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文化是很少焦虑感的文化，从容悠然，知足常乐。

农业生产主要看天吃饭，即使在农业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天要是跟你过不去，你再现代化设备，还是对付不过去。所以，人们忧天的时候，就比忧己、忧人的时候多，既然把年景收成看成天意，天与人的力量完全不对称，责任不在我自己身上，也不能责怪别的什么人，就更容易听天由命，最多对老天不长眼骂骂咧咧几句，不会有长期隐性的紧张感、紧迫感。

所以，中国古人，个人的、长久的隐性焦虑不多。

古人的焦虑，看来都不太“小我”。一种是“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这是形而上的忧虑。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焦虑症患者，是那个杞国人，他老担心有一天头顶上的天会塌下来，他苦思冥想，这天要是塌了，天下苍生怎么办，自己怎么办？这位自寻烦恼的焦虑症患者，是几千年来人们嘲笑的对象，但现在看来，忧天的杞人是一位思想超前了两三千年的伟大智者。酸雨，全球气候变暖，大气层遭到破坏，都是今天的大题目。两千多年后，这位杞人，化身为前往南极考察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先生。

再一个是历史视野中的忧国忧民，没有个人化的东西，孔子为礼崩乐坏而一生焦虑，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那种忧虑是从孔子那里一路传承下来的，但这样的忧虑，一般不会影响古人“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也”。

面临改朝换代的时候、面临“亡国”时候会有普遍的焦虑。这种焦虑也仍然显得很宏大，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精神世界的宏大叙事，这种精神的宏大叙事很容易转化成为慷慨悲歌，慷慨赴死，演绎成一幕幕动人心魄的悲壮。但马致远一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把这种焦虑涂上了一层“没事找抽”的滑稽色彩。这种“匹夫有责”的宏大焦虑，一直传承到二十世纪的“胸怀全世界”，还有“无产阶级首先要解放全人类，然后才能解放自己”。

农耕生活是一种慢节奏的生活，那是真正的“慢生活”，不是时尚报刊上的假模假式的专栏和文章。你想快也快不起来，再说，快了没用，二十四个节气有序地摆在春夏秋冬里头，慢条斯里的走，农作物的播种收割就讲的节气，有些重要的农作物播种，迟一天不行，早一天播下去同样欠收，容不得你搞什么“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你想抢在时间的前头，季节会惩罚你。你只好那么舒悠着点儿。当然，这种舒悠，加上地理上的封闭、古老帝国的自大，中国的文明渐渐就停滞不前了。当西方人环球航行，发现新大陆，后来整出蒸汽机这类“奇技淫巧”，实现了工业革命，我们还在古老文明的黄昏里打着迷糊眼瞌睡着。那时候，我们把考据的本事发挥到不可思议的高水平，另外还编了一部《康熙字典》，算是“从书中出书”。

整个国家民族对于生存与前途的焦虑，是在清末开始的，西洋人用大炮轰进来了，生死存亡，非常紧迫，大讲亡国亡种，有了洋务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几千年从容不迫的气度，几千年的“慢生活”，突然就结束了。洋务运动讲的洋为中用，就是一种“与世界技术接轨”，但没讲“与世界惯例接轨”，因此它本身就是一个民族普遍焦虑的产物。从那时以来，一直到现在的百多年来，我们的精神产品中，特别是文学作品中，几乎都弥漫着一股浓郁的焦虑气息，都是焦虑心态的产物。这种焦虑心态，常常表现得很乖戾，比如鲁迅作品那种阴冷之气，或是巴金激流三部曲里头那种浮躁中的挣扎反抗。

1949年之后，民间的这种焦虑似乎突然平息了下去。“超英赶美”是上层一种焦虑感的产物。到苏联看了看，看出在工业化上的差距来，弄出了大跃进，弄出了砸掉好好的铁锅再炼出成堆干什么都不能用的铁碴子，但到了底层，这种焦虑感却演变成为凯歌猛进的豪迈感。这种豪迈感，当然毫无例外地在艺术作品里透露出来。一个大合唱《祖国颂》。“鸟在高飞，花在盛开，江山壮丽，人民豪迈”，一个完全彻底的盛世幻觉，一个处于集体幻觉中的时代，是一个不会有焦虑的时代。再一个是吕其明的管弦乐作品《红旗颂》。二十纪中国音乐是有大作品的，钢琴最了不起的是《黄河》，小提琴协奏曲当然数《梁祝》，稍知道一点音乐的都知道，但二十世纪中国成就最高的管弦乐作品《红旗颂》，人们常听到它的某些片段，知道它的人却不太多。跟《祖国颂》一样，《红旗颂》也是时代集体幻觉的产物，但它表现的豪迈心情，是非常真实的，只有真豪迈，才有《红旗颂》那样了不起的音乐作品，它的艺术成就，绝对不在任何一部世界管弦乐名曲之下。当时的中国人就那种翻身解放的喜悦与豪迈。那年头很穷，但在那里头，你听不出丝毫的焦虑。“毡条羽毯，不如我草荐稻杆”，穷光蛋玩计算机，穷有穷打算，穷有穷活头，这活头，全在不焦虑里头。

改变开放的初期，“实现四个现代化”才成为民间焦虑。那时是解冻期，全国上下充满一种热情，那仍然还是个有理想、有幻想的年代，虽然还都穷，但至少那些城里人，生活上还有国家给托着。1979年之后的几年，叫思想解放，大家争相讨论的问题，都不太个人化，问的是“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和“回首往事心中可有愧？”愧不愧，不是你发了多少财，而是你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做了多少贡献，流了多少汗水。

第一个很“代际”的焦虑，是《中国青年》杂志发表的署名潘晓的文章《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在如今四十岁以上的人记忆中的这场讨论，它的指向，仍然主要是人生意义以及哲学层面上的思考，而不是单纯个人的、物质的那些“形而下”的焦虑。

工农兵学商当中，工人干部学生这些阶层上的人，日子都比农民好过，没有富裕，但也没有非常直接的生存威胁。阿城回顾当年，说那时候城里的工人们有月工资，有退休金，有医疗保障，有几乎不交钱的房子住着，几毛钱的房租，那算什么，所以，他们没有真正的生存焦虑。1980年代，还是国营企业一统天下，工人还好。他们甚至看私营小贩倒卖牛仔裤的笑话：你蹦哒吧你！有俩糟钱儿敢下馆子，你有退休金吗？摔个马趴，你有公费医疗吗你？幸灾乐祸。

有这个底子垫着，民间话题，就主要是有关民族的、国家命运的大事。反正有保障，作连篇累牍的清谈，是很能释放多余力比多的事，有助消化，有助内分泌正常的事，何乐不为？人们不久就意识到，这种“四个现代化”的忧虑与清谈，很宏大叙事的同时，也很不着边际，还难免矫情。那时候的文学，也普遍的“大气”。一个作家在庐山上开文学研讨会，对着瀑布，大声宣布，他要写的就是这瀑布般的“大写的人”。那时候，文化人眼里没有成天为生存奔波的“小写的人”。但后来占据着社会舞台的主流人物，都是那些熙熙为利而来，攘攘为利而往的“小写的人”，而不是很豪迈的“大写的人”，这是当年的作家们不太愿意想到的。到了为生存焦虑，为名利地位焦虑的时候，这时代就没有那么“大气”和“大人”，只有“小人”了，如今在媒体上最活跳的“成功人士”，企业家、职业经理人、掮客，无论如何都“大”不起来，都是“小人”。虽然这不入清谈者的法眼，但从经济发展上看，大家争当“小人”，不是什么坏事。

2006年，轰动一时十二集电视片的《大国崛起》，“总策划麦天枢”是每一集片头反复出现的一个名字，看起来好像麦先生因了这部电视片功成名就似的。其实，麦天枢先生是八十年代影响很大的报告文学作家。不久前，当他接受《经济观察报》的采访时，情不自禁谈起了他们这一拨八十年代具有“启蒙”意味的知识分子的心态。那时候，他们平时都在各处忙，只要在聚在一块，几天几夜不睡觉，谈的都是天下的事。大家更关心政治、关心社会。

麦天枢说，那时候，两毛钱能吃四菜一汤。他有时就到朋友去蹭饭，“床上睡不下，就在地毯上睡，一聊就没点，谈的全都是跟个人生活没关系的国家兴亡、民族前途之类。那时候离开了这些事情不是男人，谈生活上的事情觉得奇怪，这是八十年代中期，大家都是这样。那个时候阅读也是那样，一旦有一本好书全都传看，看完以后不眠不休地在那儿讨论，先讨论书，接着讨论中国。”事实上，离开了讨论国家兴亡、民族前途之类的话题就“不是男人”的，不仅仅只是他们这些人，而是从北京城到边远乡村学校的共同的情状。大家都在“先天下之忧而忧”，很大的焦虑，但又不是个人的，而是几乎所有人都共同分担掉的那种焦虑。为国家民族前途而“焦虑”，反而成了一种精神狂欢，大家在这里找到了一个看不见的，却实实在在的精神上的“群体”，这有点儿类似于“八零后”们喜欢的泡QQ群。

然而，二十年过后，当麦先生策划他的《大国崛起》的时候，却淡淡说了句“在这些时髦领域选择一点事情做，能简单地补贴家用”。

那一代文化人，终于也形而下了，落地了，不“知识分子”了。

农民面临的生存威胁是最大的，真正的焦虑，生存焦虑，在农民那里，但农民真正的生存诉求，是发不出声音的。不擅言说的农民，就在某一个夜里头，悄没声息的用行动来表达他们的生存焦虑，那就是安徽凤阳县小岗庄农民把集体的土地给承包了出去，这成了后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农民的生存焦虑，终于给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航船启了锚，却也打开了漫天焦虑的番多拉魔盒，中国人所有的焦虑都被这一铁锹给掘了出来，激活了，且茁壮成长着。如今你给我数数不为生存、不为“成功”而焦虑的高蹈之人有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