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经历数十年撰成的《书目答问汇补》一书，即将定稿交付出版。为了附入曾经眼的四十余种版本图版，从各藏所拍了各版本首页书影。其中北图所藏清石印本《书目答问》的藏章，令我惊讶。这份书影上有两颗藏章：一为“北京图书馆藏”短长方形篆文藏章，钤于首页右下角，属藏章常规，无需讨论；另一为长方形条章，以繁体楷书刻“陈垣同志遗书”六字，不禁为之“傻眼”。历年在古籍藏书上曾见藏章多多，而从未见此等内容。此章既刻工拙劣，又内容不通。援庵师哲嗣乐素、文孙智超，均为饱学之士，在学界颇著盛名，自不会出此文字，而北图为公藏魁首，于藏章应有内涵与制作，多有卓识。何能制此藏章？

　　藏章为藏书文化重要组成内容，学人与藏家俱颇注重。若干典籍满纸斑斓，词意深远，刻工精美，循读所钤各章，既可得各种艺术雅趣，复能考典籍流传途径及藏者生平志趣，为研究藏书文化重要依据。此“陈垣同志遗书”一章，何不合藏章常规乃尔，心存困惑，乃电询智超。承告：1971年夏，援庵师逝世后，所藏大部分移赠师范大学图书馆。当时炙手可热之文革权要，命转交北京图书馆。北图接受后，刻此一章，作为捐赠标识。其珍善本入特藏，而一般古籍则插入各类，并无专室、专柜、专架之设，难免有流散之虞。学者藏书，本可藉知其学术体系与趋向所在。我少时就读辅仁大学，偶在兴化寺街陈寓，见援庵师藏书室，书架设置，井井有条，各有所类，用时能立取。今拆而散置，几于打乱学术体系，受藏者于此，不可不慎。

　　此“陈垣同志遗书”六字藏章可议处在“同志遗书”四字。遗字可作遗留解。但“遗书”决不可以作“留下来的书”解。当然在古籍中亦把“遗”读作wei，可作赠与讲，如“遗之千金”，则“遗书”似可作“陈垣同志赠书”讲，不过，这是不是太掉文绕弯，也非一般语词习惯。至于制此藏章之人，是否知此一读，不敢妄猜。且“遗书”二字，久有定义：一为人死后留下的书面文字，或述隐秘，或有嘱托，皆名“遗书”，“陈垣同志遗书”当非此义。二为学者身后存有手稿，其弟子或亲属，甚至后来人，为亡者整理梓行存稿(亦有选若干已刊著述者)成书后，多题“某某遗书”。如《朱子遗书》(朱熹)、《黄梨洲遗书》(黄宗羲)、《船山遗书》(王夫之)、《沈寄簃先生遗书》(沈家本)、《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王国维)等等。石印本《书目答问》无疑为陈垣师之捐书，而非其遗书。因此“遗书”二字当为误用。我尚有担忧者，若受赠单位果有知“遗（wei）书”别有赠书一意，用于援庵师，系在身后，尚无大碍。若另有老年学者于生前捐书，而加盖“某某同志遗书”，岂不尴尬。捐书者必后悔不迭，盖因捐书竟丢掉性命。至于用“同志”二字，于我所见数百藏章中，确为特例。然在上世纪70年代初，方当浩劫高潮，以阶级斗争为纲，敌、我、友阶级界限分明，称呼亦各异。对敌直呼其名，甚至加上反革命、反党、反动诸头衔；对友则以先生或师傅相称；只有自己人和部分同路人，能拥有“同志”之荣衔。援庵师身具党籍，又为当代史学宗师，得此荣称，理所当然，而家人亦得庇佑。更为藏书文化之藏章研究得一特例。

　　近数十年，学者藏书，因无专门藏书楼(室)，而居处又多欠宽敞，致时有异代散失之势。我于旧书摊或网上售书，常能见学者藏书之流散，即友朋赠书亦一并被后人清除。所以，我曾建言化私为公，捐赠图书馆，以求长期保存。我已身体力行，将大部分藏书捐赠故乡图书馆，期盼受赠方能善待捐赠。但前有巴金老捐书外流，近见援庵师捐书之加盖怪章，不禁感慨系之!深望此类情事日见其少，以至绝迹，则捐赠者得放心，而典籍当庆得栖息，不亦双赢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