。只有应着鼓的节拍而射中靶心者，才抽出算筹计数;否则，即使射中也无效。第三番射的比赛结果公布后，各耦射手顺序上堂，负方射手喝罚酒，并向胜方射手行拱手礼。

　　据《礼记·射义》记载，“除了败军之将，对国家灭亡负有责任的大夫，以及为了贪财而成为别人后嗣的人之外，都可以入内。”可见乡射礼对于参加人的道德有着很高的要求。

　　这项运动还强调正确对待比赛以及对手的态度。孔子说过:“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今天，我们看到，日本、朝鲜的相扑、跆拳道等传统竞赛项目，在比赛之前和结束之后，双方都要作揖或者鞠躬，互致敬意，这正是乡射礼的遗风流泽。

　　射箭传到韩国、日本叫做“弓道”。“道”讲究的就是有所体悟。彭林教授还举了一个例子:清朝有个大学者叫阮元，他读书时母亲曾经对他说过为学好比射箭，因为射箭时人要站得正内心要平和。站到那里以后目标是否始终如一，而且要沉得住气。为学与射箭是一个道理。目标要专注用力要精猛。发而不中要反求诸己。

　　中国体育史学会秘书长崔乐泉:

　　考古资料——为了解中华传统体育打开一扇窗

　　“如今，利用考古学提供的大量的、不可多得的相关资料对中国古代传统体育文化进行研究，已经成为学者们遵循的主要方法和手段。体育文物为人们了解中华传统体育文化打开了一扇窗口，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文化记忆。”崔乐泉表示。

　　河北唐山战国镶嵌狩猎纹壶、湖北江陵秦代角抵图漆绘木篦、河南郑州汉代击剑画像砖、甘肃敦煌莫高窟唐代武艺对练图壁画……透过体育文物这扇“窗口”极目远眺，中华传统体育文化如浩荡长河，源远流长、汩汩滔滔地穿行在华夏历史的沃野田畴。

　　“我国体育文物数量丰富、类型多样，从新疆到福建、从黑龙江到海南，几乎遍布全国各地，覆盖了从史前到明清各个历史时期，这足以反映出我国传统体育的多姿多彩，及其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位置。”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人们对承载体育信息的体育文物逐渐重视起来。通过对文物资料中关于传统体育内容的梳理，可以将我国的传统体育分为射箭、球类运动、武艺武术、田径、练力与举重、角力与摔跤、水上活动、棋类活动等十四大类，而每一大类体育运动又可细分为许多小项，比如射箭运动中就有习射、射侯、战射、弋射、弩射、猎射等;而棋类活动则可分为围棋、象棋、塞棋、六博棋、双陆棋等。我国传统体育项目之丰富可见一斑。”

射箭图(敦煌莫高窟第53窟窟顶)

　　近年来，通过考古发掘的新材料或对已有材料的重新解读，进一步拓展了今人对传统体育认识的版图，“举例来说，传统球类运动中除了蹴鞠、击鞠、捶丸这三大球类运动外，又有一些古老的球类活动形式被发现，像江苏铜山汉代画像石上的倒立滚球运动、隋代徐敏行墓壁画上的绳系球运动、清代绘画《康熙南巡图》中的拍球运动等。”

　　崔乐泉认为，与西方体育运动较偏重竞技性相比，我国传统体育更讲究娱乐性、教育性与礼仪性，长期以来在提升民族素质、普及运动理念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的很多运动项目流传至今、长盛不衰。比如最迟在1500年前的北魏时期就已产生的踢毽子运动，至今还在群众体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再比如在新石器时代的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陀螺，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仍能见到它的身影。

　　基于此，崔乐泉认为:“现代体育运动在崇尚竞技的同时，也要注重全民参与和强身健体功能，利于普及的中华传统体育在这方面很有优势，应予发扬光大。随着全民健身计划的广泛实施，因地制宜提高传统体育运动项目的普及程度，对于提升国民身心健康水平、振兴民族体育事业的意义不可小觑。”

　　“中华传统体育为后人留下了丰厚而宝贵的文化遗产，”崔乐泉说，“体育历史的发展证明，中华民族创造和积累的丰富而优秀的古代体育文化，是奉献给全人类的瑰宝，是支撑世界体育辉煌殿堂的一个重要支柱。”

　　江西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副教授郑国华:

　　不以胜败论英雄，尚贵由中

　　郑国华指出，中国体育文化产生与发展的经济基础是“以农立国”的农业经济，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农业经济决定了中国体育文化具有很大程度的封闭性和内向性，形成了含蓄的、保守的体育思想，其思想核心就是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追求天人合一，顺应自然，持续发展。这就使得中国体育文化自产生之日起就走上了反省内求的道路，人们对这种体育文化追求所产生的结果则是关于如何“正心、诚意、修身、养性”等一系列养身思想及其在治国安邦等现实社会中物化出来的体育内容。中国古代体育思想，不是关于自然的纯知识，而是如何安身立命的道德信条和如何保家卫国的思想。体育养身思想及实用体育便成为中国体育文化的重心，中国体育文化便多从伦理、

五禽戏图

道德、宗教信仰等文化领域来解释健康的人，把人归于仁、义、礼、智、信之德行，把人性归于善，注重人的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使中国社会始终没有像西方社会那样产生以竞技为主要内容的体育竞赛。中国传统文化是非宗教性的以人为本的文化，它的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造就了中国体育文化的非宗教的世俗性。体育文化的这种世俗性使得中华民族勤劳刻苦，富于务实，在运动过程中寻求一种和谐的体育精神。

 　　从中国体育文化的价值取向来看，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庭本位和家国一体制，形成了中国体育文化群体本位谦逊、和合的价值观。这种群体本位的价值观，主张人们在体育活动中不以个人胜败论英雄，尚贵由中，和谐相处，事必恭谦，即使是在体育活动中获胜也必须说是对方承让，这种价值观可防止个人主义的恶性膨胀，有助于和谐人际关系，维护集体、社会的团结，最终凝聚为民族的向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