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成绩出来了，各个档次的分数线划定了，各个层级的状元也纷纷脱颖而出。各单位、各学校即将开始新一轮对于各级各类状元的表彰活动，物质的、精神的。赞歌声也将同步响起，这是优胜者的节日。当然，不入各档分数线之落第者的情绪也可想而知。各级各类高校的招生人数尽管逐年增加，但每年总还有相当数量的考生不得其门而入。两千多年前，民间大教育家孔子关于“有教无类”的理想倘要变成现实，尚须待以时日罢。

表彰高考成绩优胜者，我理解；使用“状元”之类名称，我反对。为什么？状元之类称号，科举制度之产物也。科举时代称殿试第一名为“状元”。唐制，举人赴京应礼部试者皆须投状，因称居首者为“状头”，故有“状元”之称。中国文化史上的巨擘苏东坡就有一个阴差阳错和状元擦肩而过的真实故事。宋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苏轼与其弟苏辙进京参加礼部考试。考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苦心经营，三易其稿，仅用六百余字阐明了其后几十年都遵循的“以仁治国”思想。此次礼部考试的详定官梅尧臣最先读到苏轼试卷，拍案叫绝，随即呈荐给主考大臣。欧阳修读后也叹为观止。本想取为第一，位列榜首，但转念思之，如此锦绣佳作，除了自己的应试弟子曾巩，天下恐怕没有第二个人能写得出来。如把自己弟子取为状元，难免有徇私之嫌。于是忍痛割爱，使此文屈居第二。放榜之后，苏轼与状元失之交臂。可见科考状元的正宗桂冠，全国只有一顶！宋时，其外延扩展到廷试列一甲者。至于后来“状元”满天飞，“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之类，远离了科考范畴，泛化无涯。清末废科举，兴新学已将状元之类充满科考色彩的名称，废止不用。不料“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这知识经济、信息爆炸、概念日新月异的时代，状元之称又复活了，实在滑稽得很。试问，全国凭分数定，凭总分定，凭理科、文科类定，凭单科定状元，省、市、县（区）逐级递降，到哪一级是底线？若从公平出发，那么，凡有高考学生的点就得定，一直可以追踪到某个小区、某一村民小组甚至某个家庭的。如此这般，一年一度的高考，该为全社会推出多少各级各类的状元啊！

状元的标签之于我国，历史不可谓不悠久，以致应试教育深入人们的神经系统深处，挥之不去。从太平天国、康梁变法、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解放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教育、解放后的新中国教育、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的30年教育改革，这1个半世纪以来，应试教育之根未除，科举“状元”之称重来。主流舆论宣传素质教育摒弃应试教育亦已20年，但两种教育竞争之结果仍难逆料。体制现实导致人们观念，人们观念导致社会倾向。但教育必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是知难而进还是随从大流？

扯远了，打住！但笔者仍坚持呼吁：停用“状元”之称号，改为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或者冠军、亚军、季军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