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下半年，易中天的《品三国》和于丹的《于丹〈论语〉心得》在业界及读书人当中所引起的震荡堪称浩大。一方面，它们天价的版税和惊人的首印量让人们在一段时间里有了足够的谈资，另一方面，这两本书的火热和风行似乎也让人们感受到，一股读史热潮正在扑面而来——媒体、出版界，纷纷讨论一个话题：历史热。人们乐观地认为，2007年将会是“历史年”。

然而，事情并不像估计的那么简单。2007年，经过年初《品三国（下）》和《于丹〈庄子〉心得》在出版和销售上的再创新高之后，《王立群读〈史记〉》、《孟宪实讲唐史》和《玄奘西游记》虽然在出版前就被寄予厚望，事实上也获得了不错的销量，但其影响力和号召力已无法与《品三国》同日而语。

以“百家讲坛”为代表的“学院派”在2007年的高开低走让“历史热”的呼声变得似乎有些遥远。而在这一年，以“天涯论坛”赫连勃勃、张宏杰、刘剑等人为代表的“草根派”却开始在历史题材上有所斩获。刘剑的《帝国雄关》、曾纪鑫的《历史的刀锋》、江上苇的《大帝国的涅槃》，还有押沙龙的《出轨的王朝：晋朝历史的民间书写》，十年砍柴的《晚明七十年》，都取得了不错的销售成绩，也在一定的范围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种群体性的平缓发力虽然比不上当年明月在2006年一枝独秀、无法追步易中天的声势，但却更能表明，“草根派”说史作为一种现象开始真正为读者所认可。

“学院派”的有负众望和“草根派”的集体行为，纠结成为2007年历史题材的起落变迁。这种起落的变化和“历史热”呼声的高低抑扬之间，会有着怎样的联系？“历史热”的根源又在何处？“历史热”是已然过去还是刚刚开始？在岁末年初，我们有必要对其做一次深层次的回望与探讨。

作为一个在2007年仍然引人注目的读书现象，“历史热”是一个被谈了很多却不容易谈清楚，然而也回避不开的问题。虽然，从理论上，至今也没有谁论证，所谓的“历史热”存在过，开始过。但仅作为一种现象，它还是留下了纷扬痕迹。记者试图做的，就是从它出现的根源、变迁的诸多可能来做一次反向的论述，或者能解开一些困惑。

现况：历史热出现有社会心理基础

从日本曾经出现的读史热潮的经验来看，一个民族对于民族历史的关注应与民族主义的复兴有着密切的联系。“草根派”说史的代表人物赫连勃勃也曾表示，如果在我国出现历史热，就一定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对于外部世界及自己内心世界的寻求认同。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建设及成就，在与外部的交往和自身的内心需求方面，人们迫切希望在精神上得到一种寄托和认同。很显然，灿烂无比的中国传统文化正符合人们的心理需要。因此，最近十几年，国学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在这种前提下，作为传统文化中最有故事性和趣味性的“历史”，因此具有了阅读接受的广泛社会基础。

知名学者解玺璋曾在《历史文化传统阅读向何处去》一文中表示，“自改革开放以来，先是革命理想和信仰的瓦解，继而是拜金主义和消费至上的横行，整个社会陷入一种普遍的道德焦虑之中”，于是，“有人开始将目光转向更遥远的历史文化传统，希望能为社会主导价值观提供可资利用的思想道德资源”，于是，传统文化就成了公众重新获得民族认同的重要符号之一：“历史读物和儒学经典的热销推动了公众阅读对传统文化的兴趣，而公众的热情则进一步证实了目前广泛存在着传统文化需求的社会心理基础。”

除了已有的接受心理，对于历史的反向比照决定了阅读历史在现实生活中有其实用性。图书策划人张小蛇就曾对记者表示，“不管是写史的作者，还是读史的读者，历史的生命力还在于对当代、对自我有个历史的观照，更多的人是通过读史在确定自己的价值坐标”。以现在读者阅读中所透露出的功利色彩来看，这话大概是不会错的。

从已有情况的分析来说，历史热的确有它出现的可能性。事实上，以“百家讲坛”为代表的“通俗化大历史”的确引发了国人的阅读热情。现在的问题是，这种阅读的热潮是否就是真正的“历史热”呢？

探寻：历史热？历史消费？商业热？

可以肯定一点，相比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研究历史的人很少，读者也很少”式的史学危机，现在无论是“学院派”还是“草根派”所获得的关注，都决定了“历史热”至少在表面上形成了风潮。易中天的书卖出了几百万本，这是一个客观事实，谁也否认不了，这对于因缺乏经世致用的现实价值而被长期冷落的史学而言，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个很不寻常的激励。因此，我们很能理解为何有人急于欢呼“史学的春天到了”。

但是，按照上面已有的论述，假如“历史热”真正到来，必然引发一定范围内国人对于历史的热情。这种热情一定是对于历史有所观照的。这种观照，不仅仅是了解一些简单的史料，还需要对于史料的反思、吸收和引为己用。我们看到，打着“学者普及历史文化”旗号的“百家讲坛”，并未能在此有所突破。易中天的说史是通俗化，于丹的“心得”大致归属于个人经验，其他如当年明月等网络写手，则更多的着力于对历史的个人化表述；而诸如阎崇年、刘心武、王立群等人，偏爱于对历史的可能细节的探求———事实上多数学院派并未对历史的反思观照加以注意，只是在利用自己学院派的身份，再运用一定的技巧将大家已知的东西重新组合推出。

有意思的是，听史、读史从来就是中国人的传统。对于绝大多数民众来说，所谓的“历史”只不过是历史故事，乃至历史与文艺相互掺杂的“戏说”、演义，其意义在于为大众日常生活增添娱乐消闲的谈资与话题。而目前的“历史热”恰恰是停留在这一层面上的“历史消费”，是以满足大众消费口味为特征的历史通俗解读。

所以，我们大概可以认为，当今“历史热”只是历史图书市场的胜利，而非史学本身的胜利。“百家讲坛”在推动“读史热”的同时，成功打造了历史图书的商业品牌，包装出诸多“讲坛”的明星，并造就了数以千万计的“粉丝”读者。讲坛明星签名售书的持续火爆，使得“历史消费者”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情绪化多于理性化的“追星一族”。在通俗读物热销的同时，历史原著与真正的历史学术著作却依然乏人问津。

由此，我们大概可以认为，由这些人合力推动的“历史热”只是一种伪现象，是“传媒与出版商巧妙地利用了社会大众心理制造出来的”，“是一种商业的热”（赫连勃勃）。

现实：历史娱乐化背后——思考缺位

按照存在即为合理的理论，“伪历史热”也有其价值。从积极意义上讲，一方面，当今“历史热”所推崇的通俗化历史的表达方式，是历史普及的一种有益尝试。它从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中国传统的“经院史学”的窠臼，使得史学变得好看好玩起来，变得更加贴近大众，有助于传统文化的弘扬。按照赫连勃勃的说法，“让读者对历史文化感兴趣，总比对励志、管理一类的东西感兴趣强”，“于丹最大的作用，即是把《论语》带到了千家万户”。事实上，无论是“学院派”还是“草根派”，虽然他们的职业、身份、学养、背景各不相同，但他们不谋而合地推动了历史写作的通俗化进程。他们把历史从学术的楼阁中解放出来，变成了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历史读物。另一方面，它的出现及风行，让少量真正想要了解历史真相的人得到鼓励，静下心来。这大约可以解释，为何“草根派”会出现集体的上升，而且还获得相应的认可。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样的“读史热”又显然是十分肤浅的，不仅对“史学布道者”自身发展是一种误导，而且无助于史学的真正复兴。解玺璋在《历史文化传统阅读向何处去》一文中曾这样表示，“历史叙事需要想象力，需要鲜活生动的细节，需要平等的与读者交流的姿态，需要感性的现场描述，但是，历史叙事更需要冷静的思考、睿智的见识以及对史实应有的尊重”，“大众史学也面临着某种危机”，这首先表现为“以央视‘百家讲坛’以及部分网络写作为代表的将历史审美化、传奇化、娱乐化、八卦化的游戏倾向”，“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一部分写作态度十分严肃的作者，也在叙事中显露出这样一种倾向”。在解玺璋看来，这种倾向发展下去，甚至可能断送了大众史学写作的前途。

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可能的“悖论”：学究化的历史因为其枯燥乏味的表述而为读者所排斥，而通俗化的历史又有写作态度欠严肃之虞。究竟应当如何协调，才能迎来真正所谓的历史热潮呢？这是一个问题。

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当“百家讲坛”上的“学院派”人物正在为历史的“草根化”语言表达沾沾自喜时，真正的“草根派”们则一直坚持于对历史真相的研究。这些“草根”的学究式研究，与“学院派”的通俗化表述，谁能成为真正有生命力的存在方式呢？

前瞻：距离真正的历史热还有多远？

应当说，这两年来，从吴思、李亚平等人开始，然后赫连勃勃、十年砍柴、张宏杰等人所谓的非专业写史、非学院写史。为历史题材提供了一个新的开掘角度。它们区别于传统那种注重考据资料的“专业写史”，把读史的门槛降低了，也适用于更多的大众读者。确切地说，早在易中天之前，讲史、读史的兴起就已经有些迹象。

图书策划人张小蛇在谈到历史题材的走向时表示，在现阶段所谓“通俗历史热”的时候，读者关注的是大量涌现的新鲜的、有趣的、之前从未接触的历史故事、历史角度等，但在这之后，肯定要分化，大多数没有新意的、只注重写作角度的通俗历史写作可能会消亡。而一些真正的通俗历史写作者，可能得倾注更多的心血，掌握更多的史实资料，往深度发展。

可以预见的是，通过“学院派”普及历史的推动和“草根派”关注历史真相的研究，大众读者对于读史的趣味经过通俗读史激发起来了之后，读者的阅读趣味会变化，会提高，从而超越普及历史的意义。但这还需要一个漫长的培育过程。学院派也好，草根派也好，都只能是读史燎原的一点野火，历史复兴的一点闪光。真正的历史热，我们大约可以当做是一个美好的希望，仍需假以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