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两部非常杰出的以战争为题材的古典文学小说作品，一部是俄国的《战争与和平》，另一部即《三国演义》(《伊利亚特》除外，它是神话史诗)。这两部小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写的不是一场战争，一次战役，而是某个时期的战争全局。在《三国演义》中，从黄巾起义到晋灭吴期间，其战役有三百五十多次，其中大的战役有几十个，具有高度艺术化的战争描写，精细缜密的情节结构，丰富生动的艺术语言，是一部成功的全景军事文学。

《三国演义》是我国古代军事战争小说的经典之作。它的军事思想包含战略方针的制定、战术方法的运用、将帅能否灵活运用“兵不厌诈”的原则等等。这些军事思想是通过高度艺术化的战争描写，独具神采的人物刻画，形象生动的艺术语言和高度缜密的情节结构表现出来的。其写作艺术方法对我国后当代军事文学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一、从成书背景上分析

　　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章回体历史小说中写的最成功的一部作品，我们却对其作者生平了解甚少，目前仅凭古刊中题有“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来断定这本书的作者是罗贯中，而作者的生平也只是根据材料得到很少的信息，其中贾仲名在《录鬼薄续编》说到“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后有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王圻《稗史汇编》说罗贯中有“有志图王”，“胸怀政治报负”，其作品有《隋唐两朝志传》、《隋唐五代史演义》、《平妖传》等小说，杂剧有《宋太祖龙虎风云会》。

《三国演义》作为一部伟大的长篇巨著，它必定是在非常历史时代背景中写成的。作者罗贯中生活在元末明初动荡的历史时期，当时民族矛盾非常尖锐，百姓受着沉重的剥削和掠夺，同时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加剧，起义烽火燃遍全国，也只有在如此时代背景下，才能激发作者非凡的灵感。当然它又非作者凭空乱造而成的。《三国演义》是作者在吸取前人的成果作为框架，再经过艺术的加工使之丰满细腻，文情并茂而成的。鲁迅在其《中国小说史略》中写到“罗贯中《三国演义》……凡首尾九十七年(184-280)皆排比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间亦采小说又加推演而作之”。可以看出《三国演义》成书有两个重要来源:史志和小说故事。

史志有西晋陈寿的《三国志》以及刘宋时期裴松之为其所作的注。裴松之的注引用了当时大量的著作、资料、而且多采轶文使其作品异趣横生，且作品内容得到了极大的充实和丰富。除此之外还有《华国阳志》、《世说新言》、《搜神记》、《语林》等这些史实为《三国演义》提供了丰富而生动的素材。

小说有元代至治年间建安氏刊印“平话五种”中的《全相三国志平话》，这是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关于三国故事的第一部小说，它基本上构成了《三国演义》的叙事框架，对《三国演义》的成书起了重要的作用。

除了小说、史志之外，三国故事在民间更广为流传，存在多种民间艺术的题材来源。如《大业拾遗》中记载隋朝的“水饰”中有“魏文帝兴师，临河不济”，“吴大帝临钓台望葛远”等。元杂剧中，如《录鬼薄续编》，《曲录》等所记的三国题材杂剧就有六十余种，包括：《三战吕布》、《连环计》、《单刀会》等等。极大的丰富了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在《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从小说到文本思想

《三国演义》作为一部全景军事文学作品，是一部以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军事历史小说。它反映了自东汉至西晋平定东吴一百多年的全部战争生活，其中有著名的战役和许多重要的战争。在这些战役和战争中，作者不只是从时间长度上和战争的长度上来显示其思想，而且还体现和反映在战争的厚度上。在《三国演义》中，作者并没有绝对孤立地描写战争，而是在密切地联系着政治斗争来写战争，同时又不只是反映三国时期的政治斗争，作者把它连接着三国时代的整体社会生活。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风土文物、民情风俗、轶事传闻等等，作者都结合战争描写把它们一一写了出来。从作品中可以看出《三国演义》有着自己的主题思想:作者通过三国的兴亡过程中行行色色的战争描写，揭示了战争胜败的关键在于指挥者能否灵活运用“兵不厌诈”的军事思想。当然其军事思想除了“兵不厌诈”外，还有三国中各种战略决策制定、实行和具体的战术在战争中运用。

1.“兵不厌诈”的军事思想

“兵不厌诈”本是军事思想中具体战术上的一种，但它在《三国演义》中有着非常突出的作用。

《孙子兵法》曰:“兵者，诡道也”，“兵以诈立”；曹操在《孙子•注》中也谈到:“兵无常行，以诡诈为道”。可见“诡诈”是一个军事家应掌握的重要军事原则。如果军事家在战场上不善随机应变，而是对敌人诚实，那就不能成为一个出色的军事家了。在常理中“诡计”多出于奸诈之人，在三国中奸诈之首非曹操莫属。他一个残忍、骄傲、又极其自负、令人憎恶、有着“乱世之奸雄，治世之能臣”美称的人物，深知“治国以信，治兵以诈”，“经分明，不容混淆，军容不入国，国容不入军，礼不可治军也”的道理。在《三国演义》中敢在曹操面前称其为奸雄者，唯有许攸。在《三国演义》三十四回中写到:许攸问曹操，军粮可维持多久时，曹操以虚情告之，许攸遂趋步出帐，操急请住曰:子远勿嗔，尚容实诉，运至军粮可支三月。攸笑曰:“世人皆言孟德奸雄，今果然也.”操亦笑曰:“兵不厌诈，尚容布露。”不过在军事上的“诈骗”、“诡计”、“奸雄”并非贬词。如“曹操抹书间韩遂”：对阵双方一方是曹操，另一方是马超和韩遂。马超武艺超群，几次杀得曹军丢盔弃甲，狼狈不堪。曹操于是使出一计：他给韩遂写了封信，将信中的一些“紧要处”用笔涂掉。韩遂看信时被马超看见，信中的那些涂抹引起了马超的怀疑，他认为韩遂与曹操之间有秘密交易。后来曹操又使用其他小手段加深了马超的疑心，终于造成马超和韩遂反目成仇，并大打出手，曹操坐收了渔翁之利。可见一封书信，一个计谋胜过千军万马。

“诡计”不仅仅只有曹操一人会用，作为智慧化身，蜀国的忠臣诸葛亮也自知自己“专施诡计”、“诈术”并说到“吾用兵半生，多用诡计”。诸葛亮长于谋略、平身谨慎、讲求阵法、攻心、注重外交配合等特点，不过这些特点无不与“诡计多变”联系在一起。如“诸葛亮安居平五路”：当曹操联合了四路人马，共同进攻蜀国。孔明只是派出了几股疑兵，写了几封书信，并未与敌军真正交手，就退去了五路大军。在这场战役中孔明充分利用了几路对手的不同心态：羌人畏惧马超，孟达与李严是生死之交，蛮人多疑，东吴观望。虽然仍然动用了兵卒，但几乎没有战斗发生，就全退敌军，高手也。

除了此二人外，《三国演义》中几乎每个将帅、谋士在每时每刻都运用着“诡计”:在赤壁之战中周瑜用反间计用蒋干，借曹操除蔡、张二人；庞统向曹操献连环计；还有陆逊、吕蒙用骄兵之计夺下荆州等等。这些人用诡计算计他人，同时又被他人用诡计算计着，在算计和被算计中就看谁计高一筹。“兵不厌诈”是我国古代兵法中最重要的指挥艺术和精华之一。他与战争胜败的关系甚大.在战争中胜负决定于政治、军事、经济等多方面的条件，但成败的关键在于将帅能否正确运用“兵不厌诈”这一原则。可见在以战争为主线的《三国演义》中“兵不厌诈”的军事思想是其核心思想，是推动作品情节深入发展的动力。

2.《三国演义》的战略决策

古人云：“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在《三国演义》中魏、蜀、吴三国都各有自己的战略方针。战略方针的正确与否关系着他们整个集团的兴亡。这就要求战略决策必须要审时度势，抓住要害，并且方针战略一经确定，必须坚决贯彻，身体力行，这是决策方针得以实现的根本。

在三国中实力最强的曹魏政权有着自己明确的战略决策，曹操在讨伐董卓的失败中认识到军事实力在乱世争霸的重要作用，因而他以镇压黄巾来扩充自己的实力，占据山东，以充州为自己的根据地，后进军洛阳勤王，却狭天子迁都许县以令诸侯，后又灭袁绍、剿袁尚、袁熙、除公孙瓒、吕布等等，再挥师南下夺荆州，准备一举平江南而统一天下。在这些战争中，曹操在中原利用对手的矛盾各个击破，同时南征孙、刘平天下，有以魏代汉的野心。后由于曹操在赤壁之战中失败，却统一了北方，成三足鼎立之势。

蜀汉也有自己的战略方针。蜀汉的战略方针源于诸葛亮的“隆中对”，其具体内容是以锦州为根据地，取荆州后建立蜀国，与魏吴相抗衡，后又和戎抚夷以巩固后方，并外结孙权，北拒曹操以待天下有变，从荆益两路北伐中原灭魏兴汉，根据这个战略方针，刘备在赤壁之战乘机夺得荆州，后以荆益为根本，并西和戎夷，南抚羌越，外结孙吴，内修政理，而后待机北伐以成大业。在这些战略方针的实行过程中由于关羽失守荆州，而使得其战略有所改变最终没有成功，但也可以看到其战略决策的重要性。

东吴也有自己独特的战略方针，那就是取江东奠定割据基础，剿黄祖，伐刘表占荆州，竟长江之险而据立，据楚关而图巴蜀，建号称帝以图天下。

魏蜀吴在制定战略决策时都是根据当时的社会局势以及自身的实力而进行的。在这些战略方针中有着相同点：都以建立根据地，扩充实力为基础，以统一中国为最终目标。在相同的基础上他们又有不同，那就是在实现统一目标的过程中根据自身的实力和天下的局势所采取不同的决策，这些决策在实行的过程中虽有所失误，但使得三国各据一方自立为王，其各自的决策都是相当成功的。

3.《三国演义》的战术

　　战术是战争中用来对敌或破敌的具体方法，具有诱敌上钩，集中兵力击敌，精选兵力突破等等，如火攻、水攻、在运动中歼敌、注意地形条件、运用阵法攻守、发挥长毛矛和弓弩的威力等等。这些在《三国演义》中都有体现，而且在运用中和诡诈相给合。

在《三国演义》中写的较多较具体较突出的是火攻，有吕布在濮阳火烧曹操，使曹操“手臂须发尽被烧伤”；诸葛亮火烧博望、新野，使曹军人马“死者不计其数”；诸葛亮火烧藤甲军使之“死于盘谷中”等；还有较大的有周瑜火烧赤壁，大败曹军，陆逊火烧刘备连营七百里，以致“遍野火光不绝夙尸重叠，塞江而下”等等。在这些火攻中，烧法各不相同，而且生动逼真，都有诡计、诈术相结合，使人防不胜防，使得读者大饱眼福，且对古代火攻有了一些具体深刻的了解。

与火攻相比，水攻、水战又是《三国演义》战术运用的一大特色，水攻中有曹操围攻贵州较有特色，他决定失泽间之水以淹之，使“先差军于城外堑，周围四十里”，“却掘的甚浅”，以此来麻痹敌方守军。入夜后“曹军添万十甲军士并力发掘，及天明，广深二丈，引泽水灌之，城中水深数丈，军士饿死”。除此之外还有关羽水淹七军等。除了水攻外还有水战，其在赤壁之战中甘宁、蒋钦、韩当与蔡瑁、张允的水战。在这些水攻和水战的写作上，作者一方面根据历史事实，另一方面则根据时间、地点、条件、主将性格的不同充分发挥他的想象力，把这些水攻，水战写得栩栩如生。

在《三国演义》中还有车战，如诸葛亮破西美的“铁车兵”。步战有“丁奉雪中奋短兵”，“邓艾偷渡阴平诸战”的描写。马上搏斗有“三英战吕布”、“关羽温酒斩华雄”、“许诸裸衣斗马超”等等。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艺术而又真实地描写了封建时代的多种战争形式和战争艺术，生动逼真，历历如绘。这部小说是部形象的百年战争史，是一部真正的战争文学作品。它不但描绘了错综复杂、风云多变的战争，而且使战争描写高度艺术化。在作品中，我们看到这百年间为争夺权益，各派政治力量进行殊死的较量，出现了形形色色各不相同的战争。这里有战略，同时又有战场上各式各样战术（冶兵、调兵、布阵等）的斗争，真是千变万化，绘人耳目。作者对于战争描写的着眼点上，不是或主要不是千军万马的攻城的拼杀，刀枪、剑戟的搏斗，而是通过战争去反映不同人物的思想、性格、意志、情绪和他们间的尖锐冲突，借政治斗争的尖锐化，激烈化来充分展示人物的行动和灵魂。

题材、主题、人物是构成作品内容的要素，其相互关系非常密切。一定的题材，显示一定的主题思想，同时主题思想又通过人物的语言形象、作者的精巧构思中产生的。作品是以战争为主线的基础上采用“七实三虚”的艺术构思。《三国演义》的事件主干无悖于史实，而调动多种艺术手段来构思情节，刻画人物，则属于虚构的成份。如正史记载中所没有的，就以虚构来布置情节；正史记载简略的，作者就加以夸张来渲染；正史中所记某人某事，或移花接木，或张冠李戴等来布局。在史实的基础上运用夸张和虚构的手法，既有文学意义，亦符合全书的思想倾向。

《三国演义》的结构，就象绵延百里，蔚伟壮观的大山脉，一经进入，即觉得山峦重迭、此起彼伏。有主峰、侧峰，山外有山、峰外有峰，时而峻峭险拔、时而一马平川，自始自终、由此及彼、浑然一体。它把三国时期前后一百年左右的历史有机地组织在一起，做得有条不絮、脉络清晰、主次得体、轻重有致。其全书结构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官渡之战前，基本上处于群雄角逐的局面，象是整部书的序幕，如引出的山脉，然后从“三顾茅庐”诸葛亮出山，直到他死去，即从书中的三十六回到一百零五回近七十回是全书的中心，也是这座大山脉巍峨挺拔的高峰所在；诸葛亮去世后，姜维支撑残局，这时三分归一的局面逐渐形成，这十四五回是全书的结尾，犹如山的余脉，趋向平坡。作者在数以百计的战争中突出重点，同时就每次战争或战役的具体描写来看，对于敌对的双方或三方，作者不只是平均的使用力量的。一般来说，凡有刘蜀集团参加的军事活动，主要以刘蜀一方为重点进行描写；没有刘蜀参加时，详写主要集中在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的一方或胜利的一方，略写被动的一方或失败的一方。作者能把小战争写大，也能把大战争写小，着眼点在富有戏剧冲突的事件和最能展示人物思想、性格的情节上。因此重点还在于写人。

在每一场战争、每一次战役上作者把注意力放在写人上，用于服从于主要人物上。《三国演义》里主角是诸葛亮，小说为他花费了大量的笔墨。从第三十五回中水镜先生为他出场提供舆论开始，到他去世后影响所及的一百一十九回结束，前后有八十三回，而且其中自诸葛亮的“隆中对三分天下”提出到“汉丞相归天”这三十年间，却占去六十六回合。也就是说，在近百年的历史中，小说详细、集中写的就是这三十年的历史事实，也是此书最引人入胜的一段。孔明死后，书中几乎就不再有吸引人的地方了。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这样的结构构思，又是服从于写主要人物的。此外，还用大量的篇幅写另一个主要人物曹操，他的故事在小说中也作了充分的展开。再就是关羽，为他设立的章节也不少，集中的是第二十五回“屯土山关约三事”至第二十八回“斩蔡阳兄弟释疑”，以及第七十三回“云长攻、拔襄阳郡”至第七十七回“玉泉三关公显灵”，共九回。再加上这两段中间的穿插，几乎占全书一百二十回的十二分之一。这些主要人物都是性格鲜明，形象生动典型。这也体现了作者的审美理想，是小说艺术成就的的重要标准。

人物的形象的通过语言和行动来表达得。语言的通俗性是历史演义小说共有的特性，但这篇古典长篇小说是用半文半白的文字写成的。这是由于他受了《三国志》以及《三国志平话》的影响和作者熟悉当时戏曲有关。同时《三国演义》毕竟有史籍可以依考，所反映的又是上层统治集团之间的政治事件，外交事件和军事斗争，因而它的语言内容不同于放映社会现实的作品。“义不甚深，言不甚涩，通俗却不鄙任”是《三国演义》基本的语言风格。这种精炼、准确、丰富、形象又生动的语言对一部七八十万字的长篇巨著来说并非易事。例如马超归降刘备后被封为平西将军，关羽心里不服要于马超比武一决高低。孔明知后写信恭维他一番，关羽看信后，自弹其髯笑曰：“孔明知我心也”。将书遍示宾客，遂无入关之意。活活的写出了关羽的性格，体现了诸葛亮的智慧。

《三国演义》借鉴了古代文言文短篇小说的经验来描绘人物，略貌取神，往往三言两语便能绘声绘色，活现人物个性，诸如曹操的奸猾、关羽的自负、张飞的粗豪，赵云的忠勇等等，书中皆有画龙点睛的手笔。同时作者在三顾草庐时的景色渲染，赤壁之战时曹操横槊赋诗的描写等等都是用简略、生动的手法创造出情景交融的意境。

《三国演义》作为一部以战争为题材的杰出军事文学作品，其内容相当丰富，其主题更具有特色。因而这部作品给我们的认识作用、教育作用、积极影响，都值得我们当代军事文学家以及所有的文学爱好者去探讨和学习。这部作品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

《三国演义》是我国产生较早的一部著名的长篇历史演义小说，对我国的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性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这部典范性的历史小说，被我们整个民族一代又一代地不断阅读，得到了各个阶层的人民的喜爱。小说主要以情节取胜，以跌容有致的写法取胜。同时又给以我们众多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可以借鉴的历史知识和智慧。作者在人物描写上，把人物的面目写得非常清楚，忠即忠得义薄云天，奸也奸得恶毒无比，每个人物的立场非常清楚，爱憎分明；在智慧上，小说在运筹帷幄，星移斗转，锦屏对峙的多种描写后面显示了作者的无限智慧。这也是《三国演义》成为古、今军事家，企业家案头之物的重要原因。

《三国演义》的创作经验对我国以后军事文学的创作影响巨大。在古代，如《杨家将》、《说岳全传》、《罗通扫北》等，几乎都向《三国演义》学习过，写的不只是某次战争、战役，某个将帅，而是把最高统治者、军事统帅、大将都写入作品中，具有一定“全景军事文学”的性质。在当代的军事文学创作中，有对《三国演义》的继承，同时又有创新。如徐怀中的短篇小说《西线跌事》。作者在刻画人物上吸收了《三国演义》的创作经验，主要写六个女电话兵，用自己擅长的，生活细节描写来刻画人物性格和心灵。作者在作品中给人物赋予了自己独特的人格和个性，使敌我双方都成为有血有肉的“人”。我国现当代的军事文学作品在创作和手法上或多或少的继承了《三国演义》的艺术创作经验。当然也有不足，这种不足主要体现在往往只局限于写某个战役、某场战斗上，最高的指挥员也不过是某个统帅或将领。因而这就要求我们的军事文学家在创作中，不仅要加强文学手法，还要注意军事思想上的修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明白军事文学的精华，才能使作品在反映社会现实的同时，具有自己独特的“霸气”和深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