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与庄列同时代的时候，有一个叫杨朱的人。这个奇怪的魏国人有着奇怪的念头，行事的方法更是离奇。他反对儒墨，主张贵生、重己。他的故事和思想，因为既不代表社会的主流，又不能为后世提供正统意识形态的维护，就只能散见于《庄子》，《孟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而且大多是供批判用。

　　关于杨朱有两个著名的故事，一个来自阮籍的《咏怀诗》：“墨子悲丝染，杨朱泣歧路。”说是杨朱有一次外出，遇到了一个岔路口。他联想到了人生的歧途，感情伤怀、悲从中来，不禁放声痛哭起来。于是就有人形容说，杨朱行事不像个思想家，倒像个诗人。

　　另一个著名的故事来自《列子》，说是有一次杨朱的弟弟出门时穿了身白衣，回来时因为天下雨就换了身黑衣，结果家里的狗没有认出来，朝他狂吠，弟弟气得要打它，杨朱却说：“你不要打它。假设这狗在出外时为白色，回来时却变成了黑色，难道你不同样地感到奇怪吗？”(《列子·说符第八》)

　　杨朱据说是老子的学生，因为发现了“利天下”的虚假，晓得“博爱”、“大同”是战国时最虚伪的名词，惟有保全身心的自由才可以完成思想的超脱，他于是就反对墨子的“兼爱”，主张”贵生”、“重己”，觉着人们应该重视个体生命的保全，既反对他人对自己侵掠，也反对自己对他人侵掠。首先尊重个人权利，这思想放在今天，既可理解，更可接受，无非是一种以承认人性自私为奠基自由主义。可是在当时却是不得了的事情。显学们一个个地不干了。

　　首先是墨家开始发难。有一次墨子首席弟子禽滑厘问杨朱：“如果拔你身上一根汗毛，能使天下人得到好处，你干不干？”杨朱答道：“天下人的问题，决不是拔一根汗毛所能解决得了的！”禽滑厘又问：“假使能的话，你愿意吗？”杨朱觉得他们之间无法做平等的沟通，就干脆默不作答。

　　接着儒家开始发难。这一次出手的是沿袭曾子、子思一路，得到孔子心传的孟轲。他为我们留下了关于杨朱最著名的一段记载，说是“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一个好端端的人就这样被孟子形容成了自私自利的超级恶鬼。

　　杨朱反对墨子是因为相信人们具有自私的天性，惟有每个个体都能尊重自己、保全自己，整个世界才会妥协出一套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游戏规则来；而墨子的“兼爱”固然值得尊敬，却全然是一种空泛的理想主义，不能为世道提供真正的解决方案。

　　至于儒家，自孔子之后，就没有出现过真正的宗师。颜渊死得早，子贡的心思又不在学问之道上，所以曾参虽然“鲁”，脑子不大好使，孔子也只好把“一贯之道”的心传授予了他。等到曾参授学于子思，子思再授学于孟轲后，孟子从仁，荀子从礼，各树一帜而莫能上下，好端端的一个孔学变得七零八落。这从仁的孟轲虽然没走墨翟的极端，却也是个理想主义的人物，在列国角力的世道下，他的王道，他的浩然之气同样不可能为世界提供解决方案。

　　可是孟轲肩负着光复孔门和儒学的重担，而杨朱的思想与行动却成为他的阻碍，“逃墨必归于杨”，大多背离墨家的人首选的不是皈依儒家而是立身杨朱门下。孟轲要实现的目标是“逃杨必归于儒”。在那个争夺到生源就争取到公权力和话语权的年代里，孟轲对杨朱的诘责与挞伐，或许并不像《孟子》中所描绘的那么道貌岸然、正气凛然。

　　道家扮演的角色倒是中正，后来的《淮南子》曾给了杨朱一个公允的评价：“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但真正称得上知己的，却惟有列御寇。他仅用一句话就完成了为杨朱的辩解：“杨朱曰：行善不以为名，而名从之；名不与利期，而利归之；利不与争期，而争及之；故君子必慎为善。”

　　在他眼里，杨朱不是一个自私自利、吝啬无耻的小人，而是一个洞悉了世俗世界游戏规则、努力使自己避免被尘垢埋没的人。他遵从内心的召唤，试图使自己能够唤醒一些尚在沉睡着的人。

　　可是，更多的人还在昏昏沉沉地睡着；一些人醒了，却闭着双目，假装什么都没看见，任由这世道败坏下去。还有一些人也在做着同样的唤醒工作，可是他们却见不得杨朱与众不同的“唤醒方式”，也拒绝接受杨朱将人们彻底唤醒的努力。他们把自己的暴虐与刻薄施加到杨朱身上。他们赢得了意识形态的斗争，杨朱从此从历史当中消失了。可是杨朱的影响却从来没有消弭。当千百年后的人们遵从民主、共和的召唤，意识到个体权利的至重时，一些显学倒下了，而杨朱却再次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