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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宝成:国学与中华崛起之关系
来源:  作者:  点击:次  时间:2008-07-23 00:00于哲学网发表

 

 



    谈重振国学,我想首先从人民大学创办国学院谈起。我是20009月回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校长,当时,重理轻文是普遍的社会现象,这显然是不正常的,是战略思维上的短视和文化发展上的畸形。因此我一到人民大学,就强烈呼吁全社会都要重视、发展和繁荣人文社会科学。当时我撰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新世纪应该更加重视人文社会科学》,后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举办的第一个全校性的论坛就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坛”。2002428,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同志来到人民大学,发表了要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讲话。此后,党中央还专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明确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战略意义和政策导向。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就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从2001年起,我们学校采取了一系列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举措,包括在全国高校率先竖立孔子像;率先成立孔子研究院;率先倡议修撰《清史》,倡议编纂《儒藏》;提议将传统节日定为法定节假日等等。有了这些积累和铺垫,我们又作出了一个重大决策———成立国学院,这就使我们这些年为繁荣人文社会科学所作的努力达到一个高潮。20055月,我校正式宣布要重振国学,成立国学院,当年1016 日隆重举行了国学院的开学典礼。

     

        人民大学国学院是新中国第一家国学院。它的成立,引起了全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季羡林、南怀瑾、任继愈、饶宗颐、何兹全、叶嘉莹、杜维明、张岂之、袁行霈、范曾、庞朴等著名学者都给予了高度赞扬和无私的帮助。李岚清同志、陈至立同志都给人大国学院题词、发贺信。我们也先后接到了数百封普通民众的来信,他们用敦厚淳朴而又热情洋溢的语言,对我们创办国学院这一盛举给予了极大的肯定和支持。有一封信来自最基层的老百姓,他在信中说:我们“下里巴人 ”也爱“阳春白雪”。人大国学院的成立,被看作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举措,是我国新时期文化建设中具有继往开来地位的标志性事件。我们成立国学院,决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冲动,而是基于中国文化传承光大、民族精神坚守弘扬的深思熟虑之举。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明多样化的世界中,中国怎么样才能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进而对世界文明的进步做出我们自己应有的贡献呢?我们认为,关键在于要从战略的高度为文化的建设寻找到基准点与突破口。“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重振国学我以为就是这样的基准点和突破口。

     

        国学就是中国固有的传统学术及其研究的学问,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它沉淀于历史的长河,而又升华于现代社会,既是延续传统的纽带,又是开创未来的阶梯,它固然是指依存于经典之内的知识及其体系,更是蕴涵着为人处世,齐家治国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重振国学,对于推动整个文化发展,复兴中华民族文化,都具有至关重要意义。国学学科的建设也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和估价依据西方学科范式和话语体系建立的学科制度所带来的利弊得失,克服其在继承和弘扬民族文化方面的种种局限,更加有效凸显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现代文化建设中的资源性价值。

     

        然而,我们创办国学院的举措也受到了一些人的质疑、责难,甚至激烈反对。曾有一段时间,真可谓聚讼纷纭,众口烁金。我想不同意见的存在,对我们重振国学其实是从另一方面的推动与鞭策。对个别包含着全盘西化意识企图的国学反动论,我们理应予以揭露与批判;对那些国学无用论的误解与质疑,我们理应加以澄清与纠正;对狭隘偏执的国学复古论,我们理应明确我们倡导国学的基本立场与科学态度;对疑窦重重的国学难继论,我们理应用开拓、奋进的实际工作成就,用充分的事实来打消其疑虑,证明国学的振兴充满希望。

     

        我们一再强调,在今天重振国学,决不是对传统国学的简单回归与重复,而是以现代的理念指导国学的研究与发展。我们力求充满明确的创新意识和与时俱进的当代精神,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待中国传统思想与学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避免陷入单纯复古的泥淖,对于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我们也要持慎重分析的态度,我们往往把精华当糟粕,把糟粕当精华,这都是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所以要慎言精华和糟粕;沟通历史与现实的畛域,摆脱为整理国故而研究国学的思路,立足于从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中寻求启迪,为建设共有精神家园提供服务;以博大的襟怀、坦荡的气魄,使今天的国学成为一个开放的文化体系,充分汲取和借鉴世界尤其是欧美近现代文化中的精华成分,给国学注入新的生机,升华新的境界;不断开拓视野,注重东西文化比较,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大格局中进行定位,不张扬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追求在世界文化多样化背景下,既美其美,也美人之美,致力于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作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作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加以集成、阐释和光大!概而言之,我们所说的国学,乃是今人眼中的国学,乃是国际视野中的国学,乃是现代形态意义上的国学。

     

        重振国学,理应成为国家的重大文化战略。理解其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是十分必要的。

     

        (一)重振“国学”,对于唤起文化自觉,恢复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个民族之所以区别于其他民族,主要并不在于这个民族的地域、肤色等先天因素,也不在于这个民族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等后天因素,而是主要在于这个民族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是造就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中华民族之所以为中华民族的根本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

     

        近百年来,国学的地位遭贬低,国学的价值遭否定,国学的意义遭质疑,国学的前途遭抹黑,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国学几乎成为落后、愚昧的代名词,必须由它来为中国近代以来的衰落与灾难承担总责任。这种以激烈批孔、否定传统文化为中心内容的思潮的兴起不是偶然的。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它是不少知识分子极度忧患民族命运、国家前途的积愤之言,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合理性,因为国学中的确包含有已经不合时宜的思想意识,如极端维护专制的理念,束缚人心与人性的三纲伦理等等。然而,真理越过一步即成为谬误,如果因为国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而对它加以一概抹煞,全盘否定,显然偏激而片面,是把洗澡水与孩子一起倒掉,并不可取。导致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非常复杂,我们决不能简单的把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归结为中国传统文化。

     

        文化自觉、文化认同是实现民族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基础。重振“国学”,有利于增强海内外中国人在血脉、文化和情感上的联系;有利于增进台湾同胞与大陆民众的亲和感,从而为最终实现祖国统一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有利于国内各民族实现共同的文化认同和民族的大团结。所以说重振国学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小事情,而是关系到能否传承中国文明,实现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文化认同和文化归属的重要基础。

     

        对于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概括了四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四句话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具有重要的意义。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导致文化的同一化,相反,经济全球化更加需要文化的多元化和多样性。实际上,世界文化的本质就是多样性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而文化的自觉,我们认为关键在国学的自觉。章太炎先生说:“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不足立国,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章太炎先生一百年前的这一认识是非常深刻的。

     

        (二)重振“国学”,对于挖掘国学的当代价值,提高国人道德水准,提升国人的文化素养,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日益增强,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正处于一种新文化新道德养成的关键时期。构建与时俱进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当然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仅仅讲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不够的,特别是在目前社会阶层多元化和文化多样化的情况下,以对共产党员的要求来要求每一个国民也是不现实的。

     

        在现实生活中,伴随着市场经济所产生的急功近利、物欲横流、金钱至上、道德沦丧、污染严重、腐败盛行、投机造假、崇洋媚外等现象,以及人们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的相对贫乏,文化修养、文化创造力普遍下降,甚至出现许多荒诞、怪异、浅薄、粗陋的文化现象等等,固然有多种原因,但都与传统文化的断层、缺位有很大的关系。有一些人对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已经出现了相当程度的陌生感和疏离感,言必称“希腊”,行必称“国际接轨”,满街都是洋招牌,课堂多为洋教条,城市建设严重缺乏文化底蕴,电影作品以迎合西方观众口味为荣,人才培养当中所谓“有知识无文化”现象,如此等等,可以说当下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文化贫弱症”和“精神空洞症”。这一系列现象与中国文明古国和文化大国的地位极为不相称,与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也不相符。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呢?《周易》有言:“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也曾说:“古典教育是一种无价的恩惠。”所以我感到,丰厚的国学或许是一份最好的可资利用的资源。

     

        中国历史文化,特别作为其主流的儒家思想,一向重视人的培养和规范,意在使人成为一个有良心、有道德、有教养的人,成为一个对国家、民族和社会以及家庭有责任感和义务感的人,并由此形成了一系列的道德准则和伦理规范,如“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当然,这些道德准则和伦理规范有其时代局限、阶级局限和理论局限,但也不能否认它们也具有普世和超越的价值。完全可以在与时俱进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利用。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国学研究和国学教育,将有助于人们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接受人文精神熏陶,涵养自身德性,提升自身修养,丰富精神世界。我们认为,了解和熟悉一国文化经典,是该国国民获得文化教养的主要方式,是最起码的文明教养。尤其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大多数人口当中,自古以来实际上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的。于是乎,中国传统文化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承担着教化的作用。梁漱溟先生曾经指出:“中国没有宗教,替代一个大宗教而为中国社会文化中心的,是孔子之教化。”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建国君民,教化为先 ”,古人如此,当代亦然。

     

        党的十七大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多么正确、多么英明、多么意味深长!通过学习和了解国学,必将有助于丰富和提升我们的精神生命,使我们获得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学会优雅地、积极地对待人生,不断地完善自我。传统文化给我们的将是更多的灵感,更多的选择,更多的自由,帮助我们应对各种人生问题,树立良好的人生态度,帮助涵养新时代的新道德、新秩序,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夯下坚固的基础。

     

        (三)重振国学,对增强我国文化竞争力,提升国际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当今时代,文化已经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和“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其占首要位置的,就是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中国传统文化应该成为我国软实力建设的重要文化资源。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具有普世价值的思想和主张,有如璀璨的明珠闪耀在世界文明的天空。比如“仁者爱人”,“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恕之道”,“中庸之道”,“杂于利害”,“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等,对于应对当今世界的重大问题,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等都能提供重要的启迪,乃是弥足珍贵的思想文化资源。

     

        虽然文化多样性的要求已成为全球性的呼声。然而,当代世界的话语霸权、文化霸权同样存在。在与强势文化的争夺中,我们如果放弃自身固有的传统文化,就意味着全盘西化,就意味着放弃自己的优势,就意味着辱没自己的国格。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振兴国学,不仅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协调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增强综合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世界各地的汉学家都在积极研究并加以利用,我们更没有丝毫道理不去继承、不去推动、不去发展。

     

        今天,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孔子学院在全球铺开,全球掀起了汉语热、中国文化热。在这个背景下,要提升中国文化的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或者说对外文化传播、文化输出,有一个战略性的问题值得关注,这就是我们在向世界民众介绍我们独特的风俗民情,展示餐饮、武术、杂技、舞蹈、京剧的特色与魅力的同时,更要注意在价值层面推介我们具有普适性的传统学术文化和思想观念,这才是世界多元文化竞争与自立中的“治本”之举,才能取得长久的效果,产生深远的影响。而要做到这一点,国学或许乃是最佳的媒介。

     

        (四)重振国学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既有继承又有创新的过程。既是一个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践过程进而进行理论升华的过程,也是一个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相结合的理论化过程,进而形成了有中国内容、中国气派、中国特色和中国语言所表述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写道:“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的理论,之所以能在中国扎根、发展,或者说中国之所以接受马克思主义并走上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也有不少重要的思想资源,同马克思主义相对应、相契合。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引进和传播,也唤起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与之相对应、相契合的因素,使其以一种新的形式获得了新的生命力,成为我们党的理论发展的重要营养元素。比如,中国人天然所具有的“大同理想”、“天下观念”、“不患寡而患不均”等思想观念,就具有原始的、朴素的、空想的社会主义色彩,使中国人能在心理上和情感上靠近与接受科学社会主义。再比如,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就受到了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他把“学习我国历代圣贤优美的对我们有用的遗教”与“学习马列主义”相提并论。所以,我们也许可以形成这么一种共识:所谓“中国特色 ”不仅包含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伟大实践,也包括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伟大实践,甚至也包括中国几千年来文化传统的某些因素。

     

    当然,我们党的理论学说是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批判性继承和根本性超越。国学当然不会也不可能取代马克思主义,国学不能救中国,但是,我们认为,国学与马克思主义也并非对立关系。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紧密相联系,并在一定程度上以为基础和依托,不但有利于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有利于人们理解和接受党的理论主张,扩大党的理论主张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亲和性和民族性。我们党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目标,使用“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等概念,能为人们所广泛接受和普遍认同,就比较集中地体现了这个特点。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国学”是文化之根,是民族之魂。21世纪的中国人,决不能成为无根的民族,而应当在历史的赓续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多元文化的激荡中确定自己的地位,在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迈出自己坚定的步伐。

     

    (注:此为纪宝诚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国学研究论坛”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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