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出版社近年出版的“百年人生丛书”，是一套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回忆录。从最早出版的韦君宜《思痛录》到晚近才出的杨宪益《漏船载酒忆当年》中，我们可以看出丛书编辑者的追求，他们想通过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自己人生的回忆，反思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从目前已问世的七本知识分子回忆录来看，在很大程度上已体现出了编辑的历史视野，可以这样说，在近年出版的诸多各种类型的回忆录中，“百年人生丛书”是产生较大影响，并在知识分子当中引起震动的一套丛书，对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研究来说，这套丛书的意义将越来越突出。

观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可以选择一种较为概括的方法，那就是把二十世纪以后出生的中国知识分子，以三个较为突出的历史事件来把他们分为三个群体，这样在评价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时候，大体上就有一个较为清晰的思想线索。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概括并不十分准确，因为三个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状况具有很大的复杂性，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归类就可以说明完全的历史真象。我要特别强调一点，我在这里评价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三大群体，较为偏重于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整体思想状况，而对于像胡适他们那一代人的情况就不多着墨了，从出生年龄上来说，主要是1910年到1920年前后的那一代青年知识分子。我以这一代知识分子人生中最具特征的三个历史现象，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分为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延安知识分子群和一二九知识分子群。

关于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形成和衰落，我曾在《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一书中作过一些分析，而延安知识分子的情况，我在最近一篇论文《延安知识分子在新意识形态建立中的角色——以〈学习〉杂志事件为例》中，也有涉及。而关于一二九知识分子群体的提法，我是受到了何家栋先生的启发，他在《我们来自何处，又去往哪里》一文中，分析了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何先生最早在他的文章里使用了一二九知识分子群体的说法，我以为是富有启发意义的。现在我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三大群体作一个大致的界定。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主要是抗战爆发以后，集中在昆明的北方三校的知识分子，主要是教授和学生两部分人。这些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非常复杂，但大体可以说主要是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它的传统延续，如果我们一定要以一个人的历史命运来说明的话，可以后来到了台湾的殷海光为代表；而延安知识分子主要是三十年代走向延安的左倾知识分子，它的传统延续，可以胡乔木为代表；一二九知识分子群体主要是指那些在九一八以后，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而献身革命的青年学生，它的传统延续，可以韦君宜为代表。殷海光、胡乔木和韦君宜虽然同出于清华，但他们最终的思想状况却代表了不同的方向。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和一二九知识分子的一个明显区别是，前者有留学欧美的经历，而后者则没有，前者的选择在学术，而后者的选择则在政治，他们早年的人生经历有许多是重叠的，有些人甚至可以说是既出身于清华，又参加过一二九，还选择了延安。

这三个知识分子群体，从时空上来说，大体是在同一时空中活动。他们的出身和教育背景也大体相同。从时间上排序，一二九知识分子群体形成在前，延安知识分子形成稍后，而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则是在抗战以后才引人注目的。我要再说一次，这种概括只是为了研究的方便，从那些知识分子最后的理想和思想状况上着眼的一种观察方法，而不是说只有那些历史事件发生以后才出现了这样的知识分子群体，或者还可以这样来观察，这些知识分子本来是一个群体，而在三十年代初期以后，表现出了不同的人生追求，不是说直接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才是一二九知识分子，同样道理，也不是只有到了延安的才是延安知识分子，到了西南联大的才是西南联大知识分子，而是注意他们的思想倾向。吴世昌就认为，九一八是一二九的前凑，没有九一八，就没有一二九，吴世昌是九一八后青年学生中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我们也可以把他算作是一二九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和人生命运中，最中心的事件是抗战，是救亡。四九年以后，这三个知识分子群体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是不同的，虽然个别知识分子的情况有例外，但从整体上来说，这三个知识分子群体是有明显差异的。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这时已从中心退向边缘；而延安知识分子则由边缘走到了中心；特别是在思想文化和新闻教育部门（包括高层的秘书人选），可以说主要是延安知识分子和一二九知识分子的天下，新意识形态的建立和完善，主要是他们来完成的。一二九知识分子虽然最后有许多人走向了延安，但他们并没有完全变成延安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早年的教育背景和延安知识分子还有较大不同，延安知识分子的主要来源是当时的延安马列学院（后改为中央研究院）、陕北公学和鲁艺，直到后来的华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思想来源是欧美自由主义，而延安知识分子的思想来源主要是马列主义。这就是一二九知识分子群的复杂性，他们本来是一群有理想的青年学生，在抗日救亡的民族生存关头，他们选择了较为激进的革命方式，他们的理想和勇气，在他们的人生当中永远令人感动，但现在的问题是，他们最终选择的历史道路和他们的理想追求出现了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在四十年代延安的抢救运动中已很突出，到了五十年代初期，一二九知识分子与延安知识分子在知识背景和生活态度上也有很大不同，像蒋南翔，他是一二九知识分子，但在他身上，还有早年清华的影响，一二九知识分子和延安知识分子的不同，主要不是政治立场，而是人生态度和知识眼光，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九十年代以后，一二九知识分子群当中出现了较强的反思历史的思潮，像韦君宜、李锐、李昌、李慎之、王瑶、赵俪生等，我们在他们的回忆录中看到更多的是对自己人生经历的否定性评价，对于当年一二九运动中的“右倾投降主义者”，赵俪生、韦君宜等人，都有重新认识，赵俪生在他的回忆录中就说过，对于像徐高阮这样的学生，“大家伙不要用过分‘恶劣’的印象和言词，去追忆他们。”比起蒋南翔、杨述五十年代回忆一二九运动时对徐高阮他们的认识和评价，已完全不同，晚年一二九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大体有一种返回自由主义原点的倾向，这从他们对胡适的重新认识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李慎之先生曾对我说过，他们年轻的时候，是根本看不起胡适的。这一点，从九一八之后，吴世昌写给胡适的信中完全可以得到应证。

在“百年人生丛书”编辑的视野里，他们的历史眼光，大体也是我上面提到的那样的思路。在已出版的七册回忆录中，像周一良、杨宪益、叶笃义是自由知识分子，而韦君宜和徐光耀则可以说一二九知识分子和延安知识分子。在他们不同的人生经历中，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复杂和多样性。回忆录在史学研究中是有较高参考价值的史料，“百年人生丛书”所作的努力是非常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