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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热”多年了，近来，这个“热”具体落实在《论语》上了。《论语》讲座，读《论语》心得都借助电视热播传媒召唤民众投入其中。甚至我所在的偏僻的小区里也在数处张贴了“劲松街道文明市民学校”编纂的《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哲理名言》，其中《论语》就收了大半。《论语》受到如此的关注，的确是值得一说了。又逢李零先生的《我读〈论语〉——丧家狗》的出版，读了一遍，感到颇得我心，于是也就有了说话的由头。 一，去妖魔化，去神圣化，还原《论语》 李零的书虽然用了一个颇有些耸人听闻的书名，但在书封面的眉端又注上“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明确地表明作者力图还原《论语》和孔子的本来面貌。“孔子不是圣，只是人”，对于孔子不仅要“去妖魔化”，也要“去神圣化”。对待《论语》同样应该如此。如果说既往的二三十年有把孔子和《论语》妖魔化的倾向的话，近些年则有神圣化的趋势。而李零的书有些超然，用他的话说就是因为经过“文革”，对于“热闹”，抱有警惕。李零注《论语》吸收了近年来考古学和简帛学的研究成果。这样本书在阐释《论语》和分析孔子时不仅能够有理有据地批评现今的无知妄说之徒，对于自清末民初以来“疑古”学风也有所矫正。这是“释古”的又一成绩。应该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1,从内容上看：《论语》是本纪念册 《论语》在过去是《十三经》之一，被视为是记载圣人行迹的经典。其实就《论语》的原始意义而言，它应该是本纪念册，是孔子去世后弟子（包括再传弟子）为追念恩师所编纂的恩师言行录。 大家试想，弟子们追随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孔子离他们而去了，许多弟子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恰恰弟子有若外貌像孔子，“弟子相与公立为师”，让有若扮演孔子。后来因为有若缺少内在的力量，还是把他赶下了老师的座位。从这个故事可见弟子们对老师思慕之深。后来他们找到了追念老师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编一本纪念册，把孔子与他们的谈话、对他们的教导记录下来，想念恩师时就可以看一看。我们读《论语》突出感受到的是书中的感情的力量.为什么《论语》中的孔子是那么有人情味、那么亲切、好像在与每一个读者对话？即使记录批评孔子的话（如“四体不勤”之类），我们仍然能够从中感受孔子人格的力量。这是因为记录者的感情在左右着读者。由于“纪念册”中所记的多是孔子感人的一面，或说是“菩萨心肠”的一面，其为政时“霹雳手段”的一面则付诸“阙如”（如孔子为司寇时“诛少正卯”，齐鲁两国会盟诛“侏儒”等，主张“治乱世，用重典”之类）。因此，《论语》中的孔子不能说是全面的孔子。只是弟子们心目中的孔子。 认为《论语》是纪念册不仅仅是我的推测，自古以来也这样看待。《汉书·艺文志》说： 《论语》者，孔子应答子弟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论语》 从这段话可知《论语》内容包括：①孔子回答弟子之问。②孔子回答当时人（鲁国君等）之问。③弟子们互相传的孔夫子语言。④弟子之间的语言。当时弟子们各有所记。《论语·卫灵公》中记载子张问孔子出远门应该怎样做，孔子告诉了应该注意的事项。子张马上“书诸绅”，写在自己的衣带上，免得忘了。这就是一例。孔子去世了，在当时孔子是被公认的哲人，鲁国的大老，连鲁哀公的“诔文”都表现出过度的哀痛。其弟子们悲恸更可以想见，每个弟子都把自己记录拿出来，经过筛选，编辑在一起，寄托哀思。 我们从《论语》的字面上也可以看出这一点。“論”从“侖”，而“侖”上面的“亼”，读作“集”，意义相近，下面的“冊”，就是册。因此“侖”字就是将许多竹简集合在一起的意思。 汉代把这类有关孔子及其弟子言行记录的书都称《论语》。《汉书·艺文志》中著录《论语》流行本子和《孔子家语》《孔子三朝记》（孔子朝见鲁哀公）《孔子徒人图法》（孔子弟子图像）之后说“凡《论语》十二家”云云。可见当时凡与孔子及弟子言行生平有关，对于孔子有纪念意义的都可称《论语》。 我们现在见到的《论语》不是孔子弟子最初编纂的原始本，孔子弟子众多，“纪念册”不一定就是一种。后来经过多次筛选和编纂，其中留下孔子再传弟子的痕迹。 认识到《论语》是众弟子、再传弟子为怀念师尊而编纂的，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孔子说的一些浅白的话（如《乡党》篇中关于饮食和君子行为的话）、自相矛盾的话（如既说《诗三百》的特点是“思无邪”，又说“郑声淫”“放郑声”之类）、不太高明的话（如“勿友不如己者”）也都会记载下来、流传下来的缘故。弟子各出自己记录下的言行，更多是要从中温习老师和自己相处日子的温馨，并非要造神、造圣（这一点我不太同意李零的意见）。那时由于记载工具的限制不可能动辄千百言，可以把话语的环境背景说得一清二楚，只是把老师所言记下来，弟子们就能想象当时的情景，就可以回到当时的氛围。对于后世的读者来说，由于不清楚背景，读《论语》则不免像盲人摸象一样地胡猜。我们读《论语》更多的是要体验，注释者责任在于尽量详尽提供当时的背景资料，而不是依靠荒诞的想象，以补经文的不足。 2,从装帧形式上看：《论语》是袖珍本 汉代书籍大多是写在木简和竹简上，高级一点的写在绢帛上。章太炎先生在《国故论衡》中引汉代经师郑玄《论语序》云： 《春秋》二尺四寸，《孝经》一尺二寸，《论语》八寸。此则专之简策，当复短于《论语》，所谓六寸者也。 这里所说是指汉代儒家经典的“开本”情况。《春秋》属于“经”，简长二尺四寸（汉尺，合 低了一等，文中所说的“专”即“传”，这是解经文字（如《春秋》的注释文字的《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等）用六寸的简来书写。而《论语》则用八寸的简书写。章太炎还说： 古官书皆长二尺四寸，故云二尺四寸之律。举成数言， 则曰“三尺法”。经亦官书，故长如之。 也就是说，凡是官家所发布的书籍都写在二尺四寸的竹简上，“经”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就连马王堆汉墓所出土的简策，其规格也是 与社会流行的长达二尺四寸的大书比较起来，正像李零所说的《论语》只是个“袖珍本”的小书（河北定州八角廓村西汉刘脩墓出土的《论语》竹简更短，仅有 为什么这里强调《论语》是袖珍本？作为官方发表的文书和“经”长达 3,从作用上看：《论语》是小学教科书 楚简研究者认为《语丛》是语录的形式教科书，是“东宫之师”（郭店一号楚墓的墓主，楚宫太子的老师）对学生讲课的话题集，言简意赅，都是三言两语述说一个问题。李零认为早期的《论语》与《语丛》是一类书籍。如果说《论语》比《语丛》更富于感情色彩，就是上面所说的与它的成书过程有关。 汉代《论语》确实也是小学的德育课本和学习经学的入门书。崔寔在《四民月令》讲十一月“砚水冻，命幼童读《孝经》《论语》篇章，入小学”。农闲时小学生上冬学，《孝经》和《论语》是小学生的入门书。从《论语》的内容也可见这个判断是不错的。顾颉刚先生说：“我们读《论语》便可知道，他的修养的意味极重，政治的意味很少。”（《春秋时代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因为涉及政治就不免有阴谋阳谋、攻占杀伐，不利于儿童健康心理的形成和发展。《论语》中不仅充满怀念的温馨，就是在传播儒家思想观念时（如礼乐、仁孝、忠恕等）也多挟有感情色彩，这正适合儿童阅读学习。不仅汉代用它做儿童教科书，古代社会一直如此。唐初李恕的《戒子拾遗》中就说“男子六岁，教之放名（辨别东西）；七岁读《论语》《孝经》，八岁诵《尔雅》《离骚》，十岁出就师傅”。 宋代朱熹把《论语》定为“四书”之一，此后儿童入学先是三本小书“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然后是《神童诗》《幼学琼林》《龙文鞭影》《千家诗》一类通俗读物。如果上学正规，儿童聪明，这些不用两年就能读完，跟着就读“四书”，从“大学”“中庸”开始，接着就是《论语》。这时学童一般还没有到十岁，《论语》对他们还是很艰深的。因此，那时学童就有：“上论下论难死人”（《论语》分上下卷）的说法。 4,《论语》的定名与定本 《论语》这个名称始见于《礼记·坊记》。其中有“《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坊记》古人认为是子思（孔子之孙孔伋）作品，后人对此表示怀疑，大多认为《礼记》中的文字多数是汉儒的解经之作。可是郭店楚简中所出现的《太常》一篇，其中的有的文字明显截取于《坊记》，而楚墓是战国中期偏晚，竹简文字的作者当然应该更早一些，与子思所在时代大体相合。《坊记》创作时期的认定，从而可知《论语》之名在战国时代就有了。不过直到汉代《论语》也常被学者简称为《传》或《记》（解经文字可称“传”或“记”），目的是将其与“经”区别开来。如《史记·封禅书》中有“《传》曰：‘三年不为礼，礼必废；三年不为乐，乐必坏。’”这段文字见《论语·阳货》。可知“传”即《论语》。 经过秦火之劫，汉初《论语》也不显于世。汉惠帝时废除“挟书之律”后，先秦儒家残存经典陆续面世。《论语》先有由齐人传出的《论语》二十二章（比现存《论语》多出《问王》和《知道》二篇）和鲁人传出的《论语》二十章（与今存《论语》相同），简称为《齐论》《鲁论》，齐鲁二书是用当时流行文字隶书写成，称“今文本”。 汉景帝末年发生了经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即孔壁古文经典的出现。当时被封在鲁的诸侯王刘余（死后谥号鲁恭王），喜建宫殿，其宫与孔子旧宅相邻，当他扩大自己的宫殿、拆到孔子宅壁，发现了许多写着古文字（秦朝以前的篆文）的竹简，经整理，知道这些都是孔家代代相传儒家经典。包括《尚书》《礼记》《孝经》《论语》等数十篇。其中的《论语》二十一章（与现今《论语》相比有两个《子张》篇），称为古文《论语》，简称《古论》。汉代《论语》原本就是“齐”“鲁”“古”这三个本子。 西汉末年汉成帝时安昌侯张禹位高权重，及时退休了，皇帝遇到重大事件都要咨询他。他又是位经师，汉成帝做太子时，张禹给他讲过《论语》。张本学《鲁论》，后调和“齐”“鲁”，以《鲁论》为底本，择善而从，合为一编，名为《张侯论》。张的地位名望都促成《张侯论》的广泛流传。当时就有“欲为论，念张文”谣谚。东汉末年朝廷所刊的《熹平石经》就用的是《张侯论》，这是《论语》第一个由官方推出的定本。可惜《熹平石经》历经战乱劫火，所存无多。清代翁方钢集各家所藏拓本，中有《论语》中《为政》《微子》《尧曰》等篇残字，不过数百字而已。 《论语》之名大约在东汉逐渐固定了下来。汉章帝建初四年（79）朝廷召集诸儒于洛阳白虎观讲论《五经》异同。汉章帝亲临裁决，命班固整理会议记录，称《白虎通义》，其中引用《论语》中孔子语47处，都称《论语》。《论语》的名字基本上固定了下来。 东汉末，集大成的经师郑玄依据《张侯论》，参考《齐论》《古论》著有《论语注》。此书五代以后也失传。上个世纪初从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发现过几件唐写本“郑注”残卷。1969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363号墓中发现了唐中宗景龙四（710）年卜天寿抄写的《郑注论语》长卷。1991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王素整理的《唐写本论语郑氏注》。是我们对于郑玄校注的《论语》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1973年河北发掘定州八角廓村西汉中山怀王刘脩墓时，出土的竹简中有《论语》，经整理，录成的释文7576字，不及《论语》的二分之一。属于《鲁论》系统的。 二，《论语》地位的涨落 1,今文学派统治下的《论语》 原始儒学有些迂阔，因此孔子栖栖一生，不为世所用，与其学缺少实践性品格有关。战国末，七雄纷争，越演越烈，各个学派要想有出路、为世所用都要加强实践性，以供统治者采撷。儒学也分离为对立的两大派，孟子一派，荀子一派，两相比较应该说荀子更注重现实政治因素，后来荀学发展成为法家，成为秦朝的国家的意识形态。 汉代的儒生为了加强其学术的实践性品格走的是与注重鬼神的楚文化（秦朝基本上是被楚人灭掉，汉朝制度承秦，文化承楚）结合的道路，并演化为妖气十足今文学派。董仲舒是其代表。董倡导天人感应之说，把不谈“怪力乱神”的孔子，打扮为通天教主，把儒学神学化。今文学派争着运用儒学，把“《诗三百》作谏书”“以《春秋》决狱”，为政治服务。董仲舒之后，有些儒者编造“谶纬”，装神弄鬼，每下愈况。“五经”皆有相应的“谶纬”，连平实通俗的《论语》也不例外。《论语纬》中就把孔子说成“素王受命”，颜渊是“素王”的“司徒”，子贡是“司空”。把儒学弄得乌烟瘴气，把儒家经典搞得鬼话连篇（大量的“谶纬”话语进入儒家经典的注本）。这种“实践”和“应用”在东汉末彻底破产，从此今文学派一蹶不振（鸦片战争后有个回光返照）。今文学派注释的经典大多散佚失传。 儒家在今文学中扮演主角的经典是《春秋》《书经》《诗经》等，而《论语》只是作为儿童学习的初级课本，可以加添“神话”“鬼话”处甚少。统治者所重视的学科都设立了博士。汉初文帝时开始设立研究《诗经》的博士，汉武帝时始置“五经博士”（包括《诗》《书》《易》《礼》《春秋》），因为汉代重“家法”，每一经的经师不仅各有各的对经典的解释，而且所传的经文也有差别（还没有定本），朝廷为了表示对不同传承的尊重，往往各立博士。西汉末，已经立有十四博士。《诗经》分齐（辕固生）鲁（申培公）韩（韩婴）三家；《易经》立施雠、孟喜、梁丘贺、京房四家；《书经》分欧阳生、夏侯胜、夏侯建三家：《礼》分戴德、戴圣二家：《春秋》分严彭祖，颜安乐二家。两汉始终没有给《论语》立博士。可见《论语》在官方学术体系中是地位不高的。 2,清谈风中的《论语》 东汉末年以后，随着社会动乱，统治力量薄弱，个个体意识逐渐觉醒，儒学的统治地位受到了挑战，有些人公开打出“非尧舜而薄周孔”的旗号。学术也开始了由经术到玄学的转变。如汤用彤所说“汉人所习曰章句，魏晋所尚者曰‘通’”（《魏晋玄学论稿》）。魏晋士人不拘拘经典的文字以及其中的典章制度，而着重打通经义，而且往往是用玄学的理论去解释儒家的经典，借此“大畅玄风”。自东汉末年产生的名士清谈，魏晋之间，蔚然成风。名士们清谈的内容就是玄学，其所用的资料除了“三玄”（《老子》《庄子》《周易》）之外，就是《论语》了。这样《论语》不再仅仅是儿童读物了，也成为名士们的谈资。为什么他们要选择《论语》呢？因为它与儒家其它经典相比有较多的含义丰富、意象玄远的名言隽语（如“君子有三畏”“天何言哉”之类），这些正是清谈家的话头；另外《论语》中的孔子喜好品评裁量人物，这与魏晋和南朝名士非常相近，《世说新语》中的就有大量品藻人物的文字。如把它与《论语》相比，就可以看到两书有许多神似之处。这正是《论语》受到这个时期文士重视的原因。魏晋之际的名士王弼有《论语释疑》（已佚），还出现了何晏的《论语集注》。“何注”虽然以总结汉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为名、但其中还是贯穿了何晏思想观点的。到了东晋元帝时始为《论语》置博士，这才开始有了专门研究《论语》的学官。 “何注”把《论语》引上谈玄的道路。梁朝的皇侃的“疏解”更把“何注”的玄虚风格进一步发展了，这就是《论语集解义疏》。清人陈澧的《东塾读书记·论语》中说： 何《注》始有玄虚之语，如子曰“志于道”，《注》云“道不可体，故志之而已”；“回也其庶乎，屡空”，《注》云“一曰，空犹虚中也”。自是之后，玄谈竞起，此皆皇侃《疏》所采，而皇氏玄谈之说尤多，甚至谓原壤为方外圣人，孔子为方内圣人。 把孔子玄学化是“何注皇疏”的特点。这一方面皇侃做得更过，皮锡瑞说 皇侃之《论语义疏》，名物制度，略而弗讲，多以老庄之旨，发为骈丽之文，与汉人说经相去悬绝。 皇疏多议论，而且是用老庄的观念解释儒家的言论，讲究注释文字的优美，却略于名物制度，无益于初学。成为文人化的《论语》注本。魏晋到南北朝的名士以远离实践为高，《论语集解义疏》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物。 3,科举制度下的《论语》 隋大业间实行了科举考试制度，设明经、进士两科，为更多士人开放仕途。进士以考诗文为主，明经以考经义为主。隋代很短，其制不详。唐代进士一科独秀，明经则不被人们看重。明经考试注重“帖经”，“帖经”类似现今的“填空白”，盖住左右经文，中间只开一行，以白纸贴住数字，令考生填写，如十条通五条以上，就可以口问大义了。唐代所谓的“经”是指“九经”：包括《诗》《书》《易》“三礼”（《仪礼》《周礼》《礼记》）“三传”（《公羊传》《谷梁传》《左氏传》）。科举考试中没有《论语》，社会上清谈之风也逐渐消弭，此时《论语》又还原为儿童读物。杜甫晚年流落夔州，说到夔州民风就有“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随商旅”（《最能行》）的句子。“止《论语》”是讽刺当地人不重视学习，会读《论语》是说仅能识字而已。 宋初的科举承唐制，在诗、赋、论、策之外，增加了帖《论语》十通。后来试经义，出题也包括《论语》。这样流行的《论语集解义疏》就不太适用了。北宋真宗时，国子监的祭酒（国立大学校长）邢昺认为皇《疏》太空疏，便对《论语集解》重新做了疏解。“四库”馆臣说：邢疏“大抵剪皇氏之枝蔓，而稍傅以义理，汉学、宋学，兹其转关”（《四库全书总目》）。其实，《皇疏》非汉学代表。邢疏增加了对名物和典章制度的疏解，逐渐替代了《皇疏》。《皇疏》遂于南宋间亡佚。 宋代以来，《论语》中发行量最大的注本，大约就是朱熹的《论语集注》了。朱熹一生致力于《大学》《中庸》（“学庸”本为《礼记》中的两篇）《论语》《孟子》的整理和阐释，他说“若读得此四书，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他把“四书”看作教士子做人、做官、做学问的教科书。但这个“做”不是汉代“以《春秋》决狱”式地机械的“做”，而是通过学习这些典籍来“正心诚意”，改造自己，从而在处理任何问题时都能有一个正确的出发点。宋儒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儒学的实践性的。朱熹注解经典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把原始儒家所倡导的观念理学化，对于原始儒家观念作了新的阐释，其中有不少歪曲。例如，“礼者，天理之节文”“义者，天理之所宜”“当理无私心则仁”等。在孔子心目中“礼”不过是周初社会规范，“仁”不过是同类意识的展现，“义”不过是按照“礼”与“仁”去行事。朱熹从“天理”的角度阐释它们，其目的不过是增加其权威性，增强它们改造人的力量，把“正心诚意”看作天理的要求。自宋代理学（也称道学）形成后，儒学的实践品格与儒者个人修养日益合一。修养跟不上就被称为“假道学”。 但在朱熹生活的时代，他的努力基本上没有被当时的统治者承认。直到朱元璋立国把程朱理学定为正统儒学，《四书集注》受到空前未有的重视。明代以八股取士，八股文的题目多出自《四书》，并以程朱的解释为准。从此，《四书集注》成为读书人必读书。五百多年的无数的科举考试，促使士人对于《论语集注》烂熟于胸，熟到不仅要会背，而且要熟悉到每一句子、每一个字，理解其含义，并能从中生发出一篇文章来。例如科举试题就可能是“子曰”、“公冶长”或是“礼云玉”（《论语》有句“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等。考生看到如此简单的或割裂的题目，要作文没有对《论语》和程朱注释熟悉是不可能的。 《论语》而且是经过程朱学派注释的《论语》成为每个读书人圣经，成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成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成为士人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因此，当清朝末年问题丛生、国家衰弱、社会腐败、列强入侵，于是人们查找问题的根源时首先进入人们视野的必然是儒学及其典籍。于是在清末民初一些先进人士否定儒学、蔑视儒家经典就不奇怪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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