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李零呼吁“重归古典”，对比胡适、冯友兰，且借术问学，质疑新儒，一下蹚出不小的问题（《读书》2008年第3期）。

李零不同意冯友兰对儒的继续独尊，赞扬胡适从“经学”回归“子学”，理由是这样的回归拓宽了视野和言路，解决了思想解放上的真正平等——是诸子之间的对等争鸣，而非一圣独大的众生仰止。李批冯的原话是其一方面“开口闭口都是做圣人，应帝王”，另方面则“书越写越大，路越走越窄”。这话既狠也准，点到了汉儒以来直到近世“国学”的要害:一心成圣，其圣也私。

但回归子学是否就回到了源头？

长久以来，讲国史，打通古今是个关键，但路有两条。冯友兰以孔子（诸子之一）为起点，而经学而理学而新儒学，走的是自上而下，或曰借古助今;李零从胡、冯之别说起，返经学再返子学，倡导重归经典，追溯原创。二者相比，哪条路更通？不好说。有一点要注意:宋明以后，越过经学朝重返之路走的人虽然数量日减，影响却不可低估。现代新文化运动把孔家“店”推倒，最大的震撼，是切断了经典们赖以依存的“正”和“统”。其把眼光向进化论看，以往的积存都成了低等，而且越古越荒。依照此理，三代胜不过秦汉，诸子比不了新儒，往圣皆不如近童……

不过即便在彼时，西潮急涌、进化至上，仍不断有与之较量的反向潮流。其中最甚者，便是以华夏为本，对国族始祖的集体追溯，以致营造。此潮流关注族脉，凝聚民心，无论章太炎、孙文、黄兴还是陈天华、鲁迅…，大大小小各式人物莫不卷入其中。其共同特点有一个，那就是:都越过孔子，直指轩辕。这股复兴主义的潮流前仆后继，官、学互补。

这里仅举钱穆为例。1944年，钱穆携门人著《黄帝》。《黄帝》的重点，在于古今打通。按钱穆排序，轩辕是根和本，华夏文明由其奠基。孔子只是最突出的传人。在孔之前，堪称楷模的是周公。周公的经典作用在于“制礼作乐”。而所谓礼，即“文化的外形”，分实用的“术”和理想的“述”两类。周为前，孔在后。所以周公的人格不在孔子之下。由此推论，从轩辕往下一脉传承，孔子的意义，并非始创，而是对先王“道统”做最大“发挥”。钱穆也发挥，即通过说史，连接华夏数千年蔓延不断的“基本精神”，以治近代以来的“几天”之病。为此，因目标宏大崇高，欲使之实现，对于古史中那些“后人想象”或神奇传说，最便利之法，当然是提纲挚领，统而用之。其中的统，多位一体，从学术（学统）到政治（治统、正统）乃至终极（道统），最后再加上从族脉（血统），里外上下，尽收网中。

可见，当年冯与胡争，出手就胜了一半。胡适讲诸子，单枪匹马，仅凭个人式自由;冯倡孔圣，人多势众，据着前呼后拥的政教一统。如今李零追溯古典，为胡翻案，最大困境，当不在学，亦不在术。何在？或许在“统”。自古以来，学之为经，成果为统。输掉统，便失去学和术（这或许能解释如今国势崛起，国人开门办学，为何在全球有那么多学院均以“孔子”美名，却未见诸子当中有谁分享一二。内中功劳，既在至圣先师，在轩辕黄帝，更在一脉相承的大一统）。故李零比较胡、冯，举了三个区别。其实漏掉一个，即面对此“统”，胡在外，冯在里。

还有一个问题。李零“翻案”（这词可能用得不好），扬胡抑冯，离经返子，但仍把《论语》留在古典之中，且列在其首，作为基本教材向世人推荐。《论语》能当此地位吗？我倒看重秦暉最近的提示。他说“孔子之功非论语，绍述‘圣道’在六经”。孔子述而不作，意义不及周公，可以为“先师”而非“先圣”。《论语》的作用不能与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同日而语（《南方周末》2007.3.12）。这些皆不是时下发明，是宋明以前的老话。

李零的意图，是想用“古典”代替“经典”，也就是减弱“经”的制约。但既然讲“典”，便仍有碍;以孔子打头，“古”得也不够;而以书为据，无疑挤缩了“回归”视野。即便回到“六经”，其中的《诗》是唱的，《乐》是奏的，《易》和《礼》都是操作和实践的（解释性的“传”只是使用说明，不能算），怎能只当书来念诵？

话说开来，若以轩辕为古，即便依钱穆所述，初始时代，注意不是后来的“轴心时代”，堪称文明创始的，除了黄帝，更有神农、蚩尤。尽管后人附会了有关黄帝“发明”的许多传说，但炎、蚩强盛之时，轩辕族还在草地上游牧不定。同样的传说则记载神农善用火，蚩尤造兵器……均留下不少奠基之作。

由此比照，什么是古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