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坚，1954年生，“他们”诗群代表诗人之一，出版的诗集有　《诗六十首》、《对一只乌鸦的命名》、《一枚穿过天空的钉子》。

杨键，1967年生，当过工人，曾游历新疆等地，现专事写作。2008年第六届华语传媒大奖最佳诗人。

沈浩波，1976年生，曾获《作家》杂志年度诗歌奖。主编有《中国新诗年鉴2002、2003卷》。2004年出版个人诗集　《心藏大恶》。现居北京。

　　自5月12日汶川大地震以来，成千上万的诗人和网友写出了数以万计的诗歌，一夜间，全民皆诗，这似乎成了地震期间除了捐款之外中国人表达情感的另一种方式。

　　时光倒退两年，2006年的“梨花体”事件斐然网络，大量网友模仿国家一级诗人赵丽华写诗，韩寒等人站出来宣称，中国现代诗已没有存在的必要，甚至有人说，诗歌已经死了。可汶川地震以来，随着诗人和网友写出了大量诗歌，大部分网友表示中国诗歌复活了，甚至有人相信诗歌会持续繁荣起来，直逼唐朝诗歌盛世。

　　这是否是一次诗歌文化变迁，真正的诗歌盛世是否已经到来？针对以上质疑，竞报专访了诗人于坚、2008年华语传媒大奖最佳诗人杨键、诗人兼出版人沈浩波，他们分别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他们几乎经历了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中国所有的灾难。

“全民皆诗”是文化本能？

　　地震后，很多诗人包括网友写了成千上万首诗，可谓全民皆诗，6月20日，《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的搜索结果是284万项。据报道，盛大总裁陈天桥在读到《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后，潸然泪下，随即作出决定再捐600万元，这600万也被网友称为“最昂贵的稿费”。针对这种全民抒情的现象，诗人沈浩波有自己的思考。

沈浩波表示，“全民皆诗”是一种简单的情感需要，因为诗歌比较能承担这种悲伤的情感。同时也是一种本能需要，中国有诗歌传统，更是一种文化本能。

而诗人于坚则有不同的看法，他说：“作为20世纪后期中国诗歌历史的见证者，这种情况对我并不陌生。诗在很多时候只是一个大众的抒情工具，这是中国的特色，尤其是２０世纪主流文化的特色。我曾多次目睹这样的全民皆诗。那种环绕着一个题材的全民皆诗，完全取消了诗歌上的语言天才、独创性、自由思想、意义深度，曾经创造了假大空文学，成为噩梦般的语言暴力。”

　　于坚说，这次地震引发的“地震诗”是自然的，发自内心的，其整体质量与过去的集体抒情不能同日而语。抒情是汉语的一个传统功能之一，集体抒情却是20世纪的产物。

诗歌从来没“死”过？

　　中国诗歌复活了的说法最近在网络甚为流传。与两年前韩寒等人的“中国现代诗已没有存在的必要”、“诗歌已经死了”等说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是为何？

　　今年的华语传媒大奖最佳诗人杨键表示，诗歌不可能复活，诗歌复活有赖于人的心态复活，而在快餐消费的时代，人心复活又谈何容易。地震期间，人心、本来之心，可谓惊天动地，恐怕地震过去，人们又会回到从前　“自扫门前雪”的生活中。

　　而于坚也有类似看法，“在诗歌上，我没有看到什么复活。集体抒情倒是复活了。但我估计也就是一次性的。因为时代在进步，人们对合唱、对‘啊！’已不再盲目崇拜。‘啊！’‘诗朗诵’总难免有股酸兮兮的馊味。我很担心那几万册匆忙印出来的诗集、专号的结局，如果不作为千古流传的精品制作，仅仅是诗歌界的表态，捐款恐怕更有价值。”于坚说。

　　对此，沈浩波则表示，诗歌复活是一种比较业余的说法，诗歌从来没有死过，也不会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活了。“像大跃进时人们写过很多诗，那时的诗已经不是真正的诗了，只是一种情感需要。”

　　“所以，地震诗不能验证中国诗歌的真实水平，不能从诗歌的数量上来看这种繁荣。”沈浩波说。

读者水平停留在感动阶段？

　　浏览《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一诗的网络回帖，记者发现，80％的网友表示这首诗太感人了，感动得哭了；另外一部分网友则表示，不能以感人为标准来衡量诗歌。而对于读者的欣赏水平是否仍停留在感动阶段，诗人沈浩波表示，应该从两方面来看。

　　“第一，在地震发生时，这种诗歌确实能起到让人感动的作用，这是一个好的方面，它起到了传递情感的作用。但好诗不仅限于传递情感。如果换成平时，读者的欣赏水平还是停留在这个阶段，那只能证明他们的文化智商在小学三年级之下。”

　　而于坚则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着这个问题。“诗当然要感动读者，但感动也是不同的，语言本身的感动和内容、情绪唤起的感动是完全不同的。前者很困难，后者很容易。前者是时间性的、永恒的。后者是空间性的、一次性的，很容易，每个中学生都可以做到。”

　　在谈到读者的欣赏水平时，沈浩波认为，中国的经济在高速发展，而文化的发展和大众的审美意识都相对滞后，所以形成了一种快餐文化，这是整体大环境使然，不能指责读者，这跟他们关系不大。

好读者和好诗人一样稀少

竞报：著名诗人、专业诗人的诗为何没有平常网友的诗歌作品流传广泛？是什么原因造成你们的诗歌不被大众接受？

沈浩波：因为专业诗人写得好，因为专业诗人的情感更加深刻，深刻的东西肯定不能普及大众。普及大众的都是一些意识平庸的作品。曾经最普及的是汪国真的诗歌，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诗都是那样的诗，那么这个民族是贫瘠的，是不配谈论文化的。

杨键：中国的读者是有问题的，问题不在他们，看看他们从前所读的课本，再看看他们每天所看的电视节目，也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因此，中国的好读者和好诗人一样稀少，一是靠天收，一是靠自我教育、自我成材。

于坚：这是一种集体性的业余抒情，而在这种业余抒情中，要取消的就是专业诗人、取消独唱。这个时代衡量一切的尺度都是“有用”。诗歌被冷落，是因为它坚持了“无用”。

灾难不是诗歌的黄金题材

　　竞报：很多诗人也写了很多诗，有人说地震成了诗人笔下的题材，你们怎么看待这种说法？“灾难文学”这个概念成立吗？

　　杨键：汶川大地震之前中国曾有过两次大地震，1966年邢台大地震，1976年唐山大地震，据我所知，中国没有因为这两次大地震出现过重要诗人，这一次我想也不会。

　　于坚：“灾难文学”是个很糟糕的说法，为了这种文学经常被激发，是不是要感谢灾难呢？如果这些说法成立，新诗自１９７９年以来的思想解放就白忙活了。这是一个写诗的黄金题材吗？可怕。

　　沈浩波：地震后，我也写了很多诗。而有些所谓的大诗人在地震来临时选择了沉默，他们不是不善于表达，他们在想，我利用这个题材写诗，是否道德，是否正确？他们把诗歌理解得过于复杂。他们在这方面都不如网友，他们丧失了一个做诗人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