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大铖，字集之，号圆海，安徽人，明万历末进士，官至光禄卿，南明弘光朝官至兵部尚书。才华乱飚，被朝廷“双开”期间，百无聊奈，自编自导戏曲以自遣，一不小心，竟操成“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清修《明史》入“奸臣传”。

崇祯二年，明思宗朱由检，也就是崇祯皇帝，即位之后，拨乱反正，万象更新。把持朝政的宦官魏忠贤被斥逐，阮大铖因党附魏氏而名入“逆案”，今所谓“反党集团”，被朝廷“双开”，开除公职开除官籍，削籍为民。这一年，阮氏四十二岁，正当盛年，一夜之间被洗白，自然很不甘心。当时，正值满洲铁骑横行关外，关内也是流贼蜂起，阮氏避居南京，但雄心不死，“颇招纳游侠为谈兵说剑，觊以边才召”，图谋东山再起。这种事，局外人也许无所谓，但局内人却很有所谓。于是有顾杲、吴应箕、陈贞慧等复社名士，共草《留都防乱揭》，也就是“大字报”，贴上街头，要逐他出留都南京。签名者竟多达一百四十余人，其中包括后来成为著名思想家的黄宗羲。阮氏曾试图巴结复社名士侯方域，为他包养名妓李香君买单，目的是通过侯公子化解往日恩怨，求得复社名士的谅解。但李香君不买他的账，复社名士更要穷追猛打落水狗，弄得阮氏进退失据无计可施。转眼间，满洲铁骑入关，挥戈南下，江山变色，朝廷易主。复社名士作鸟兽散，各奔前程，或隐居作遗民，或出仕事新朝，但追忆故国旧梦，说到痛打落水狗阮大铖，仍引为生平快事。

可以想象，阮氏彼时彼地何等狼狈。清初戏曲家顾彩甚至认为，阮大铖后来在短命的南明弘光朝东山再起，大搞打击报复，闹得朝野乌烟瘴气，是被复社名士的意气所激。顾氏序《桃花扇》：“清流诸君子持之过急，绝之过严，使之流芳路塞，遗臭心甘。”据孔尚任《桃花扇》，中国古代最经典的历史剧，南明弘光朝，仅驻守武昌的大将左良玉，即手握重兵数十万，扬言百万，完全可以凭借长江天堑，如南宋那样偏安百年，但却被南明士林官场的党争内讧玩完了。

读明末遗史，我也有此同感。明末士林多尚意气之争，严君子小人之辨，在野结社，在朝结党，党同伐异，互相攻讦，形同水火。据著名明史专家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万历后期，就已有齐、浙、楚三党与东林抗衡。各党借朝廷考察推选京官外官阁臣之机，排挤异己培植党羽。东林党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享有“清流”之誉，影响日盛，以至后来成为“阉党”首恶的崔呈秀也曾求入其党，但东林壁垒森严泾渭分明，坚拒其请。各党之间矛盾日深，有些矛盾分歧，也许不乏君子小人是非邪正之争，但更多的却是意气之争，争的是闲气，无关宏旨。后来，甚至为宫廷内部的家务事，如所谓“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也聚讼纷纭，各执一词，纠缠不已。而东林势盛，“与东林忤者，众目之为邪党”。这个“党”，非今日政党之党，而是“朋党”之“党”，利益集团是也。

天启初年，东林党独大，“觝排东林者多屏废”，而所谓“邪党”更被一一排挤出局。阮大铖原来并非“邪党”中人，他与东林党左光斗为同乡，左为都御史，国家高干，曾推荐其为吏科都给事中，却为执掌铨秉的东林党赵南星、高攀龙所阻，欲用魏大中。魏大中虽为人刚正廉直，但因与高攀龙曾有师生之谊，难免不让人怀疑高氏有任用私人的偏心。虽说举贤不避亲，但在明末士林结党成风的具体语境中，产生这种怀疑非常自然。阮大铖是否作如是想象，文献阙如，不好妄加推断，但自此以后他与东林分道扬镳，却是史有明文。阮氏后来寅缘宦官如愿以偿，遂投靠魏忠贤门下，与东林为敌。魏氏原来也是局外人，他与士林各党皆无甚利害关系，也不偏袒任何一党。三党为顷东林，结成政治同盟，相率归魏氏，并以“东林将害翁”为口实，说动魏氏翦灭东林党。魏氏正是利用士林各党的矛盾，不仅罗织罪名将东林党一网打尽，也将三党势力控制在自己手中，最后满朝文武皆供其奴仆驱使。所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者也。

今人论及明末士林结社与官场派系，多以“清流”之是非为是非，东林党既有“清流”之誉，则反东林党者非小人即奸臣。这显然是非常简单的逻辑。事实上，东林党人固然多君子，如顾宪成、赵南星、邹元标、左光斗等领袖，文章气节，足以震动一时，但反东林者非皆小人。黄宗羲《汰存录》曾引夏允彝之言曰：“东林中亦多败类，攻东林者，亦间有清操独立之人。”夏氏乃明末士林党争的局中人，言必有据，非想当然耳。然士林清流大多偏激浮躁，自居君子，而斥异己者为小人奸臣，且好为危言高论走极端，既不给别人留余地，也不给自己留后路，缺乏雍容大雅的气度与和衷共济的精神。邹元标曾试图打破门户之见，《明史》本传谓：“时朋党方盛，元标心恶之，思矫其弊，故其所荐引不专一途。”但不能为同党中人理解，至被讥为首鼠两端。东林党人之高自标举唯我独尊，精神可嘉，但不能广结善缘，结果是为林驱鸟为渊驱鱼，众多不得志于东林者，相率归附宦官魏忠贤。即以阮大铖而论，他阿附魏氏并非有意为恶，不过是出于为个人政治利益考虑的机会主义。而且，走宦官路线是明代后期官场司空见惯的现象。万历朝的名相张居正，就是与宦官冯保内外联手，击败前任高拱并取而代之。而东林党排挤三党，也曾借助宦官王安的一臂之力。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是官场上的政治策略，无可厚非，但何以阮氏走宦官路线即成不可原谅之罪恶？而且，阮氏既非魏氏死党，也非“阉党”首恶，最多不过是同流合污的爪牙。

事实上，此公深知官场之风云变幻一朝天子一朝臣，所以在魏忠贤时代，表面上俯首贴耳曲意逢迎，心里却有自己的小算盘。据《明史》本传，阮氏每谒魏忠贤，辄厚赂其门人，还其名刺，以免留下巴结宦官的证据。魏氏不过暂时得势，他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而且，他两度请假乞归，在官日前后不足半年。如此首鼠两端，无非是怕陷入太深，更怕趟“阉党”的浑水，日后被东林党人清算。值得一提的是，崇祯元年，宦官魏忠贤被斥，阉党领袖崔呈秀乞归，时局尚不明朗，阮氏给京中挚友杨维垣寄去两封奏疏，其一专劾崔、魏，另一同劾崔、魏与东林，谓：“天启四年以后，乱政者魏忠贤，而翼以崔呈秀；四年以前，乱政者王安，而翼以东林。”他传语杨氏，若时局大变，上前疏，如未定，则上后疏。总之，是见机行事看风使舵，无所谓原则操守可言。这种官场心态，明末文人多有之，非阮氏一人而然。他们逢场作戏随时俯仰曲学阿世，事后又作天真无辜状，谴责奸臣当道一手遮天，而自己则是一时糊涂误上贼船。或谓中国士林愚昧，其实这正是他们的世故。

阮大铖深谙这种逢场作戏的官场世故。所以他在削职为民后创作的戏曲，几乎皆是喜剧，场面热闹妙趣横生，既无徐渭式的骂世主义，也无汤显祖式的悲观主义，而是所谓“错误的喜剧”。剧中充满“误会”、“巧合”，好像人生的种种矛盾种种冲突，皆由“误会”而生。这是否为阮氏心迹的表白？东林党与他的矛盾冲突乃一场误会？不得而知。孔尚任《桃花扇》写杨文骢为其游说复社名士侯方域曰：“圆老当日曾游赵梦白之门，原是吾辈。后来结交魏党，只为救护东林，不料魏党一败，东林反与之水火。近日复社诸生，倡论攻击，大肆殴辱，岂非操同室之戈乎？”这种事后辩解，当然不能服人。阮氏之党附魏忠贤，为其爪牙，虽事出有因，但绝非为东林内援，则毫无疑问。这里有明末士林党争的背景，也有人在官场不得已的苦衷，更有古今士林人皆难免而在明末恶性膨胀的根性。其实，包括有“清流”之誉的东林党在名利场中，也出了不少翻云覆雨的“伪君子”，这在阮氏看来，无异于五十步之笑百步。张岱曾谓：“其所编诸剧，骂世十七，解嘲十三，多诋毁东林，辩宥魏党，为士君子所唾弃。”张氏乃当时见证人，所言自有道理。但我们今日读阮氏的《春灯谜》（又名《十错认》）、《牟尼合》（又名《摩尼珠》、《双金榜》、《燕子笺》等四种曲，字里行间，却看不出他有为魏党辩宥的意思。《牟尼合》第二十八齣《伶诇》，写唐代宦官裴寂为萧思远昭雪冤案，也许可能有为魏忠贤歌功颂德之嫌，但另本“裴寂”却作“鄂国公尉迟敬德”。须知当时“逆案”已成定谳，“阉党”为士林民间唾弃，以阮大铖之老于世故，他不可能为这位已被崇祯皇帝钦定的历史罪人歌功颂德。这既不合时宜，也不符合阮大铖的个性。即使他要为自己叫屈，也只可能以“误上贼船”为借口，故作无辜状，来赢得士林民间的同情。阮氏《春灯谜》也许就玩的这种伎俩。明末王思任《序》谓：“中有‘十错认’，自父子、兄弟、朋友、夫妇、朋友，以至上下伦物，无不认也，无不错也。”清初顾彩序《桃花扇》曰：“《春灯谜》一剧，尤致意于一错二错，至十错而未已。盖心有所歉，词则因之。乃知此公未尝不知其生平之谬误，而欲改头易面以示悔过。”近人吴梅也谓：“《春灯谜》为悔过之书，所谓‘十错认’亦圆海平旦清明时为此由衷之言也。”但复社名士不能原谅他。

今人也许难以理解，以阮氏之雄厚家资，即使削职为民，他也完全可以过逍遥自在风流潇洒的生活，而不必摇尾乞怜寅缘求官，自讨没趣自取其辱。以他的才气，他可以选择另一条成功之路，实现自己的价值，也传名后世。事实证明，阮大铖在戏曲艺术上的才思，果真非同凡响。崇祯年间，著名小品文作家张岱与阮氏相交，曾应邀前往阮家，观看主人自编自导自演的《春灯谜》、《牟尼合》、《燕子笺》三剧，赞美备至。他后来在《陶庵梦忆》中还回忆道：“阮圆海家优讲关目，讲情理，讲筋节，与他班孟浪不同。然其所打院本，又皆主人自制，笔笔勾勒，苦心尽出，与他班卤莽者又不同。故所搬演，本本出色，脚脚出色，齣齣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余在其家看《十错认》、《摩尼珠》、《燕子笺》三剧，其串架斗笋、插科打诨、意色眼目，主人细细与之讲明。知其义味，知其指归，故咬嚼吞吐，寻味不尽。至于《十错认》之龙灯之紫姑，《摩尼珠》之《走解》之猴戏，《燕子笺》之飞燕之舞象之波斯进宝，纸札装束，无不尽情刻画，故其出色也愈甚。”古典戏剧今日大多已不可能在舞台上搬演，张岱的这种现场感受，我们无由获得，但即使通过文本阅读，也不难发现阮氏在戏剧创作上所展示的独特艺术才华。前人谓其“深得玉茗之神”，是说阮剧之唱词文情并茂神采飞扬，得汤显祖之神韵；但其音律和谐语言本色，又兼得吴江派之精妙。阮氏自诩其略胜汤显祖一筹者：“玉茗不能度曲，予薄能之。”而且对舞台表演也别有慧心。阮氏并非某一派的嫡传正宗，他是能博取诸家之长融会贯通而独自一家别开生面的大艺术家。

元明以来的中国古典戏曲，多以抒情表演为当行本色，而疏于戏剧结构，故王国维论元杂剧曰：“元剧关目之拙，固不待言。此由当日未尝重视此事，故往往互相蹈袭，或草草为之”，又曰：“然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明清戏曲，何尝又不如此？中国古典戏曲乃抒情的文学，引人入胜之处多在唱词之文情并茂音律和谐，辅之以舞台表演的绘声绘色曲尽其妙，便能博得满场喝彩好评如潮，而戏剧冲突的安排与戏剧结构的布置，非所关注非所长也。于是便有元杂剧在结构上之“四则”套式，明传奇在剧情上之程式化。即使如关汉卿、汤显祖这样的大家，在此方面也未见精彩。而阮氏之嘎嘎独造不同凡响，正表现在他对戏剧结构与戏剧冲突的高度重视与苦心经营。阮氏传世的四种曲皆才子佳人戏，才子可能困顿一时，但最终总是科场中的成功人士；而佳人也总是豪门闺秀，而且才貌双全。《燕子笺》也许是例外，次女角华行云乃青楼女子，但却是才子霍都梁的风尘知己，但他一剑双花，同时还赢得出身名门的佳人郦飞云的芳心。在一夫一妻多妾制的时代，两位佳人创造了平起平座不分嫡庶尊卑的奇迹，同为夫人。虽然曾为皇家封诰而斗气，最后也获得圆满解决皆大欢喜。这类故事，在古典戏曲小说中可谓司空见惯之老生常谈，但经阮氏精心编排，却能出奇制胜，化腐朽为神奇。考其能化腐朽为神奇的诀窍，除了他在曲文、宾白、音律、舞台表演等方面本色当行如鱼得水之外，更在于他精于戏剧结构的布置与戏剧冲突上的安排。我读阮剧，常叹其别具慧心机智过人。阮氏不愧是制造悬念的高手，剧中充满误会险象环生好戏连台，令观者难以释怀。可以说，阮氏不仅是抒情咏景的行家，也是叙述故事的高手。他是真得戏剧艺术之三昧，故能有意识地调动一切艺术手段以增强戏曲的“戏剧性”与观赏性，这在古典作家中可谓凤毛麟角。而且，与古典戏曲多敷演稗官野史者不同，阮剧多出自虚构，他自序《春灯谜》曰：“其事臆也，于稗官野说无取焉，盖稗野亦臆也，则吾宁吾臆之愈。”与其敷演稗官野史的虚构杜撰，不如驰骋自家想象，这大约也是阮剧能独出机杼的奥秘所在。

这样一位富有才气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家，却偏偏在官场游戏中丧失独立人格，一误再误，不仅祸害士林，也祸害国家，最后彻底身败名裂，被《明史》写入“奸臣传”。“奸臣”恶谥，也许有些夸张，但阮大铖乃堕落文人士林败类，则无庸置疑也不能置疑。我所感兴趣的是，阮氏乃一聪明至极之人，何以自甘堕落？更引人深思的是，这种自甘堕落在明末士林乃一种群体现象。即以党附宦官魏忠贤而论，也非三两个势利小人的个人表演，而是士林的群体行为，可谓“集体堕落”。崇祯即位，斥逐魏氏，诏定逆案，曾愤然曰：“忠贤不过一人耳，外臣诸臣附之，遂至于此！”《明史•阉党列传》序也谓：“明代阉宦之祸酷矣，然非诸党人附丽之，羽翼之，张其势而助之攻，虐焰不若是其烈也。”质言之，明末官场的腐朽黑暗，乃士林群体助纣为虐所促成，不能简单归罪某一宦官或奸臣。宦官专权把持朝政古已有之，巴结宦官也非明人独有的恶习，汉唐盛世皆不能免，但为了翦灭异己，不惜趋附谄媚宦官，形成利益集团狼狈为奸，时人斥曰“阉党”，却是明末士林的创举。故“二十四史”中唯《明史》于《宦官传》之后另立有《阉党传》。点击“二十四史”电子版，甚至“阉党”一词也仅见于《明史》。

明代宦官乱政始于英宗朝之王振，而为祸最烈者为明末魏忠贤，其党羽遍及朝廷内外，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名号，皆文武大臣，“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所谓“阉党”，循名责实，也非崔、魏集团莫属。鉴于宦官乱政的历史教训，明太祖开国之初曾立法：“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并镌铁牌置于宫门。而且还规定：内臣不许读书识字。在家天下的时代，祖宗遗训是不可轻易更改的王法。何况宦官出身低贱，是民间百姓也不齿的废人，他们不过是供皇帝驱使的家奴而已。但明成祖已开宦官预政的先例，遣太监郑和帅舟师下西洋，一则寻找建文帝的踪迹，再则炫耀国威。宣宗时则设内书堂，选小内侍入读。后来就有了司礼秉笔太监之设，俨然皇帝的私人秘书。但魏忠贤乃不识一字的泼皮无赖，被赌债所困走投无路，恚而自阉，万历年间入宫，后因谄媚熹宗乳母客氏而于天启朝为司礼秉笔太监。

文盲而为秉笔太监，对满朝文武颐指气使发号司令，这本来就是对士林的反讽，但士林的群体反应更让人感到震惊。据《明史•阉党传》，天启六年，浙江巡抚潘汝桢在西湖为魏忠贤建立生祠，其后全国各地官员争相响应，纷纷为魏氏立祠。南北两京也不甘落后，“都城数十里间，祠宇相望”，而“上林一苑，至建四祠”。为宦官建生祠，而且形成全国运动集体献媚，这可是空前绝后匪夷所思的壮举。更有厚颜无耻之士，最高学府国子监生陆万龄竟上疏称：“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忠贤诛东林。宜建祠国学西，与先圣并尊。”这岂止是亵渎圣贤，简直是羞辱士林。斯文扫地廉耻道尽，莫此为甚。

读《明史•阉党传》，我曾百思不得其解：中国读书人自古以来便自诩社会精英，居于“四民”之首，而获得国家功名的读书人，更是精英中之精英，何以能被一文盲宦官玩于股掌之间？历代儒家所宣扬而被程朱理学凸显的人格气节，所谓“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云云，在这里不过成了士林掩饰孱弱的遮羞布。可以说，宦官不过是器官被阉，而明末士林则是精神被阉。当然，也有不甘同流合污者，但大多数人选择了沉默，唯有东林党杨涟、魏大中等二三卒孤军作战。天启四年，左副都御史杨涟抗疏弹劾魏忠贤，历数其“二十四大罪”，其一即“毁人居屋，起建牌坊，镂凤雕龙，干云插汉”，但这是鉴于魏氏“将罗织诸人”的被动反击背水一战，而且顷刻间便被魏氏势力置于死地，“阉党”遂横行朝野，士林集体演出了空前绝后的滑稽丑剧。

我因此有感于明末士林之集体堕落。窃以为，此非一时一地之人心败坏，而是明代士林被“体制化”的必然结果。这里所谓“体制”，即以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据《明史•选举二》：“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俳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实际上是一种限定题目、文体、字数的标准化考试，从理论上说，这种标准化考试能最大程度地减少阅卷官由于主观好恶而引起的偏差或误差。但八股毕竟只是考试文体，既非学术的论衡，也非思想的阐扬，读书人研习八股，不过为的是获得皇帝即国家认可的功名，今之所谓“学位”“学衔”等是也。功名一旦侥幸获得，便可跻身官场，享受权力带来的荣华富贵。至于“显亲扬名”，更是题中应有之义。这结果当然非常诱人。要拒绝这样的诱惑，很难。《儒林外史》开篇即感慨道：“功名”二字，自古及今，哪一个是看得破的！

其实，以中国士林之世故，看破的不少，看淡的却不多。明末士林集体堕落的主要原因也许就在这里：明知八股之学是“伪学术”，而且流行二百余年在明末已演绎成纯粹的文字游戏，但却自欺欺人假戏真做，还煞有介事地组织各种文社，以文会友切磋时艺，社盟、社局动辄聚集千人，而且编选刊刻出《社稿房书课艺》、《文选会议》之类的论文集，炒作得天下皆知。这当然不是研讨什么学术，更无思想的真知灼见，无非是文字游戏语言垃圾，黄宗羲就曾讥为“时文批尾之世界”，今谓之“伪学术”，但因其乃国家功名所系个人名利攸关，士林群体也就逢场作戏乐此不疲。后人曾痛斥八股取士败坏学术销磨士气，如顾炎武便谓：“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吴敬梓假托明代的纪实小说《儒林外史》更是入骨三分地刻画了“体制”内外士林的种种丑态，作者假借元末明初的画家诗人王冕之口说：“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又预言道：“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但这是后话，而且是体制外的声音。在明末的现实语境中，八股取士尽管已是弊端丛生漏洞百出的体制，但除非你心甘情愿被淘汰出局或自我放逐成为体制之外的边缘人，否则只有一种选择：适应体制，自觉或不自觉地被体制同化。事实上，中国古今士林缺乏的就是超越精神，他们汲汲于国家功名，且美其名曰“入世精神”，而一旦国家功名的获得成为一种“体制”，如明代的八股取士，即使精神饱受折磨人性倍遭扭曲，他们选择的不是抵制或反抗，促成体制的革新，而是尽可能适应体制，甚至无可奈何地被体制同化，泯灭个性丧失自我，也在所不惜。晚明戏曲作家汤显祖也是中过进士的，他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式的杰作《牡丹亭》虽未能突破“金榜题名钦赐婚姻”的俗套，但却已深切感受到士林这种生存状态的荒谬，故后来又有《邯郸记》与《南柯记》之作，视科第功名荣华富贵为梦幻泡影。这在当时可谓空谷足音。明人笔记多盛称科第之事，如某科状元某人三元会，某家三代夺魁，某家祖孙或兄弟同中进士等，是士林津津乐道的热门话题。晚明公安派文人江盈科《谐史》记江西人罗念庵中状元后，不觉常有喜色，语人曰：“某十年胸中遣状元二字不脱。”未免俗气可笑，但却是真情实语。故江氏谓：“此见念庵不欺人处。而国家科名，即豪杰不能不嗜膻，亦可见矣。”明末士林之心态，由此可见一斑。八股之学不仅刺激了士林投机取巧的侥幸心理，而且孕育了假大空的学风与虚伪矫情的士风。人性固有的弱点，中国读书人历代相传的劣根性，在这种“体制”的引诱鼓励下，恶性膨胀。晚明李贽力倡“童心”之说，直斥“六经《语》、《孟》，乃道学家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一针见血。但李贽为他的思想付出了惨重代价，连文坛上的前卫人士袁中道也声称，他虽仰慕李氏其人，但不能学也不愿学也。至于已被体制彻底同化丧失自我的士林中人，那就不仅成为假道学伪君子，而且是官场上的变色龙。

中国士林的这种腐化蜕变历代皆有，但在明末却蔚然成风，饱读《诗》《书》在科场上过关斩将脱颖而出的士林精英，居然集体堕落，俯首贴耳听命于一文盲宦官。这与“体制化”所化成的一代士风，未始没有因果关系。阮大铖并非愚昧之徒平庸之辈，他在戏剧创作上所展示的才气与机智，以及他在官场上的前后表演，都证明他是士林中之精英。他之寅缘阿附魏忠贤，心甘情愿上贼船，非头脑天真是非莫辨，而恰恰是出自中国读书人的世故精明，一种试图在体制内左右逢源的世故精明。这种世故精明，古今士林皆有，而在明末被发挥到极致。朱自清论传统气节，谓中国读书人有节无气，其实在明末，很多读书人连所谓“节”也谈不上，何论其“气”？无所以谓道义也无所谓原则，而唯利是图唯上是从，这就是八股取士“体制化”所造就的士林群体品格。阮大铖的堕落不过个案而已。

明末士林的集体堕落，在八股取士文人政治的格局中，也就造成吏治腐败官场黑暗贿赂公行。东林党虽廉洁刚正号称“清流”，也不幸被污受其连累。据《明史》东林党诸君子传，魏忠贤加害东林党所罗织之主要罪名，非政治的而是经济的：受贿。据《明史•魏大中传》，阉党借汪文言之狱，将东林党一网打尽，而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等皆被诬以受贿罪。《明史•杨涟传》：“（阉党）许显纯诬以受杨镐、熊廷弼贿，涟等初不承，已而恐以不承为酷刑所毙，冀下法司，得少缓死为后图，诸人俱自诬服。”我相信东林诸君子的人格，绝不可能为中饱私囊而拿政治原则个人清誉作交易，但在明末士风堕落学术腐败吏治腐化的大环境下，谁还相信你廉洁自律出淤泥而不染？魏氏这一招也真夠狠毒：贪官污吏人人憎恨，既加之罪，何患无辞？我想当年东林党招权纳贿的罪状，以圣旨名义昭告天下时，不明真相的民间百姓也许还拍手称快。否则魏忠贤何以因诛东林而得到民间士庶拥护？据《明史•阉党传》，浙抚潘汝桢之在西湖为魏氏首建生祠，乃“徇机户请”。机户，就是今所谓“工人阶级”，普通百姓而已。假民间百姓之名，而行阿谀奉承之实，这本来就是文人政客惯用的伎俩。

魏忠贤虽不幸而为文盲，赌场失意，不惜自宫，以人生为赌注。但他不是弱智。集体献媚的全国运动，是否真代表士林民间的心声，我想魏氏一定心知肚明，偷着乐。他是真正看透并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中国士林的劣根性。士林中人虽好读书，圣贤书，但读书不一定能增长智慧，何况是迎合“体制”的读书？八股取士造就的读书人，能如东林诸君子者本来就是风毛麟角，而东林又多意气书生，宜乎其被一文盲宦官玩于股掌之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