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唱秦腔的地方都设有茶座，兼售啤酒、白酒、香烟、瓜子等哄嘴的东西，故此种地方也叫秦腔茶园（兰州鼓子也一样，听说也是推杯换盏之所在。兰州鼓子有较长的历史，据说是明朝朱元璋的后裔从南方引进，现在也不登大雅之堂，只在兰州的个别地方秘密集会弹唱，不设舞台，沦为下里巴人）。城中隍庙（据传建于宋，现在的建筑主要是明清格式，历代髹漆不断），曾在大门口的前院建有一木楼戏台，专演秦腔陇剧，一九八Ｏ年代初毁于火灾。后来隍庙整修，戏台用水泥建成仿古式，但一年也演不了一场。故实际意义上的戏院茶座，搬上了西边一侧的水泥仿古式二楼顶部，用绿色玻璃钢搭成一个长条拱形篷子，很隐秘的样子。这地方去过一次，就深刻得不能忘记。二ＯＯ五年春末的一日下午，我带着三岁的姑娘到隍庙逛，姑娘突然从店中跑到院中，指着楼上喊：“秦腔！秦腔！”且又哭又闹，非看不可。我只好满足她的意愿。从楼梯上去，绿棚子下是两排课桌，约有二十张，估计有四十条条凳。还未看清里边的人物，一股刺鼻的尿臊味就熏得我不知所措，即将晕倒。姑娘喊着要就近看，于是赶紧往前，坐在空位上。场子正中置一铁炉，烧一壶水，供看客喝茶。茶器以前还是瓷盖碗（兰州人叫它“三泡台”），现在被塑料杯替代（端在手里像小心捏着的软东西）。茶叶一般是云南产的春尖陈茶，茶中放冰糖、桂圆、枸杞、杏干、玫瑰花头（产自兰州市永登县苦水乡）等干果干花，唤作“八宝茶”（这可能让江南人极为不屑）。兰州人的喝茶以喝为主，不若江南人的品。如果不喝茶，即以啤酒代之（以中年人为多）。这场子有四五桌人，大部分人嘴里磕着本地产的大板瓜子，不使嘴闲着，同时喝十元以内的高度白酒。喝酒以斤论，也以喝为主，以醉为标准。所以场子中大部分人面红耳赤，气氛轻松热烈；台上的戏一折一折，男女演员脸上画得五麻六道，服具齐全，翎毛胡须俱在，腔调嘶哑高亢，一招一式，有板有眼；跑龙套的来回穿梭，动作夸张，也没有偷工减料的感觉。姑娘自小由喜秦腔的姥爷带着，也能喊上一两句，所以看的兴趣很大。但尿臊味阵阵袭来，回头一看，楼梯口处一侧是一铁皮制公用厕所（估计没有下水，是接在桶里的那种），一旁还有简易售货柜台。尿臊味一旦被闻，就会一股强于一股，一浪高过一浪。此时正好因剧情之故，舞台上放了一把火，便强扭着姑娘逃离（隍庙院中有一公共厕所，每次收费三毛）。

据说，兰州数隍庙的秦腔戏班最正宗，因为他们常年在此演出，有固定的看客（就像兰州所有的牛肉面馆都有不同的味道和固定的食客群体），如果常在隍庙周围转悠，定能看到不卸戏装的艺人在小摊吃烤肉、凉面、肥肠面，或与熟人搭讪。还因为戏班的成员大多来自西安、宝鸡等正脉秦地，最次也是陇东庆阳。如果按语言学方言科划分，庆阳语最接近关中方言，故甘肃陇剧亦属秦腔支脉。兰州没有土生土长的戏曲流派这与它的地理位置大有关系。风水先生说，兰州地区是中国地势的分界点，中国的两大高原——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在此相接，黄河又从这里穿山夺谷而去，所以，“留不住什么东西。”（包括出土的马家窑彩陶、齐家文化的玉器河西走廊汉墓里的宝贝等等）也留不住什么人才（如电视主持人、领导干部等等）。兰州古称“金城”，是丝绸之路的中转站，现在也是各种人物的中转站。不难想象，这是一个旅人商贾汇聚之地，三教九流，语言混杂，城市人口来源不清，没有固定的生活习性。兰州方言在兰州城内还算清晰，往城外辐射，就含混不清了。解放前兰州的人口才有七万，因此产生不了戏曲，也产生不了戏曲文化。戏曲应该是地方文化（包括人口）发达的产物，非几个世纪不能酝酿。再譬如，兰州历来是移民之地，多民族杂居，它的方言里有许多莫名其妙、不可替代的语音，可能吸收了吐蕃语、阿拉伯语、蒙古语、波斯语等等。仔细听现在的银川、武威、张掖、酒泉方言，与兰州方言也有根本上的相似之处，只是音调上有所区别（也许与地势高低有关，与气候干燥的程度有关）。再一想，它们都在“丝绸之路”的一条线上。但敦煌也在线上，方言却不同（还有平凉、定西等地），它与关中方言似是近亲。推想而知，敦煌在郡县制里就大名鼎鼎，汉代就有关中的移民，且后续不断，故有“秦音”（张芝、索靖两位大书法家出在敦煌也不奇怪了）。兰州很难出生自己的文化艺术，这让政府领导不免尴尬，只好整理出一个永登产的“兰州太平鼓”，在兰州经济洽谈会期间，上大街很炫耀地打上一通，如同游街示众。要不，就请来临夏的“花儿”或十年不变的“大梦敦煌”（兰州歌舞剧团）做秀。“太平鼓”原出兰州市永登县境内（此地多出巫筮之徒，传说有吉普赛人血统），是一种把吊鼓带放到小腿肚边来回翻转击打的长型鼓，其起源无非是巫术或让声音能够远程传播。如果从文化学的角度出发，还不如把新石器时代先人为惊吓野兽而制的陶鼓改装上演为佳；可惜我不是政协委员，不能把这一设想变成提案。看来兰州只是兰州而已，以吃牛肉面、吃手抓羊肉、喝酒、喝茶闻名（吃“手抓”、喝“三泡台”也是近十年以来形成的气候）。而兰州的饮食，就牛肉面和手抓羊肉两项，还是临夏回族的贡献。“花儿”也势在必行。在黄河附近的露天茶摊附近，就有自发的、卖鸡蛋瓜子的男女回族蹲在树丛中尖声悠悠地对唱，两三句或一两句为一节，唱的人用手搭着耳朵（这是便于从远处听取对方的声音而遗留下来的手势动作。奇怪的是，本为纳听者的手势变成了唱者的手势），另一方按所唱之意，稍加思索，手搭耳朵，出口应对。因为离得近，对唱者也会眉来眼去，词义也多属男欢女爱。听的人围成几圈，或蹲或站，不时发出笑声——当然，只有懂临夏方言的人才能听“花儿”听得入港。维吉尔不是说“每一棵树都有它的故乡”嘛。

现在的甘肃没有古代的幸运，那时还有“陇西行”、“凉州曲”，使得汉唐的诗人写下旷世名篇，作家格非还以凉州为背景，虚构了一篇好读的唐代才子小说。如今在兰州，听秦腔喝茶喝酒，也是少数人的“雅事”，因为闲着的人实在是少数。兰州两百公里之内的语系复杂，流派交错，只“花儿”就有河湟、洮岷之分。当然民族属性是一大区别；民族之中又有地域之分。如回族，临夏回族的语言与兰州、定西、平凉等地就有不同。

上面说了，“兰州鼓子”（曲艺）几百年前从南方传入，先是在皇室后裔圈中落座，是属于上层建筑里的消费。后来经清而民国而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兰州鼓子”犹如凤凰落架，只能聚首普通百姓的宅院。其组织形式一般是二胡一人，三弦一人，扬琴一人，主唱一人；以扬琴为中心，梆子鐘铃为辅。听众十来个，东家以茶、酒、饭相待，乐人也乘酒兴，面红耳赤地奏唱不已，且曲调高古，缠绵悱恻，词语柔软，乃南人之言也（其兴衰迭变，自有音乐人类学的研究生研究）。乐人和东家不取他利，只是相聚而乐，以自娱为目的，根本藐视市场，移古人之风者也。甘肃临潭县洮阳镇的明人后裔（安徽人），至今还保留着明代的婚俗服饰，但“兰州鼓子”的艺人已是现代化打扮了，看不出与南方的瓜葛（报纸上说“兰州鼓子”是用兰州方言演唱，纯粹是一派胡言）。

秦腔与“兰州鼓子”的不同，就在于它是针对市场的，是与茶、酒、烟、鸡蛋、瓜子乃至饭菜等等消费物相关联的存在物。所以，说秦腔、陇剧，人人知道；说“兰州鼓子”没几个人说出一二来。当然，秦腔是大剧种，它的历史据说有好几千年了。有的人还说它产生于周武文王的时代（依此，河南豫剧就更早了，山西梆子也不落后）。如果我们现在的国都设在西安，或者干脆设在宝鸡的岐山（岐山以臊子面出名，也以出青铜器出名），那秦腔自然非国粹莫属。可惜京剧被政府列为国粹之后，秦腔只有在低层摸爬滚打，在嘶哑的挣扎中求发展了。三百年前徽班进京，借了皮黄二戏之大衣，从戏台上赶下昆曲之时，秦腔艺人应该清醒认识自己的前途。到了新中国，全国戏曲调演，周恩来总理劝秦腔艺人“注意保护好嗓子”时，秦腔的吼、它的沉、嘶、哑、悲，终于抵不过京腔的婉、溜、滑、柔了。所谓“妍因俗易”（孙过庭语），就是这个道理。不过关中人喜欢秦腔，如京人之喜京剧；关中人喜食油泼辣子面，犹如京人之喜炸酱面，一是品厚，一是论味。这与所处地理位置及人文环境关系重大，与方言之异同也更加重大。想当年周武王灭商纣，关中方言俨然成为国语，此后数代以关中语为官话，就如现河北以北（包括东北）都学说官话，于是演变为现在的北京方言和以此为参照的普通话，亦如兰州话是很多方言的混合体一样。京剧的诞生和繁荣与清朝宫人的喜好和语言环境实在脱不了干系（闹得外国人也来学，这与他们听多了洛克克式的歌剧或如钱锺书说的“通感”有联系）。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在西安（兴国寺）上学时也学会了长安方言，偶尔也能听几句秦腔。那时的氛围，不听也没有拒绝的办法，就像在北京混过的人，能说几句北京方言，不足为怪。拿京剧与秦腔比，如同黄瓜比罗卜，面条比泡馍，子弹比炸弹。照此看，我宁愿选择威力大的、味道烈的。自古长安出人才，就画家来说，唐有范宽，一个足够；现在有长安画派的崔振宽也顶得住。而北京的画家，掐指头数上的，都是外地人。

话有些远。那么，秦腔与茶座及酒在兰州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兰州人说：“今天我们坐一坐。”即指吃饭而已。吃饭自然要喝酒。进了饭馆，小姐问的第一句话是“喝什么茶”，如此，在饭桌上好茶来酒去（菜来饭去就俗了）。如果说要去听秦腔，自然是指喝茶喝酒，少不了饭菜。无茶酒之兴，长时间不可能忍受嘶哑悲壮的秦腔。俗称“黄河新桥”（即一九Ｏ八年清政府从德国购买钢材，由天津德商泰来洋行喀佑斯承包修建的黄河铁桥之外，一九七九年在城关区建成的第一座水泥桥）南侧岸边，河堤的外边，亦即马路台面的下边坑中，有一处茶园（茶园在春夏秋三季的黄河边处处皆是，大小公园里无处不有），像开放的地下室，下有水泥平房一大间，约有一百五十平米，内有戏台和座位，座位前是茶几。靠堤墙是十来个有躺椅的茶座，台阶下是厕所。周围有槐树和柳树，一些树木从水泥堤墙中斜着身子探出来。同事中有一老者曾涉足于此，说一壶茶三元，座位免费。这与河边八元一位的茶座要便宜得多了，且有内部小食店供应廉价可口的饭菜，岂不美事。于是约四五人前去消暑，果然如闻。坐在园中，盛夏时节居然阴森得慌，喝茶论酒，不觉惬意，也是快事。喝酒自然也必择十元以内之酒，否则，搭配不当，有失清名。所谓“山不在高，水不在深”者。茶、酒与秦腔的水准要自然相称，其喝者，止渴；其饮者，能醉；其听者，振聋；正在有意与无意，在与不在，或是与不是之间耳。如果茶园豪华，戏班名门，看客便要举着头，直着身，正襟危坐，目不转睛，支着耳朵仔细听，末了，要及时地、恰如其分地叫好；不能随便喝茶（那是摆设），更不能饮酒。散漫、无所谓、不经意，即是兰州的秦腔与茶及酒的关系，亦是人与环境的关系，是人和人的关系。在开放的、地下室般的茶园中，一旁房子中吼秦腔的声音基本上在那里回旋往复，影响不大。环顾四周，皆中老年人，且老者居多。中年人多饮“五泉”牌啤酒，老者饮十元以内的白酒。也有挎篮小商贩兜售鸡蛋瓜子。身在其中，无不有安度晚年之感。细观座位上的老者，划拳猜令，个个面红耳赤。浓妆女艺人戏毕，出来与他们谈笑自若，敬酒推盏，拍拍打打，靠酒力挑笑骂俏，自然得了得。看得起劲时，一老者从其上衣的胸口处掏出十元人民币塞给满脸脂粉的女艺人，说道：“披个红。”女艺人毫不客气地接过人民币，连喝几杯谢过，脸上上了妆的颜色，更是不堪夺目。老同事说，那披红是指披条大红锦缎被面之意。通常，一折戏结束之时，豪爽的看客掏十、二十元人民币，把一条大红被面请人送到台上去。其他看客不是叫好，便是打哨，一番热闹。这与京剧的有节制，有控制，恰到好处地叫好简直是天壤之别。估计旧社会是真把一条被面送到台上去的，可供戏班入账，或典作他用。现在大家什么都不缺，缺的只是钱，故那被面只是象征物而已，一条被面送来送去，成了脏兮兮的暗红色。估计戏班一天演下来的收入，也就百十来元。也许他们还要从茶座上分点利，要不，日子是难以维系的。第二次去此茶园，主要是想观察好戏老者们的神情姿态、言谈举止，觉得他们好不潇洒，是避过家中老伴的真名士。在这里，他们真情流露，无所顾忌，得到了文化和情感的双重娱悦。那日下午还正经看了一折，台上也演得起劲。突然外面狂风大作，骤雨瓢泼，电闪雷鸣，院里的茶客酒客全都挤到室内。接着大风又吹断了电线，室内一片漆黑。一时间听见有女人的叫声、口哨声……空气中弥漫着烟、酒和潮湿的肉体的复杂之味。我们几个同事立在门前，等待雨住。由于气压骤降以及雨水的缘故，突然从一旁的厕所里飘出浓厚而腥臊的尿水味来，令人几近昏厥。自此，我再也没有去过有秦腔的茶园，因为那腥臊之味使我铭刻在心，挥之不去。

不过，试想没有厕所的茶园里能座多久？能喝茶、喝酒听秦腔吗？

这个星期，我顺路在兰州雷坛河边的工人文化宫转了一遭（雷坛河已成不流之沟，过不了五年，垃圾便填平了它，房地产商人就会“平地起高楼”），本是想看看那里的字画市场。文化宫原名“金天观”，建于明建文二年（一四ＯＯ）观内供有雷坛神像，故又名“雷坛”，乃道教圣地，农历八月初八有庙会。观内原有唐槐36株，现存三株，一百二十年以上柏树三株。一九五六年“金天观”被改为兰州市第二工人文化宫（隍庙为第一宫）。登门进去，才觉得有七八年没有故地重游了。当年冷清幽雅的所在，已是人声鼎沸，被各色庄主占领。算了一下，有五家茶园，三家棋牌室，两家饭馆，约二十家字画装裱店，足有六家秦腔茶园。心中暗想，“真是柳暗花明”，过几天约他六七人，消磨消磨时光，且无尿臊之虞。转了一圈，发现文化宫中有好几处收费的公共厕所，不明就里的人要掏三毛钱的如厕费，而看客、茶客，出入自由，不计门票。故此，戏园发达，看客鱼贯。心想，文化宫这处古建筑群落，真是古颜焕发，楼阁亭台之间，古槐参天，丁香、迎春花含苞欲放。十几年前还有一处有几百年历史的牡丹花苑，据传，张大千曾莅临赏玩过。后因文化宫扩建寻找商机时被拆除，许多市民因此反对，报纸一度代表民意，论说了一番，终究不了了之，牡丹苑也不免“拆”之，建成了仿古式的“九间楼”（据说蒋介石曾在一处叫“九间房”的地方住过，是故）。不过，文化宫毕竟是有文化的地方，仍旧保留了古槐和楼阁亭台，以及几块残碑，还在已有的古建筑之间加建了新的铁皮仿古门市。这次去，又看了一下残碑。以前也看过，总记不住。这次专心记了一下，为了写在这里。有左宗棠的小篆书文天祥《正气歌》（残）。康有为把左推为书法家，是以其小篆称道（现在兰州字画市场，左季高的一幅行书对联，在五至八万人民币左右。这与左在陕甘总督时期立下的汗马功劳有缘分）。有一块清代重修观天台残碑，一块明代“血碑”残碑，像家族兄弟一样，都立在一处廊檐下，有一棵树身空朽的槐树作证（其树身被泥浆和砖块修补，从廊檐穿出,亦是祖国大地常见之景）。“血碑”印证了明崇祯十六年（一六四三）李自成大顺农民军将领贺锦破金城（兰州城）时，明肃王朱识鋐被追杀死；肃王妃颜氏触碑而死的历史事件（在烈日当头，沙尘满街的今天，我不由得想象明代的那一时刻）。“血碑”原是肃王诗碑，立于当时北城墙上的“拂云楼”。据传，肃王妃还有赵氏、顾氏、嫔田氏、杨氏，当时率二百余随从于此殉国。清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左宗棠观其碑后书曰：“一日上北城，过肃王碑，见烈妃所在自碎首处，血痕喷洒，团渍缕注。军士告余，天阴雨湿，其痕视常日如明。精诚所至，曷足异也。”残碑上的书法如拳如斗，遒劲狂放，怒气外发，不亚于明代书家张瑞图的草书，可见书者早就预示了肃王与其妃子们的悲剧。现在，文化宫成了人民的乐园，中小产阶级的消费之地，让人无不高兴（十年前与同事在此地喝茶，吃一块五元一大碗的西红柿面片，遇大雨，记忆深刻）。此地的戏园各有特色，有不着戏服的清唱，有浓妆艳抹的表演。曲目都统一立在外边的红底牌子上，昼夜分场（猜想夜场更热闹一些），无非“三击掌”，“救母”，“取长沙”，“杀庙”等等。秦腔茶园的座位均是长式直立靠背沙发（颜色不辨），前置长条茶几，以便置酒水瓜子等等，不收门票，没有歧视性的包间。此外，文化宫还加有豫剧茶园一处，可见河南人的厉害。

虽说很久不逛茶园，隍庙的秦腔茶园肯定还在，因为隍庙是重修之后政府的保护之地。在兰州城中，除隍庙、文化宫、五泉山、白塔山里的一些古建筑而外（加上邓宝山将军的故居“邓家花园”和在市中心夹在两楼之间的一截城墙，墙中是墓室），连一九七Ｏ年代的建筑已所剩无几了（最近兰州的报纸在宣传政府将把兰州申报为“历史文化名城”的事。当年拆城墙、拆（移）文庙，拆房锯树的时候，不提“文化名城”，现在正是提出的时候，难道兰州人不高兴吗）。你要是爬到兰州南北两山的顶上往下看，它就是一座巨大的纪念碑群，你就是一个向墓碑致敬的后人；再想一想，你面对的是一座考古学上的新城，你会发现很多新东西。风水先生说过，再看看向东而下的黄色的黄河，就觉得留不住，不长久。估计，黄河新桥下面的秦腔茶园还在（现在已有了数十座其它新桥，它的下面是高速路，不会再有茶园），因为它的存在符合这个城市的一切特点、要素、品味，以及中小产阶级的身份、地位等典型特征——吃喝便宜，消费低下，人情温热，平淡真实，世俗自在，及时为乐……即便是身处尿臊之地，只要不收如厕钱，“放水”自由，就是好去处。

3/30-2006窑街

4/18-2006兰州

摘自《橄榄树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