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中，有两个具有肇始作用的朝代。一个是创建于公元前二二一年的的秦代，虽然二世而亡，只存活了十四年，但“历代都随秦制度”，让“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封建专制制度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另一个是八百年后的隋代，虽说也只有三十七年的享国短寿，也是二世而亡，但留给后世的业绩却不可低估，除去至今尚在发挥交通运输作用的南北大运河之外，还开创了延续一千三百多年的为封建王朝选拔优秀人才的科举制度。当年的隋文帝鉴于门阀流弊，废九品中正制度，改行荐举，设秀才科，考试得高第者为秀才；到了隋炀帝，再度改革，置进士科，以试策取士，及第者得任高职，是为我国的科举之始。自从科举制度在宋代稳固地确立以来，它在社会上的地位日益重要，成为寒门平民唯一的晋身之阶，虽圣贤亦不能免俗。一九Ｏ五年九月二日（农历八月初四日），袁世凯、张之洞等地方大员向朝廷奏请，尽快废除科举制度，以便解决人才匮乏的问题。面对内忧外患，清廷只好宣布立即废科举。这样，延续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寿终正寝。然而，不过几年之后，颇具改革创新思想的梁启超就提出“科举非恶制也！”指出这种公平竞争、广泛参与、惟才是举的选拔官员的方式，有它合理的内涵。直到今天，对于这百年前被废除的科考制度依然是人言言殊，仍有人在为它鸣不平，认为科举这种选官制不仅有着其平等择优的“现代性”，还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杰作呢。

美国学者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对百年前被废科举作出如此评价：说这一年成为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其划时代的重要性甚至超过辛亥革命，其意义可以与1861沙俄废奴和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废藩相比。白云苍狗，百年悠悠，当年的科举状况与其细节过程，究竟如何，后人只能从史书上去探究去体验了。不过，上世纪有两个参加过科举的书生，曾经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记录下这个历史细节的文化场景。这两部书的作者，一是《齐如山回忆录》的齐如山，二是《浮生手记》的骆憬甫。

先来谈谈齐如山（一八七五—一九六二）其人。现在我们一提到北京的掌故轶闻、民俗风情，特别是京剧和一代宗匠梅兰芳，都必然会和一代文豪齐如山联系在一起。齐如山是河北高阳人，世居北京，他的祖父齐竹溪和父亲齐禊亭两代都是进士。齐如山生长在这样一个诗书传世的家庭中，自幼即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他五岁到十七岁，博习古代经典，十九岁进培养翻译及外交官的同文馆学习德文及法文。一九ＯＯ义和团运动起，同文馆停办。父亲齐禊亭鉴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及满清朝廷的昏庸腐败，不许自己的儿子再给清朝做官，也不许给外国人当翻译，齐如山遂改业经商，做上了买卖，字号叫义兴局。齐如山的长兄齐竺山曾在法国与人经营巴黎豆腐公司，需从国内招聘工人前去，齐如山输送工人去法国时，得以有机会三次游历欧洲，还接触过孙中山、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等国民党元老。

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齐如山摒弃了皓首穷经的老一套做学问之道，而是另辟蹊径，走向社会。他自述：“我做了十来年买卖，与各界的人都接触得很多，真可以说是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农工商贾，各种技艺人员都认识了不少”，而“欲研究经史，不能离开社会”，他认识到“由社会中的许多情形，可以明了经史的意义；由经史中的记载，又可以知道社会中各事之来源”。他对于社会中的文化、风俗、习惯、人情以至婚丧、庆吊、酬应、来往、买卖、工艺、技术、娱乐、游艺、饮食等等，都极感兴趣，并悉心加以调查研究。这方面的著作有《北平三百六十行》、《故都琐述》、《北平零食》、《北京土话》等，都是他亲自调查访问所得到的第一手真实可靠的材料，而不是从书本中爬梳检覈出来的。仅此一端，齐如山可谓近代社会掌故的宗匠。

齐如山最大的贡献是京剧理论。对于中国戏曲，历代学者都以此为小道而不足观，没有人肯认真研究它，而戏曲演员又囿于文化视野的限制，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齐如山却尽其毕生心血，殚精竭虑从事于国剧（京剧及其他地方戏曲）的专门研究。他知识渊博，治学严谨，在现实生活中广泛搜集资料，在将近四十年的时间内，他曾访问过京剧界老角名旦达三四千人，纪录下丰富生动的原始材料，并从古代经籍、辞赋、笔记、风土志以及西方有关的心理学、戏剧理论著作中寻找线索和印证，最后整理归纳为三十余种戏剧著作。他提出的“无声不歌，无动不舞”论点，就是对中国传统戏剧最精炼、最准确的概括，他晚年的著作《国剧艺术汇考》内容丰富，考据周详，还修订了自己早期研究中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将有关京剧艺术的种种问题，擘肌分理，精审考证，成为京剧研究方面的一部充实完备的参考书。除了理论上的研究，齐如山还致力于艺术改革的实践，这就不能不提到他与京剧大师梅兰芳之间的关系了。齐如山与梅兰芳谊兼师友，早在民国初年，他就为崭露头角的年轻的梅兰芳编写排演了大量新戏，如《天女散花》、《廉锦枫》、《洛神》、《霸王别姬》、《西施》、《太真外传》、《凤还巢》等等。在舞蹈动作、服饰化妆、剧本文学性各方面皆卓有创造，开一代新风，为创建独树一帜的梅派艺术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在他的倡议奔走下，二三十年代时，梅兰芳曾几次出访日本、美国及欧洲，使中国京剧得以弘扬海外，跻于世界三大古老戏剧文化之林。故此，有人说过，没有齐如山，就没有梅兰芳。

齐如山晚年出版的《齐如山回忆录》，是用日常口语写成，文字生动朴实，内容包罗万象，读来十分亲切感人，令人不忍释卷。其中尤以他自身参加过科举的经历，都是生动具体的第一手资料。书中回忆说，从前的考试，种类虽多，但正途的考试只有三种，一是考秀才，是小考，在各府考试，主考者名曰学政；二是考举人，名曰乡试，是省级考试，主考者名曰主考，须用侍郎或九卿级身份的人；三是考进士。考进士叫会试，永远在北京会考，主试看卷者，名曰大总裁，领衔的总裁叫正总裁，必须用尚书级的人员。另外，小考也分县考、府考和院考（也称道考）三个阶段。以前凡读书人应考的，都叫做文童，考到七八十岁考不上的，还是口称童生，所以有一副对联戏称：“行年七十尤称童可云寿考，到老五经犹未熟不愧书生”。不过，也不可小觑了这文童，虽无官职功名，也自有他自身的价值。在以前，平民百姓的头上的青天大老爷是本县的知县，可进士、进士见了知县，都是平起平坐的，就连秀才，也是可以见官不跪的，倘有罪错须惩戒，知县也不许打而只能交教官责罚，而且只许打手板，这个名词叫打戒尺。遇有大罪，先要禀报布政司革去秀才功名，方能动刑。到了这时候，那才叫斯文扫地呢。

如此看来，由科举所得的功名，不仅是民间人要想出头，还是要想获得社会上最佳地位的唯一正途，所以，这种观念上也深深地影响到了民众中的渴望、艳羡、尊敬和畏惧之情，连一般的老百姓都懂得“积钱积谷不如积德，买田买地不如买书”的大道理。陈独秀在其回忆录中，就曾表示过，他虽不同意但却理解他母亲尊崇科举的思想，“因为在那一时代的社会，科举不仅仅是一个虚荣，实已支配了全社会一般人的实际生活，有了功名才能做大官……普遍的吉利话，一概是进学，中举，会进士，点状元；婆婆看待媳妇之厚薄，全以儿子有无功名和功名大小为标准，丈夫有功名的，公婆便捧在头上，没有功名的，连佣人的气都得受；贫苦农民的儿子，……如果能够跟着先生进城赶一次考，胡乱写几百字交了卷，那怕第一场就榜上无名，回家去也算得出人头地。穷凶极恶的地主们，对这一家佃户，便另眼看待，所以当时乡间有这样两句流行的谚语：‘去到考场放个屁，也替祖宗争口气’。”这一点，从《儒林外史》中胡屠户对中举前后的范进判若两人，以及在壮胆打了喜极而疯的范进一掌以后，马上就觉得自己的手“隐隐地疼将起来”，都可以得到旁证。

齐如山回忆“小考”时谈到，旧时考试时按规矩须穿官衣，可是谁也不愿穿着受那份罪，但官帽是必戴不可的，因为不戴不让上考场。但是在乡间，那里去找这许多官帽呢？于是有人用旧式的宽边毡帽，顶上糊上一层红纸，作为帽缨子，也可以混进去。至于考试用的桌凳，也得自己预备，都是由城中借的，借不到干净的，则小饭馆的油桌、厨房的案板、弹棉花的架子，都可以将就着用。有《竹枝词》讽咏道：“三年一考旧曾经，永远缨冠借不成；到时仍将毡帽替，糊层红纸代红缨。”还有一首更为风趣：“国家考试太堂皇，多少先生坐大堂；油板压车为试案，考罢衣裳亮光光”。当年也有防止“托儿”替考的，考生须有廪生作保人才行，听到点名上场，作保要高声应答是此人；若有假冒的，保人一不应声，这假冒的考生是要被拘戴枷的。不过这枷很轻，要戴着跪在考院门口，让你丢人现眼，有辱祖宗，几时考完了，几时才放你走人。点名进场以后，为防止考生夹带，还要搜检，文章书籍一律不许带进去。如在上身搜出夹带，还可进场；若在下身搜出了，按照国家规定，不但不许进场，还要打手心挨戒尺，因为你的这种行径是侮辱圣贤。考场里面，奇臭无比，因为只准小便，不许大便，如果非大便不可，上厕所之前，须将自己的考卷交于堂上，事毕后仍可接着再作，但考官要在你的在卷面上印上一颗黑图章，名曰“屎戳子”，此卷另放一处，无人阅评，任凭你文章再好，也绝无进秀才的希望了。三年一次的机会不容易，许多忍不住的考生，不得不大小便撒在一处，这样的考场，安得不腥臭难闻？

另一个进过考场并将经历真实记录下来的，是一个平民知识分子，就是年龄比齐如山小十一岁的浙江钱塘的骆憬甫（一八八六—一九五四）先生，他的遗著《浮生手记—一个平民知识分子的纪实》，直到辞世五十年后的二ＯＯ四年，经台湾作家刘墉发现后，才得以出版与世人见面。这部回忆录的作者博学强记，文笔细腻生动，把一部中国近代史以家族史的独特方式一一呈现。尤其是对清末科举贡院的“考乡试”描写，大到典章制度，小到物品陈设，乃至青衣号军的嘴脸，贡院门口的对联，都巨细靡遗地记录下来，原汁原味的重绘了晚清时期乡试的场景，有记事、有言情、有写景，足以补正有关文献记载之不足。

骆老先生于辛丑年（一九Ｏ一年）考取了杭州府第十一名秀才，这该是一件多么喜庆的事情，要知道“秀才本是宰相根苗”呀！那年他方才十六岁，所以老来对当年的场景依旧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到了第二年的壬寅年，清政府缓过气来，破例要补行前两年因国乱而停考的乡试，于是诱发起这骆老先生的“举人梦”来了。八月初八，是浙江省的乡试进场日，这一天要点一天名，从黎明起到黄昏止，把全省七十八厅州县五六千秀才的名字，一个一个地拖了长声唱完！有些县份，黎明时就要去候点名，而骆憬甫所在的钱塘县的点名时间很迟，好像是下午三四时，吃了午饭还可以睡午觉，很从容的。在贡院东桥和贡院西桥两处，都有一株很长的木头竖着，什么县要点名了，就有一盏标出县名的大红灯笼升上木杆顶，远远可以望见，排在下面的县就可出发了，秩序井然，不会拥挤。

进场的前夜，要让有经验的前辈指导着把一切东西装置好。与齐如山的小考不一样，清末时乡试场是准许带书的，学子们的大考篮个个装满了书，相当的重。有些人是带竹笥箱的，底下装了四个铁轮盘，吊了索儿牵着拖。一只考凳，同小孩坐的小板凳那样，是用紫竹做的，底面两块木板，三面有直棱竹柱，一头有一扇门，可以开关。这张凳是百宝凳，里面可以放米、小菜、紫铜小锅子、炭、艾索儿、草纸、茶壶等，连饭碗、筷子、瓢羹、洋烛、洋火、茶叶、压字圈等也都放在考篮里，一卷铺盖，里面装的三尺见方的小被小褥和添换衣服、考帘（即门帘，上面有方方的纱窗）、油布等。这些考具，用青布搭搏缚住了成为一担，要掮在肩膀上自己背着。所以，与齐如山考秀才时人人要戴大帽、穿长衫不一样的是，考举人的都是短打秃头，和小工一般的模样。

书中记载，乡试考场的号舍，完全是依照“牢监”式设计的，号门是牢门，号官是牢头禁子，号军或称监军，是牢中的差人，所不同的是没有手铐脚镣。号门是在木栅上，长廊上摆着花鼓缸，上面装着土制的自来水管，装有开关以便考生和号军取水之用。号门到封门归号时全部要锁上，钥匙由号官掌管。号舍一律朝南，一弄里大概有五十多号，弄底是厕所。号舍每间是三面砖墙，一面空的。离地一尺处，装有地板，还有一块板，给你当桌子用，但装置不牢，还要重装，所以考生自己要带上榔头、大小钉子、绳索等用具。乡试场上，有一座巍巍高大的“明远楼”，楼有三层，登楼而望，可以俯瞰整个贡院。相传从前的明远楼上，每逢开考，除了打更敲鼓报告时间外，还要在三层楼上吹号角，俗称“阴号”，就是三节头的铜喇叭，吹起来声音是阴惨惨的。一边吹着，一边有人高叫着“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假使考生中有人做过淫人妻女、破人婚姻、谋财害命等有伤阴骘的缺德事，平时恶人气旺，怨鬼进不来他的家门，报不得冤仇。到了这时候，主考官是文曲星，他是准许怨鬼来报冤仇的。所以号角一吹，经人一叫之后，冤有头、债有主，一群怨鬼就会纷纷入场报仇了。于是考生中有自己吊死的，有服毒自尽的，有被毒蛇缠在头颈里绞死的，还有在卷上题了情诗癫狂出场的，种种情形，不一而足。据说有一年考场中死的人太多了，此后，明远楼上只打更鼓，不吹阴号，不喊怨鬼了。科场故事还说，有一考生听得阴号后，在卷子上题了一首诗是：“一二三四五，明远楼中鼓。姐在房中眠，我在场中苦。”这人就是犯了一个“淫”字，所以神志昏迷，题了这首情诗，终于被贴在胭脂榜上，终生不准再考了。凡此种种，看似荒诞，除去包含有封建科举制度给读书士子带来的精神戕害，其实也具有一定的道德教化、规范行为的警示作用。

有趣的是，曹聚仁有一本小书《文坛三忆》，开篇谈得就是这座明远楼。他认为五四以后，中国有两个产生革命青年干部的“第一师范”，一个是长沙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又一个是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而他所在的杭州省立第一师范，就是前代省试取士的贡院旧址，然而他来到这里任职时，旧时学子提着考篮低头伏案的那些号舍已荡然无存了，唯一残存的旧迹，就是那座高高矗立的明远楼。曹聚仁曾在这座楼上读过书，办过公，养过病。他笔下这样形容道，“那危楼大约有六七丈那样高，楼梯数十级，走起路来，格吱格吱作响。相传有过狐狸精，我虽寤寐求之，却也不曾碰到过。”不过，这时的明远楼，则成为中国现代社会革命的温床了，近代教育家夏丏尊、诗人刘大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第一任团书记施存统和第一个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以及后来成为一代高僧弘一法师的李叔同和朱自清、俞平伯名流学士等，均出自于杭州一师。

骆憬甫回忆当年的贡院经历时说，等到天晚了，名已点完，放炮封门，考生一齐归号，号官来封号锁门。考生可拿出米和小菜来，喊号军代为烧饭，吃了夜饭，通知号军：“题目纸来了，立即喊我！”到了半夜，睡得正香，被号军喊醒，递来一张题目纸，急忙起身，点了洋烛，看题目。头场是史论五题，考题如下：

1.汉宣帝信赏必罚综核名实论；

2.张苍领主郡国上计论；

3.唐太宗御突厥于便桥宋真宗御契丹于澶州论；

4.开元四年召试理人策论；

5.元代分封诸王论。

当此之际，科考的八股已经废除，已改为策论了，所以要想回答这些考题，仅看过的《御批通鉴辑览》还不够，再翻《二十四史》、《九通辑要》也不够，只好硬着头皮东拉西扯地来做。从初九上午二时做起到初十下午晚边才完成。自己检查一下，有无犯规和不合考试程式的地方。考试程式大约如下：首页是填履历处，要把祖宗三代的名讳、存殁填明，次写自己的姓名、年龄、籍贯，末后写“身家清白，身中面白无须（即使面黑有须的，也总是写面白无须）”等字样。所作的文字、题目低二格写，文章也是低二格和题目平，遇到有“皇太后”字样，要另起一行，抬头三格，“皇”字抬出格子上，遇到有“皇上”字样，要比文章抬高两格。历代帝王及现代皇帝的名字要避讳，字要写正楷、正体，不得写行书和其他各种字体，不得写俗体、破体、帖体、简写、缺笔、多笔。一字不得占两格，一格不得写两字，一行不得写两行。仔细检查一遍，觉得没有犯规和不合程式处，就可以收拾考具自己掮着大考篮和行李去至公堂上交卷了。栅栏里面，有许多收卷官在收卷，你交了卷后，还须在栅外立着等一等，收卷官当场给你看一看前后程式有否错误，等他说“好的”，你才可领了“照出签”出场；如有错误，他会告诉你，叫你改正后再交。假使你胡乱一交，领了“照出签”就走，收卷官喊你不着，你这本考卷就作废了。

等休息了一夜大半日，十一日的下午三四时许，又进第二场了。一切都和第一场一样，只是考的是策问，也是五个题目，每题的字数就有三、四十。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和庚子事变后，老是挨打的清政府也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了。第一题是“西国学术，道源希腊，流派若何，宗旨若何，……”，下面还有许多问话，记不起了。次题为“西国法律，道源罗马……”；三题为“西国理财……”；四题为“西国地理……”；五题为“西国格致……”。翻翻《新民丛报》，东拉西扯的不知做了些什么东西，又完了卷出来。十四日又进第三场，题目是三个经义题，出在四书五经上，还相当熟悉，做得很轻松，题目却忘记了。

第三场的第二天是中秋佳节，这一天蒙皇帝的恩典，是要赐小菜给考生吃的。本来规定是每人细瓷金边饭碗一只，细瓷盘子一对，一盘是火腿，一盘是素菜，可是经过层层剥削，到了考生手里，就变成了很粗糙的陶器，饭碗好像杭州人死了人回神时用的“糙碗儿”，盘子的口径只有一寸半大，而且很扁，像小芝麻饼那样，只好称它为碟子。一碟上有薄薄的二三片酱瓜，一碟上有菲薄如纸的二三片火腿肉。夜间又赐下大小不等的四五个月饼，算是给学子们赏月的。月饼扁薄如烧饼，毫无甜味，说是抚台藩台道台和两主考官送的。即便是这些恶劣的东西，拿了回家去，大家还当它是宝贝哩，连那支染红的“照出签”，到了民间，也都成了可以辟邪气的镇物，真真是活见鬼！

到了九月十三，是发榜的日子，这张榜俗称“龙虎榜”，据说在发榜的前夜，大约在十二点钟左右，至公堂上设起公案，五个官座前，都点起一对明晃晃的大红烛，公案上放着一叠叠取中的考卷，座上坐着五位大官：居中是正主考官，正主考官之左为副主考官，副主考官之左为监临官，正主考官之右为监试官，监试官之右为提调官。填榜的桌上也点起大红烛，明如白昼。值堂的办事员把墨卷的弥封当堂拆开来和考卷校对一下，如果没什么错误时，另一书记用一纸条把姓名、年龄、籍贯填写好，给官长复阅后，传给填榜人将纸条比附在榜纸上用正楷端端正正地誊上，填写好后，这纸条拿开，便有人把它从门缝中传出，录报的就通知报子，报子就去寻着考生住处报喜去了。又据说，填榜是从第六名先填起的，全榜填写完了，天快黎明，那时才填第一名到第五名。这时将全堂蜡烛一起换过，于是从第五名先填起，这样四三二一倒填上去，等到第一名解元的一行填好时，天已经大亮了。所以中五名前的举人，往往是一夜守候到天亮，没有喜报自以为落第了，忽然间喜报传来，初闻时真是喜极欲狂！尤其是中解元的人，更加急得要命，而亦喜得要命。

骆憬甫老先生的回忆，真是活龙活现、生动有趣，往日场景，一如重现，给人的印象完全不同于我们从影视剧中所看到的那种虚假考场。当年杭州乡试的贡院遗迹明远楼，眼下不知尚在否？而北京贡院的原址，早已于几十年前就荡然无存了，现而今上面已经建成的，是每平米价值几万元的北京市最昂贵的豪华楼堂了。所以，百年前那莘莘学子们场屋笔战的情形，我们今天也只能从前人的描述中去细细品位、慢慢琢磨了。

注：

《齐如山回忆录》齐如山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一九九八年一月出版

《浮生手记 一八八六—一九五四 —一个平民知识分子的纪实》骆憬甫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ＯＯ四年十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