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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虚乌有的赵氏孤儿
来源:  作者:  点击:次  时间:2008-07-01 00:00于哲学网发表

 

 



    有一部惊天地、泣鬼神的春秋大戏。戏中有一群感天动地、光照日月的千古义士。这支义薄云天的义士群体,至少从元代有戏剧始,就已浸入我们民族的骨髓,文明的血脉。千百年来一直感召着戏台下一茬茬陶醉其间的看客们,甚至征服了二百七十多年前高鼻子蓝眼睛的西洋艺术家,如德国诗人歌德、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英国谐剧作家默非等。如今它已成为各大剧种、各大流派久演不衰的经典大戏,甚至有人把它同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相提并论,至今人们仍在不停地对它进行重新演绎改编。王国维把它与《窦娥冤》并列,称之为:“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

     

    这部大戏就是影响中国近千年的经典名剧——《赵氏孤儿》。

     

    在这部荡气回肠的千古大戏中,昏君奢靡无道,奸臣穷凶极恶,忠良惨遭诛戮,义士舍身取义,慷慨悲壮,自始至终荡涤着一股磅礴的英雄主义冲天气势。为我们塑造出勇士锄麑、殿前太尉提弥明、桑下饿汉灵辄、草根郎中程婴、暮年烈士公孙杵臼、刚烈将军韩厥、社稷重臣赵盾和贞烈公主赵庄姬等一系列皇权时代楷模典范式人物。

     

    千百年来,人们每每以该故事源自煌煌史家巨著《史记》为由,把它奉为深信不疑的历史真实。殊不知,完全真实的历史是个没有解的方程,永远也不可能找到它真正的谜底。司马迁也不例外,自从他抛出这段悲壮的历史事件以来,围绕赵氏孤儿事件的真伪,历代学者们就踏上了孜孜不倦的漫漫求索路。自汉代王充的《论衡》始,到唐代李翰的《蒙求记》、刘知己的《史通》,宋代的《容斋随笔》、《困学纪闻》、《梁氏史记志疑》,一直到当今的各路学者专家,从未停止过对该事件探究与争鸣的脚步。

     

    让我们继续沿着历代学者的足迹,走入卷帙浩繁的典籍黄卷,去亲近“赵氏孤儿”中一个个令我们灵魂悸动的久远先人吧!

     

    一、锄麑、提弥明、灵辄——借问英雄何处

     

    作为纪君祥大戏舞台上第一个披着夜色登场的勇士——锄麑(也作鉏麑),他的使命简单而残忍——奉奸臣屠岸贾之命夜刺赵盾,剪除其政坛上的冤家对头。然而,英雄的锄麑与莽撞刺客最大的区别是,在夜幕下的摇曳灯光中,他能一眼看出赵盾是位正气浩然的忠臣良将。侠肝义胆的勇士,竟一时不忍下手,毅然决然地一头撞向那棵似乎早已为他准备好的老槐树,悲壮而死。

     

    舞台上倒下一位刺客,看客们的心中站起了一位义士!大戏一开幕,就被一种愤懑悲怆的气氛所笼罩。锄麑第一个完成了皇权时代义士兼大侠形象的塑造使命。后来《铡美案》中的韩奇,就是锄麑不折不扣的形象翻版。

     

    关于锄麑的刺杀行动,《国语·晋语五》的《赵宣子为政》和《史记·晋世家》只是简单地一笔带过,远没有大戏舞台上那么酣畅壮烈。不过史书与大戏的一点重要不同之处是,锄麑并非受屠岸贾雇凶杀人,而是奉国君晋灵公圣命行事。面对凛然正气的赵盾,老刺客突然遇到了新问题,《晋世家》中的他不禁喟然长叹:“杀忠臣,弃君命,罪一也。”正义感十足的他,既不愿杀忠臣,也不愿违君命,在他的眼中都是一样的罪过!义士只能用义气的手段了断此事——碰死了事!这就是侠客与恐怖主义组织的最大不同之处,但戏台下的看客们大都把这笔血债记在了奸臣屠岸贾的头上。

     

    应该说,是纪君祥先生拭去了锄麑身上的历史尘埃,对他进行了重新包装演绎,一千五百多年后浓墨重彩地重新闪亮登场。戏台上的锄麑“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从而使上至皇族权贵、下至普通百姓,都欣然接受了这位英雄人物。从此,锄麑的舞台形象丰满正当起来,一代代国人认识了这位春秋时代的肝胆侠士。

     

    纪君祥大戏中第二个闪亮登场的英雄叫提弥明(也作示眯明)。他是在屠岸贾放出饿犬神獒追扑赵盾的千钧一发之际,突然现身的。这位身居晋灵公殿前太尉要职的武官,比撞树的锄麑更富有正义感和超人胆略,竟明目张胆地在君王面前“弃君命”,临阵反戈,一瓜槌打断神獒的腰骨,随之力劈神獒,当场解了忠臣赵盾的燃眉之危。

     

    赵盾趁机乘车逃跑,可他的驷马锦车已被蓄谋已久的屠岸贾提前偷走两匹马,卸掉一只轮子,动弹不得半步。在此危难之际,晋灵公的殿前卫士、当年受过赵盾一饭之恩的饿汉灵辄同时反水,挺身而出。他一臂抬起车轴,一手挥鞭驭马,一路狂奔,杀出重围,救下赵盾一命。

     

    灵辄是纪先生大戏中第三位登台亮相的慷慨勇士。

     

    激战中提弥明被晋灵公的卫戍部队杀死,弃君命者,终遭君诛;灵辄不知所终,即使再回到桑树底下,估计也做不成他的潇洒饿汉了。

     

    戏台上个性如此鲜明的二位英雄,在《史记》中却是隐隐约约,模棱两可的形象。《赵世家》仅提到“桑下饿人”回身救顿,而不见饿人姓名。《晋世家》仅提及提弥明一人而不见灵辄现身,而此处的提弥明成了灵公的厨师,根本不见戏台中二人精彩搏杀的救顿场景。有学者说,这是司马迁把灵辄和提弥明二人混为了一谈,致使《史记》中的英雄都仅以含糊其词的桑下饿人身份出现。

     

    在此稍前的《吕氏春秋·报更》中记载的桑下饿人同样没有姓名,只是以“何以为名,臣骫桑下之饿人也”,自报家门。后来的散文家刘向在《说苑·复恩》中,也记载过赵盾救治桑下饿人之事,但饿人在《说苑》中依旧没有名字,故事仅以“赳赳武夫,公候干城。济济多士,文王以宁”而作结。唯有更早的《左传·宣公二年》指出过桑下饿人为灵辄,并提及提弥明杀獒救盾之事,使我们终于得以在正史中找到了义士的名字。

     

    学者们尚且如此木讷,而不读书的普通百姓们,更难得识其庐山真面目了。还是该感谢纪君祥先生,是他让二位英雄高大鲜活起来,走入芸芸众生的视野。在游侠辈出的春秋时代,出现提弥明、灵辄这样的侠客并不奇怪。

     

    同样,史书中二位义士勇救赵顿的业绩,与纪先生笔下的奸臣屠岸贾没有关系。欲置赵盾于死地的仍是晋灵公本人。可见当时国君灵公与权臣赵盾之间的矛盾已是势不两立,不共戴天。这才导致了后来赵盾的弟弟赵穿弑杀灵公,继任的景公诛杀赵氏所谓的“赵氏孤儿”事件的最终爆发。

     

    二、真假韩厥

     

    纪君祥大戏中的韩厥形象更为高大闪光,他大义凛然,舍生取义,不但仗义放走义士程婴,而且为打消程婴救孤的后顾之忧,慷慨自刎。刚烈不折的韩厥,像苍穹中一颗耀眼的流星,为人世间掠过一道凛然的正义蓝光之后,便匆匆消失在重重帷幕的舞台深处。

     

    其实,这更是纪君祥先生一手包装的典型戏剧式英雄。可韩厥压根儿不是《铡美案》中韩奇式的小人物,在铿锵激越的舞台上一死了之后,便能消失于岁月的漫漫尘埃,再无人问津。史书上的韩厥,不但没有自杀,而且一直是晋国政坛上炙手可热的专权六卿贵族之一。他不仅是赵氏灭族的铁杆儿反对派,还是极力扶植赵氏重新崛起晋国政坛的幕后策划与支持者,更是战国七雄之一韩国的开山掌门人——赫赫有名的韩献子。如果他当时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自杀了,就不会再有后来的赵氏崛起,三家分晋,以及登上战国历史舞台纵横捭阖的韩国。

     

    实际上,韩厥与赵氏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政治渊源。早在《国语》的《晋语》五——《赵宣子为政》中就有赵盾举荐韩厥为晋军司马,以及韩厥在河曲之战中严格执法,力斩赵盾车夫的记载。赵盾非但不怪罪韩厥,反而大加赞赏。韩厥也由此成为司马一姓的鼻祖。从此韩厥在赵盾的扶持下,在晋国政坛扶摇直上,成为赵氏牢不可破的政坛同盟军。各种史书对韩厥政坛活动的记载更是络绎不绝。

     

    让他慷慨赴死,是纪君祥给他,也给历史及后来的我们,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正是由于韩厥与赵氏之间的这层政治联盟,《史记》称,当赵氏被诛族时,韩厥极力为赵氏辩解,力阻屠岸贾,并及时向赵朔通风报信。他的努力失败后假称有病,闭门不出,以示抗议。据《左传》及相关史料分析,仅仅两年后,韩厥利用晋景公病重期间做的恶梦,大做文章。他引经据典,含沙射影,极尽口舌之功,甚至不惜安排亲信装神弄鬼,对景公连唬带吓,恩威并施,终于得以为赵氏平反昭雪。可以说政坛地位显赫的韩厥,才是赵氏复兴至为关键的人物。

     

    是纪君祥先生刻意拔高了专权贵族们的道德情操,为他的传世大戏添一份悲壮色彩而已。

     

    三、莫须有的程婴与公孙杵臼

     

    程婴和公孙杵臼,无疑是纪君祥这部经典大戏中最有分量、最出彩的明星大腕儿。

     

    在这部大戏中,程婴是个身份卑微的地道小人物——草泽郎中。他只是贵族赵朔一位游走江湖的布衣朋友,可正是这位不起眼的草根小人物,胸怀王公贵族不可能有的仁心仁术,用自己卑微的孱弱双肩,扛起了赵氏救孤复兴的猎猎大旗。

     

    他第一时间赶到下宫,把孤儿藏入药箱,带离险境;慷慨陈词,说服宫门守将韩厥,大义放行,慷慨自刎;他吞下血泪,缴出襁褓中嗷嗷待哺的亲生幼子,桃李代僵,换下孤儿赵武;救孤双簧戏,他选择了公孙杵臼认为难办的抚孤复仇;他红心白脸,忍辱负重,用小人物的可怜尊严,换取了奸贼屠岸贾的信任,才得以苟延残喘,苟活于世。

     

    在孤儿幸福成长的十几年漫长岁月中,他独自吞咽着卖孤求荣的恶名、戟指唾骂的侮辱,在生不如死的政坛魔爪下左右逢源,含辛茹苦,终于把孤儿赵武拉扯成人。为使一张白纸般的赵武燃起复仇的烈焰,他煞费苦心,画图说古,痛说家史,控诉奸佞,终于策动懵懂的赵武,挥舞起复仇的利剑,杀向十恶不赦的屠岸贾。当赵武如日中天登上晋国权贵豪门的风光舞台时,本该坐享富贵的程婴却悲壮自杀,赴阴曹地府向他的同道盟友韩厥、公孙杵臼,还有托孤的好友——赵朔夫妇,报告托孤的胜利消息去了!

     

    大戏中的退休老臣公孙杵臼,本已归隐山林,万事无忧,任凭庙堂之上波诡云谲,血肉横飞,与他已毫不相干。可纪先生这部大戏中的义士没有一个是官场油条,哼哈先生,公孙老人虽已烈士暮年,但血性依然刚烈如火,足以使朝堂上那些荷枪执戟的各路将军贵族们黯然失色。苍髯公孙闻讯挺身而出,白发与银须共舞,与程婴的双簧戏配合得鬼哭神泣,天地动容。老迈之躯被屠岸贾“打的来不知一个颠倒”。没有钢铁般的意志,岂能“熬的住这三推六问”?最终老义士酣畅淋漓地选择了他认为简单的任务——为救孤儿轰然撞阶献身。

     

    这部经典悲剧瞬间推向高潮!二位义薄云天的千古义士,从此光照日月,润泽后世,共同托起了这部大戏惊心动魄的不朽灵魂!

     

    但翻开《史记·赵世家》,程婴的形象反差,就像吃了苍蝇一样令人倒胃。不但韩厥未死,而且程婴桃李代僵,献出自己宝贝儿子的事,也压根儿就从未发生过,而是纪先生移花接木式的乾坤大转移。司马迁明确告诉我们,“乃二人(程婴、公孙)谋取他人婴儿负之,衣以文葆,匿山中。”(《史记·赵世家》)是程婴伙同公孙杵臼,把“谋取”的“他人婴儿”慷慨缴给了屠岸贾!这事与戏台上程婴的同龄幼子没有丝毫关系。这不能不令我们世代敬仰的义士形象注水,英雄气概褪色。

     

    更为遗憾的是,这部取材于《史记》的经典大戏,不知寄托过多少仁人志士理想化身的程婴和公孙杵臼,被众多的学者指出,这是司马迁杜撰出来的彻头彻尾的小说式人物。翻开《史记》,其中的《晋世家》对二位义士只字未提,《韩世家》仅有躲躲闪闪的寥寥数字,就一笔带过,唯有《赵世家》详细记载了两位敢死志士的英雄壮举。其他或前或后如《左传》之类的相关史书,更是无从谈起。这只能成为令人遗憾的历史孤证,其说服力大打折扣。

     

    并且司马迁的《赵世家》还有一个奇怪现象,那就是从赵氏先祖中衍到赵简子之父赵景叔,时间跨度起码涉及到赵氏家族二十多代,太史公共用了两千多字,单赵氏孤儿的故事居然占据了一半的篇幅。且赵朔之前和之后的事情都叙述得非常简单,唯独这个事件故事性极强。整个事件过程、人物对话,完全是小说式的生动语言,不能不令人怀疑它的真实性。

     

    程婴把屠岸贾带到山中,随便指着一个叫公孙杵臼的老头儿,说他怀中的孩子就是赵武,并要求屠岸贾给他一千金的赏赐,狡诈的屠岸贾能相信吗?其实程婴完全可以把假孤儿直接放在赵庄姬的下宫,然后带着屠岸贾来杀,这样还可以使公孙老人免去一死之灾。

     

    看来,惨遭汉武帝摧残的司马迁,在叙述这段洋溢着英雄主义悲壮色彩的历史时,还是过多地融入了他个人的人生理念和道德取向。面对尘世中太多的邪恶与不公,他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多么渴望有程婴、公孙杵臼之类的侠客义士从天而降,路见不平一声吼,拔刀相助,去踏翻世间那些张牙舞爪的鬼魅魍魉。

     

    四、假烈女 真淫妇

     

    在我们击节感叹舞台上一个个男性英雄义士的同时,一定也不会忘记那位同样慷慨悲壮的贞节烈女——庄姬公主。

     

    当赵朔被屠岸贾假传圣旨,赐三般朝典自杀身亡后,孑然一身的公主没有被黑云压城的血腥阴霾所吓倒,而是“遇急思亲戚,临危托故人”,把高贵的王室贵族之膝,跪向了卑微的草根郎中程婴:“你则可怜见俺赵家三百口,都在这孩子身上哩!”“你怎生将这个孩儿掩藏出去,久后成人长大,与他赵氏报仇。”

     

    当程婴表露出她娇嫩的金枝玉叶难以承受屠岸贾的残酷拷问时,公主的表现同样不逊色于一个个慷慨赴死的男性义士,只一句“罢,罢,罢,我教你去的放心”,掷地铿然有声,转身慷慨自缢。以死来取信并托孤于程婴,彻底打消了程婴的担心和疑虑。同时也体现了这位刚烈女子对其丈夫的那腔深情大义:“他父亲身在刀头死”,“为母的也相随一命亡!”

     

    巾帼不让须眉的公主,死的同样悲天怆地,摄人魂魄!后来明代传奇作家徐元久创作的《八义记》,其中“一义”就是这位刚烈贞节的庄姬公主。

     

    司马迁《赵世家》中的庄姬公主可没有纪君祥笔下这么刚烈侠义,她只管生下赵武,剩下的工作都是程婴操办的事。

     

    其实在庄姬问题上,我们大家都让纪君祥给蒙蔽忽悠了。戏是养眼好看了,可原谅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蛇蝎般坏女人。《左传》及历代学者们众口一词地指出,庄姬根本不是这起事件的受害者,而是这起事件彻头彻尾的始作俑者,赵氏灭族最直接的罪魁祸首。如果还能在她身上读出什么贞节侠义,那简直就是对所有义士英灵的摧残与亵渎!

     

    幸亏还有更老的《左传》白纸黑字地记着这事:

     

    鲁成公四年(前587年):“晋赵婴通于赵庄姬。”——赵婴与赵庄姬勾搭成奸。

     

    鲁成公五年(前586年):“原、屏放诸齐”,“之明日而亡。”——原、屏即赵同、赵括,因此将赵婴放逐到齐地,不久赵婴客死他乡。

     

    鲁成公八年(前583年):“晋赵庄姬为赵婴之亡故,谮之于晋侯,曰:‘原、屏将为乱。’栾、郤为征。六月,晋讨赵同、赵括。……以其田与祁奚。”——赵庄姬因情夫赵婴被逐而死之故,怀恨在心,三年后向晋侯诬告赵同、赵括将要犯上作乱,政敌栾氏和郤氏趁机出面做伪证,倾轧二赵。于是,当年六月赵同、赵括被晋侯所灭,其家产划拨给了祁奚。

     

    《左传》的这段记载清晰地告诉我们一个完全不同于《史记》的另一版 “赵氏孤儿”,已被众多的历史学者揭示并认可。这完全是赵氏集团萧墙之内一起彻头彻尾的乱伦加火并事件,直接导致了赵同、赵括的灭族惨祸。

     

    相关史料显示,赵同、赵括与赵婴是亲哥仨,与赵盾是同父异母兄弟,都是赵衰的儿子,赵朔的叔叔。赵朔英年早逝后,庄姬公主耐不住青春寂寞,红杏出墙,与丈夫的叔叔赵婴勾搭成奸。作为家族掌门人的赵同、赵括,自然不能容忍这种乱伦之风的蔓延,辱没赵氏门庭,于是行使起掌门的权力,把赵婴流放到齐地,致使赵婴客死他乡。由此遭到庄姬的疯狂报复,凭借其公主的特权身份,向晋景公告赵同、赵括的黑状,诬陷他们哥俩要犯上作乱。同时,也得到赵氏的政敌栾氏和郤氏家族的大力支持,因此赵括、赵同两家遭到了灭族之灾,田产也都转给了祁奚。

     

    同时,在《国语·晋语六》中韩厥也说:“昔吾畜于赵氏,赵孟姬之谗,吾能违兵”。赵孟姬就是庄姬,再次旁证了庄姬的罪恶。在这次灭赵行动中,韩厥按兵不动,没有落井下石。至此,庄姬公主狰狞肮脏的嘴脸,已是一览无余。

     

    说她是假烈女,真淫妇,应该没有冤枉她!

     

    纪君祥是写戏的,戏要编排的好看,这或许无可厚非,而万世敬仰的太师公,在《史记》中不但对庄姬的通奸和诬陷行为只字未提,还把她的罪责全都安在那个叫屠岸贾的头上。并让屠岸贾三番五次兴风作浪,翻出当年“赵盾轼其君”的历史旧账,假传王命,擅自发兵屠杀了赵同、赵括、赵婴、赵朔整整四家,并非《左传》中提到的赵同、赵括两家,极大渲染了这起事件的戏剧色彩及血腥程度。

     

    五、残酷的历史逻辑

     

    其实,无论是司马迁,还是纪君祥,都在这段事件中过多地掺入了个人浓烈的感情色彩,把舍生取义、重信守义的道德光环无限放大,从而掉入小说戏剧的俗套巢臼,让人们仅仅停留在其张扬的道德层面上回味反刍,而忽略其背后真正的深层次历史密码。

     

    沉重的历史真相远非如此富有道德传奇色彩,而是有其自身残酷血腥的逻辑规律。庄姬的诬陷仅仅是事件的导火索,根本原因应归结于赵氏家族在晋国政坛上势力的无限膨胀,一族独大,以致无人能与之比肩,已严重威胁了晋国国君及其他同僚的切身利益。

     

    物极必反,盈极必亏,同样适用于赵氏一门。

     

    赵氏家族从赵盾这代起,就开始了独揽晋国朝纲、左右王国政局的专权时代。“如夏日之可畏”的赵盾,远没有其“如冬日之可爱”的父亲赵衰那样高风亮节般的政治风范。他一上台就排挤他人,打击异己,培植自己的亲信,一权独大,擅自废立新君。先驱逐了与赵氏争权的狐氏,后又提拔了自己的亲信韩厥。晋襄公死后,他敢犯“先君之余威”,不立襄公的嫡太子夷皋为君;不顾王后及其他卿族大夫的反对,擅立襄公的庶弟公子雍为王。虽然最终未能成功,但足以显示其在晋国政坛一权独大、令君权旁落的跋扈之威。他严修政令,整肃刑狱,追捕逃亡,推行契券,削除积弊,实施新政,史称赵宣子之法。曾先后两次代表晋国国君在扈、衡雍两地与各国诸侯会盟;多次以天下盟主自居,兴正义之师,讨伐那些纲常混乱的诸侯小国。当时天下诸侯中可能没人不知道晋国的赵盾,而知道晋国君王的可能不多!

     

    成年后的晋灵公,已到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程度了!几次欲置赵盾于死地,赵盾被迫逃亡,激怒了气焰嚣张的莽撞赵穿,一怒之下竟杀死了灵公。虽然董狐直笔,赵氏势力依然如日中天,赵盾又擅立襄公的弟弟黑臀为君,史称晋成公。赵盾如执傀儡,玩晋国君王于股掌之中,翻云覆雨,已使君权形同虚设。

     

    晋成公上台后,吸取了晋灵公的失败教训,不敢再与赵盾明火执仗地对峙,但暗斗仍在继续,也更讲究策略。他曾借三军增加编制之名,把朝中卿大夫名额增加到七姓十二卿。试图扩大其他氏族势力,以期打压赵氏的政治空间。

     

    晋成公六年(公元前600年),不可一世的老赵盾终于死去,君权一族并未由此感到轻松。他的儿子赵朔接班,赵氏势力依然不减,依然掌控着晋国的军政大权,还居然娶了成公女儿庄姬为妻。

     

    晋景公继位后,继续实施韬光养晦的斗争策略,不动声色地提拔栾武子为正卿、中军将,借助栾氏家族势力,继续排挤赵氏。赵婴被放逐时曾向赵括告饶:“有我在,栾氏不敢轻举妄动;我不在了,两位兄长就有性命之忧了!”(我在,故栾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忧哉!(《左传》))《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前550年)也说:“赵氏以原、屏之难怨栾氏。”可见,当时赵氏与栾氏之间的矛盾,已到了尖锐化、表面化,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这也同时表明晋景公借力打力的韬光养晦策略,取得了显著成效。赵氏的反对派势力已经形成,其衰落已是水到渠成,早晚之间的事了。

     

    这其实是春秋时代国君与卿族、卿族与卿族之间,错综复杂的长期无法调和的争斗乱象的一个缩影。后来晋国又发生的三郤灭门案、国君被弑案,都是同一类历史悲剧的重演和继续。

     

    同时,有学者推测,赵氏家族内部的嫡庶之争,也加速了其诛族的历史进程。

     

    早在赵盾在世时,就已嗅到家族内部的不和气息。为维护赵氏家族整体利益,使家族嫡庶各成员都能和衷共济,共同对付来自君权和异姓势力的双重围剿,他不惜牺牲自身利益,把赵氏的公族“嫡”位慷慨让给了同父异母兄弟赵括,自己甘居庶族之位。

     

    史料显示,赵盾嫡庶位置的变换,可能没有影响他儿子赵朔的地位,但对赵朔儿子赵武的未来可能构成了威胁。到了赵朔时期,也许这小子觉得他老婆是公主,后台强硬,对自己一支在家族内部地位的下降,心存强烈不满,试图伺机为儿子赵武争回“嫡”位大宗,于是对老爷子曾经的良苦用心,不管不顾了。可能由此引发过赵朔与几位叔叔之间的不少龃龉。赵氏家族内部矛盾的日益凸现,加剧了其颓势的迅速蔓延。

     

    必然中潜伏着偶然,赵朔死后,赵氏家族又爆赵婴与侄妻庄姬私通的性丑闻。赵括、赵同为此放逐赵婴致死,引发庄姬报复泻愤,更不能排除她为儿子赵武争夺嫡位大宗的图谋,诬陷赵同、赵括谋反。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早已磨刀霍霍的栾氏和郤氏,趁机同时倾轧;长期遭受赵氏打压的君权代表——晋景公终于盼到了其朝思暮想的这一天。以景公为首的各方势力同时扑向赵括、赵同,于是公元前583年(景公17年,并非《史记》记载的景公3年)下宫之役终于爆发。

     

    因这次行动主要针对赵括、赵同两家,随母蓄养在宫中时年八岁的赵武毫发未损,甚至应该是这次事件的受益者(见《左传·襄公十三年》鲁叔孙豹、穆叔见赵武部分,并非《史记》记载的赵武为命悬一线的遗腹子)。虽然赵武成年后,在晋国也曾有过一番作为,但赵氏一族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再也无力与君权争锋,结束了赵氏家族专权晋国政坛长达四十年的历史格局。

     

    但令景公始料不及的是,请神容易送神难,他前脚送狼,后脚又来虎,赵氏衰落后,国政转而落入栾氏家族的掌控之中。一山不容二虎,随后,栾氏与郤氏之间又开纷争,晋国从此陷入卿大夫无休止的争权夺势的多事之秋。王室已无力左右局面,最终导致晋国末年的“六卿专权”局面。

     

    一部霸主纷争的春秋史,同时也是一部各大家族你方唱罢我又登场的血腥兴衰史。

     

    六、关屠岸贾屁事儿

     

    屠岸贾无疑是纪君祥大戏中十恶不赦的头号反面人物。似乎他头上长疮,脚底流浓,丧尽天良,邪恶透顶,做尽了人间坏事。

     

    他先派锄麑实施暗杀伎俩,失算后丧心病狂,又放饿狗咬盾。黔驴技穷后凶相毕露,矫诏拥兵,诛杀赵氏满门三百口。孤儿漏网后,惨无人道,不惜株连全国同龄婴儿。对付义士,穷凶极恶,不择手段。大戏闭幕前夕,恶贯满盈的屠岸贾,终遭报应,被赵武灭们九族。

     

    以暴易暴,邪恶终能被正义战胜,成为我们民族戏剧写作的经典范例。

     

    屠岸贾简直成了世间所有邪恶的化身。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屠岸贾的成功塑造,成全了纪君祥及其这部千古经典大戏。没有屠岸贾,也就没有赵氏孤儿,天下也不会有人知道元朝还有一个叫纪君祥的人。

     

    然而,屠岸贾很可能是实实在在被冤枉的。历史上是否真的存在过屠岸贾其人,非常值得怀疑。按照司马迁《赵世家》的说法,屠岸贾得宠于晋灵公时期,任晋国的司寇高位。单从他敢于不请而围攻灵公下宫,擅诛赵族,且不受责罚的情况推断,他应该是专擅晋国国政的大腕儿权臣。但在同一部《史记》的《晋世家》灵公、成公、景公时期的全部记载中,对他均不置一词,且《春秋》、《左传》也未见有此人的记载,更不要说他率领诸将讨伐赵氏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了。

     

    据《左传》及《晋世家》记载,至少在晋景公十七年赵氏灭族之前,晋国势力较大的卿大夫是栾氏、韩氏、郤氏、士氏、赵氏,并没有什么屠氏。如果屠岸贾真的像《赵世家》说的那样,是晋国轰动一时的权臣,《左传》及《晋世家》不应该漏掉这么一位重量级历史人物,至少在记述晋国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时,应该披露一些关于他的蛛丝马迹。然而,研究此事的学者们都很遗憾。

     

    如果说在晋景公灭赵事件中,真有某个权臣能起主要作用的话,那么,这个人应该是趁机倾轧赵氏的栾氏家族中的栾书,而不该是屠岸贾。

     

    大戏锣鼓喧天,史书浩瀚如烟,凭谁问,屠岸贾,你究竟是谁?

     

    七、样板戏就这样炼成了

     

    其实,正如哲人所言:世上既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无论司马迁《史记》的史料取舍,还是纪君祥《赵氏孤儿》的人物演绎,无不饱含着作者旗帜鲜明的阶级立场和价值取向,尤其是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它能成为传唱近千年的经典样板戏开山鼻祖,更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典型的政治伦理特征。

     

    帝王将相们一手遮天的家天下,需要一部这样主旋律色彩鲜明的样板大戏,去诠释和弘扬他们政治伦理的合理性;一家家王朝的独裁者们,也需要这么一部生动鲜活的普及教材,去给想入非非的芸芸众生洗脑愚化,统一思想。王朝中如赵盾之流的主子们,理应要打造得如神似圣,令怀有非分之想的野心者打消觊觎之念;奴才们如程婴之流,要塑造成不食人间烟火的忠义标本,以资更多的草根生命去膜拜效仿,王朝的一姓江山才有希望保持稳固而常青,这几乎是几千年来家天下的既得利益者共同的心里诉求。《赵氏孤儿》的应运而生绝非偶然,无疑是家天下政治土壤中精心哺育的王朝宠儿。

     

    纪君祥的生卒年代资料不详,但他生活在宋元交替时期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偏差。正是这个王朝更迭、乾坤倾覆的纲常混乱时代,为《赵氏孤儿》的诞生和成长造就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以及顺风顺水的政治气候和土壤条件,使其携带着那个时代典型的王朝烙印,走近我们眼前。

     

    在那个特殊时代里,坐《百家姓》头把交椅的赵姓,高处不胜寒,是处在风雨飘摇中大宋王朝的江山国姓。历任宋王爷也都以赵武的嫡传正宗自居,于是赵姓便有了其政治领域中敏感而特殊的意识形态意义。在那个王朝老态龙钟的晚年,不称职的徽钦二帝被剽悍的蒙古人掳至北国,不无悲壮地成了大宋遗老遗少们心中一对年龄不菲的赵氏老孤儿。此时的宋朝臣民们再次捧读《赵世家》中的赵氏孤儿,其灵魂震动及共鸣程度,就不能与别人同日而语了。赵武不再是距此一千多年前程婴襁褓中那个咿咿呀呀的孩童,更不是寄托着当年赵国基业复兴崛起的一代先祖,而是具有了当下实实在在的现实政治意义。救孤复仇,也就不仅是赵氏家族及其同盟者的不朽使命,更成了大宋王朝一个个忠臣良将、孝子贤孙们的黄粱大梦。

     

    “君不见,韩献子,晋将军,赵孤存;千载传忠献。两定策,纪元勋。”

     

    这是宋王朝抗金名将、著名词人辛弃疾写在《六州歌头》中的《赵世家》读后感。

     

    “夜读程婴存赵事,一回惆怅一沾巾。”(《无锡》);

     

    “祖逖山河志,程婴社稷功。”(《自叹》)。

     

    这是宋王朝最后那位叫文天祥的著名丞相,即使身陷囹圄,还在感念一千多年前的义士程婴,自责没能为赵姓江山力挽狂澜而耿耿于怀,最后在赵氏帝国大厦的坍塌声中,留给我们一声悠远的长叹:“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到了蒙古人铁蹄践踏下的元代,大宋遗民纪君祥胸中的这种块垒,可能更是如鲠在喉,但他再也不能明目张胆地像他的前辈们那样,赤裸裸地大声疾呼了。他只能借助那个时代流行的杂剧形式,为自己搭建一个虚拟的王朝舞台,把一个个伶人戏子们的脸,涂白抹红;在丝弦锣鼓营造的时空隧道中,狠狠抒发一把胸中恋赵的郁闷情结,为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大宋遗老们,找回心中曾经魂牵梦萦的大宋王朝梦。

     

    于是,这个在《史记》中并不太显眼的事件,在纪君祥元朝版《赵氏孤儿》的锣鼓铿锵声中,找到了自己枝繁叶茂的良田沃土,落地生根,茁壮成长起来。同时,也恰如其分地搔到每一家王朝既得利益者的痒处,一朝朝开动机器,渲染造势,一代代铿锵咿呀地传唱至今,终于唱响了整个惺惺惜惺惺的家天下时代!

     

    一部诞生于元代,经历代王朝追捧支持的经典革命样板戏,就这样炼成出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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