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当下关于“胡同文化”的记忆性表演活动中，似乎是珍爱民俗有余——比如对胡同吆喝声，至于同为“胡同文化”内容的诗情文意，则被淡漠了。

重说“胡同文化”

如果说“胡同文化”自然而然地是北京城的地方文化叙事主题之一，那么，居于京城一隅的北语学人，因为一些特殊的文化机缘，总有一种关于“胡同文化”的难解之情。

机缘之一，与那位曾为《西南联大校歌》谱曲的张清常先生有关。作为北京语言大学的先辈学者，张先生曾先后任教南开、清华等高校，1981年来北语，直至1998年逝世，有17年的岁月在北语度过，期间撰写了两部关于“胡同”的专著——《胡同及其他——社会语言学的探索》《北京街巷名称史话——社会语言学的再探索》，迄今为止，这两部著作仍然是从社会语言学角度关注北京“胡同文化”的代表性著作。当今北语学人，在学术兴趣与专业擅长的交接面上，自应有“接着说”的内在期待，此之谓“胡同文化”情结者一。

机缘之二，与那位名叫岩本公夫的日本友人有关。据中国新闻网消息，2007年12月20日，西安博物院举行了“岩本公夫中国古门墩雕刻文化艺术拓片捐赠仪式”，日本友人岩本公夫将一百七十五幅精选拓片交由西安博物院收藏。岩本公夫是日本大阪人，今年七十岁，十年前退休后来到中国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学习，看到随着城市的迅速发展，门礅也在急速消失，于是决定做保护门礅的工作。仅北京一地，他就绘制了六千五百对门礅所在街巷的位置图，拍摄了一千一百套门礅照片；在西安他也拍摄了两百一十四组照片，绘制门墩位置图六百五十八处。此次岩本公夫谢绝了日本多家博物馆的邀请，决定将一百七十五幅精选门墩拓片无偿捐赠给西安博物院。其中一些门墩已经遗失难寻，具有一定的收藏和研究价值。在北京语言大学校园里的“来园”旁边，有个叫“枕石园”的小院子，里面还保存着岩本先生留在学校的一批门礅实物。岩本先生是我们北语校友，他最近出了一本《北京门礅》的书，因为这本书的缘故，我才得知此前已有于润奇的《北京的门礅》。门礅是四合院门口的饰物，四合院与胡同乃是高度一体化的北京民居元素，每次留连在小小的“枕石园”，联想到日本校友对北京“胡同文化”的热爱，总是难禁“思古之幽情”，此之谓“胡同文化”情结之二。

机缘之三，与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中那位生长在小羊圈胡同里的“北京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有关。他所创作的小说艺术世界的建构元素之一，就是“胡同文化”——浓缩在胡同这一社会结构中的中国民族的文化性格。非常荣幸的是，由于新时期文学研究的机缘凑巧，北京语言大学曾先后两次主办全国和国际老舍学术研讨会，明年即将举办第五届国际老舍学术研讨会。中国老舍研究会的秘书单位就是北语，北语因此聚集了一批研究老舍的学者，目前正在开展一个北京市社会科学重点规划项目《老舍与京味文学》。不仅如此，老舍先生曾在20世纪20年代任教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对外汉语教师”——他可是当今所有北语对外汉语师资的前辈啊！此之谓“胡同文化”情结之三。

正是基于上述三项特定的文化机缘，我们才有了“接着说”关于“胡同文化”的文化热情和学术兴趣。

被忽略的“胡同文化”内涵

前几年，北京的高考作文题目曾是《北京的符号》，这个题目的拟定本身就已说明，生活在北京城的北京人——已经很难确认谁是“老北京人”身份的北京人，尽管其切入的角度会各式各样，但大家都有一个寻找北京文化符号的期待。正像人们所已经了解到的那样，有不少高考的同学将“北京胡同”叙述为北京的文化符号。而在今天这样一个新世纪的文明发展高度上，似乎旧话重提地来说这件事，我们新的感受和体会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展开：

首先，是整体感的把握。

如同人们都赞成把胡同和四合院看作一个整体一样，我们觉得，应把北京城看作一个整体。否则，任何一个被视为文化符号的元素，不管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都会有“零件”感。具体来说，不仅胡同和四合院是一个整体，那俨然高耸于大片民居之上而取俯视之势的皇家宫殿和皇家林苑群，与似乎匍匐在其脚下的胡同院落，仍然是一个整体———理应在人们的文化想象中被视为一个整体。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一种需要想象力的文化阐释，当然，这里所说的想象力是受到特定文化理念的引导的。让我们想象：那汪洋大海一样的青灰色的民居院落，围绕在辉煌高大的京城中轴线两边，向四方延展开去，当你登高四望，是否会觉得，那近乎无边无际的青灰色，在雾霭之中，似与西山和远天的颜色融为一体？北京城的景致，缺少了远望中的西山风景线，那就是不完整的了。同样道理，缺少了那无边无际的胡同四合院的海洋，北京城的景致也是不完整的。“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王维真是懂得都市气象的美感特征。何况，在文化价值的阐扬空间里，极度质朴的民居的海洋，既寓含着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历史性讽喻，也在朴素和华贵的对照中启发着美的灵感和思考。即便是在社会历史阐释的特定角度透视中，在失却了胡同四合院的建筑文化基础的前提下，传统等级社会的整体感受，也将被肢解得只剩下孤家寡人式的皇家建筑，那其实也正是一种残缺。总之，人们需要一种具有整体感的文化想象。如果具有整体感的现实景观已然不在——城墙已然不在，牌楼已然不在……那么，这样的文化想象尤其必要。

其次，是历史性的“同情之了解”。

假如说老北京人对胡同四合院的留恋多少都带有怀旧的性质，而外国人对北京胡同的喜好又多少带有猎奇的味道，那么，当我们基于中华民族文化之传承的理念而启动自己的文化想象时，关于“胡同文化”的想象空间也就是一种历史空间，人们所关注的胡同的命运，倘若抽空了生存其间的北京人的历史命运这一内涵，将因为缺少必要的人文关怀而使想象本身黯然失色。惋惜于老胡同老四合院所编织的北京旧照片的逐渐褪色，自然是一种令人不胜吟咏的文化艺术情调，不过，世人却不应简单地认为，四合院里的生活从来都是优雅从容的。值此之际，想象一下“大杂院”是如何从四合院衰变而成的，当不失为一种出于人文关怀的提醒。在人口繁衍而住房空间无法扩展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胡同居民的“创造力”历史地改变了胡同和四合院的固有结构，而随着其物质结构的异变，非物质的文化想象空间也随之而变形。我深信，在那种逼仄拥挤的“大杂院”里长大的一代人，恐怕不会有诗意化的胡同文化的记忆。而在这样的心理世界里滋长出来的“拆迁”意识，其历史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只要充分考虑到这一层历史的内容，关于“胡同文化”的文化想象就难免于悖论的困境，温馨与苦涩的交织，构成了特殊的复调式文化风格。关于“胡同文化”的文化想象，其实是需要充满“同情之了解”的。

再次，是雅俗与共问题。

关于“胡同文化”的文化想象，作为一种文化创造，不管是意义的阐扬还是内容的扩充，都有一个体现新世纪文明高度的课题。北京作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首善之区，在立志建设现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同时，显然需要立志建设能够整合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精神家园。为此目的，需要探寻“首善文化”与“京味文化”的自然契合，而“胡同文化”的文化想象，恰恰可以理解为一种切实可行的机遇。从和谐社会构建的大理念出发，基于雅俗与共的社会文化观，主动消化怀旧与追新之间的矛盾，将会有许多事情可做。

譬如，朱光潜先生在《后门大街——北平杂写之二》（原作发表在《论语》半月刊一九三六年一○一期，朱先生时居后门内慈慧殿三号。从慈慧殿出后门，一直向北走就是后门大街，即今地安门大街，向西转稍走几百步路就是北海后门。）写到：“一到了上灯时候，尤其在夏天，后门大街就在它的古老躯干之上尽量地炫耀近代文明。理发馆和航空奖券经理所的门前悬着一排又一排的百支烛光的电灯，照像馆的玻璃窗里所陈设的时装少女和京戏名角的照片也越发显得光彩夺目。家家洋货铺门上都张着无线电的大口喇叭，放送京戏鼓书相声和说不尽的许多其他热闹玩艺儿。这时后门大街就变成人山人海，左也是人，右也是人，各种各样的人。少奶奶牵着她的花簇的小儿女，羊肉店的老板扑着他的芭蕉叶，白衫黑裙和翻领卷袖的学生们抱着膀子或是靠着电线杆，泥瓦匠坐在阶石上敲去旱烟筒里的灰，大家都一齐心领神会似的在听，在看，在发呆。在这种时候，后门大街上准有我；在这种时候，我丢开几十年教育和几千年文化在我身上所加的重压，自自在在地沉没在贤愚一体，皂白不分的人群中，尽量地满足牛要跟牛在一块儿，蚂蚁要跟蚂蚁在一块儿那一种原始的要求。我觉得自己是这一大群人中的一个人，我在自己的心腔血管中感觉到这一大群人的脉搏的跳动。”(《北京乎》，姜德明编，三联书店一九九二年二月版)朱光潜先生所说的“原始的要求”，似可理解为人和人之间“贤愚不分”的混沌一气，似可阐释为“人类”作为大自然中的一种类群的整体感。而其中的“贤愚不分”，我们是不妨翻译成雅俗与共的。

“胡同文化”的文化想象，不能忽略了像朱光潜先生他们的感受。特别是朱先生所提出的“贤愚不分”——“雅俗与共”。在具体想象这种雅俗与共的内容时，不要忘记了当年在朱光潜家里按时举行的“读诗会”，据沈从文回忆，参加的人中间有我们所熟悉的冯至、周作人、叶公超、废名、卞之琳、何其芳、朱自清、林庚、曹禺、林徽因等。同样不应被忘记的，还有当时在林徽因地处东总布胡同的“太太客厅”里时常举行的文人聚会。

如此等等，都在说明着“胡同文化”生活真实的多维性：那里除了时不时传来走街串巷的小商贩抑扬顿挫的叫卖声之外，还萦绕着诗人吟咏的余韵，充溢着文士高论的神采。遗憾的是，在我们当下关于“胡同文化”的记忆性表演活动中，似乎是珍爱民俗有余——比如对胡同吆喝声，至于同为“胡同文化”内容的诗情文意，则被淡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