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代之所以令人怀念，因为什么话都可以说，哪怕激烈得有点过头。鲁迅主张不读中国书，胡适断言“中国百事不如人”，钱玄同更干脆，提出废除汉字。这些老师辈的激烈言论是我们早就熟悉的，学生辈的傅斯年、孙伏园他们的言论，也许我们就比较陌生了。当时，两个世界级的知识分子杜威和罗素都曾造访中国，拥有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诸多中国弟子的美国哲学家杜威先生在中国停留了两年之久，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中国虽然只住了几个月，就因病回去了，但他们都曾在全国各地演讲，他们的思想言论对“五四”一代青年产生了至今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深远影响。北大学生孙伏园(就是推出了鲁迅《阿Q正传》的名编辑）在杜威起程回国的当天，在著名的北京《晨报》公开发表文章，其中有一句话，今天很多人看了恐怕还会不舒服，甚至会跳脚大骂，这个孙某人怎么可以如此不“爱国”。他说：“我们抱着万分痛心，感谢他们都尚不厌弃像我们这样的野蛮民族”。

1919年10月，另一位北大学生、“五四”的风云人物傅斯年，在老师辈主编的《新青年》上发表《中国狗与中国人》一文，他有一次问一个北京警犬学校的人，训练的狗都是外国狗还是有中国狗？对方回答，只有外国狗，中国狗虽然也很聪明，有时候嗅觉比外国狗还要灵敏，不过太不专心，你教它去做一件事，半路上碰到母狗，或者一群狗打架，或争食物，它每每把自己的使命丢开了。所以教不成材。傅斯年由此感慨，中国人和中国狗一样，也不是不聪明，而是无责任心，“我以为中国人的无责任心，真要算达于极点了。单独的行动，百人中有九十九个是卑鄙的。为什么呢？卑鄙可以满足他自身肉体的快乐——他只对这个负责任——至于卑鄙而发生的许多恶影响，反正他以为在别人身上，他是对于自己以外的不负责任的，所以不顾了。”在他看来，“中国人之所以到了这个地步，不能不说是受历史的支配。专制之下，自然无责任可负；久而久之，自然成遗传性。中国狗之所以如此，也是遗传性。”

傅斯年由狗及人，对民族性、国民性作出如此洞察的那年只有23岁。将近90年以后，我们再读这篇《中国狗与中国人》，还会感到惊心动魄。他的判断，以及孙伏园称本民族为“野蛮民族”，是不是失之偏激，有点武断，诚然还可以讨论，但是他们的善意，他们的诚意，他们热切期盼自己的民族走上文明正途，呼唤国人负起责任的用心则不需怀疑的。要说爱国，“五四”那一代已经用热情的呐喊和踏实的探索证明了自己。

至于他们为什么往往语出惊人？在傅斯年的同学、一起发起新潮社、创办《新潮》、领导“五四”游行的罗家伦那里，我们可以找到答案。1920年4月，罗家伦在《新潮》发表的文章提出“三W主义”，他说中国的学术和社会两千年来，一脉相传，一点进步都没有，根源在于我们中了思想专制和政治专制的毒，缺乏批评的精神，只会争吵、口角，不会批评。要养成批评精神，必须从批评的“三W主义”出发，凡事要问个什么(What）？为什么(Why）？要怎样(How）？正是这三个“W”的不在场，没有大胆的怀疑，没有自我批判的精神，我们这个民族才会长期以来原地踏步。

舒衡哲的《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中文本，是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在18年前就读过，黄封皮，小开本，属于一套“五四与现代中国丛书”，著者译名为薇拉·施瓦支。“舒衡哲”是她自己起的中文名字，因为她崇拜中国的一个女学者陈衡哲。此次重读新星出版社的新译本，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罗家伦提出的“三W主义”。那个时代，无论老师辈的鲁迅、胡适、钱玄同，还是学生辈的傅斯年、孙伏园、罗家伦，当然还有其他许多人，在他们那些激烈言论的后面，其实都隐约有着三“W”的影子，激烈的背后是理性的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