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洪彬先生在《如何看待晚清的清议与名士？》（见《中华读书报》2008年6月25日第10版）一文中论评道：“居于庙堂之高的清流，以儒家义理为依据臧否人物，维系了清议的传统。然而这个传统在晚清中国逐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名士鼓荡，最为著名的代表就是梁启超。名士区别于清流的是，他们不是处于庙堂之高，而是处于江湖之远。他们在科举和致仕的正途上通常并不很成功，只处于士人群体的下游；……”此说颇有“通达”之见。但其于“致仕”一义确有“汗漫”迷误之嫌。兹当一辨。

　　《礼记·曲礼上》“大夫七十而致事”。郑玄作注为：“致其所掌之事于君而告老”。据此，徐连达主编《中国历代官制词典》“致仕”条：“古代官吏退休称‘致仕’，亦称休致。意即古代官吏交还执掌的政事于国君。”《古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8年12月第1版）对“致仕”也缘词一一对应解释为“交还官职，即退休”。所以，“致仕”一词，在张洪彬先生文中，就属非常刺目的误用了。

　　以此去检点并衡量“名士鼓荡”中“最为著名的代表就是梁启超”的一生行状，“科举”之途确属“很不成功”。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1895年5月追随其师康有为参与了震动朝野的“公车上书”行动，后又“成为宣传变法维新的第一个刊物《中外纪闻》的主要撰稿人”，会试也终因之名落孙山。功名仅止于（1889年广州乡试）“举人”。所谓“当朝入仕”，也仅在1897年出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这类相当于校长或教务长的职务。此后，梁启超在“百日维新”里被光绪皇帝“赏赐六品卿衔”虚衔，“专办译书局事务”。没等到他有意“致仕”，随着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血染刑场，便开始了亡命海外而确有“名士鼓荡”气概，长达十四个春秋，令四海翻腾、五洲震荡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神奇生涯。

　　尽管，梁启超既善变，也热心政治，更志在“三不朽”，但终其一生，他都没有来得及“荣归”性地“致仕”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