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本杭刻《文选五臣注》

影印版蜀刻宋本《昌黎先生文集》

    　自从电视媒体开播古代文化讲座之后,一时国学成为热门话题。但国学中的文献学，却是门庭冷落，因其商业效益太差而乏人问津。不过，一旦深入其中，知晓了文献基础之于国学研究的重要性，人们或许会改变态度而行注目礼。有志于国学者，必先具一定的文献学基础，方能说话有据，理直气壮而不发空论，以收事半功倍之效。反之，缺乏文献依据的所谓国学，则因其基础动摇，有可能成为空中楼阁。

    　文献学有三个分支：目录、版本、校勘。三足鼎立。又各有偏重而互为连环。清冷的文献三学中，版本学尤为悲凉。这或与学习版本的“成本”太高有关，更与其缺乏市场轰动效应直接牵涉。要了解版本学，需看各种古旧善本、坊本、抄本之类，详加比勘校订，方能见其是非优劣。而对古旧善本，各图书馆无不视为镇馆之宝，轻不示人，一般难得一见。如鲁迅是伟大作家，稿费收入不菲，他曾在《日记》中说：“凡八月间而购书百六十余元，然无善本。京师视古籍为古董，唯大力者能致之耳。今人处世不必读书，而我辈复无购书之力，尚复月掷二十余金，收拾破旧数册以自怡悦，亦可笑叹人也。”有钱人高价收购古旧善本作为古董收藏，非为读书之需，而是期望升值发财。而如鲁迅一类的读书人，虽然需要，却无缘一见，真“可笑叹人也”。鲁迅如此，遑论我辈？其实，这一现象古已有之。明清时代，早有人把宋元版刻当作古董，以页论价，字字千金。清藏书家黄丕烈酷嗜宋本，自称佞宋主人，但却慨叹宋本的以页论价，其《书跋》云：“闻无锡浦姓书估，持残本《孟东野集》，索价每页原银二两。”当时一两银子，充小户一家生活之费。残本尚且高价，完本宋刻必是天价！富如“百宋一廛”主人黄丕烈尚且惊骇不已，一般的读书人只能望洋兴叹了。视宋元版刻为古董文物，近现代亦然。据毛春翔先生披露，浙江图书馆在抗战前收购宋代坊本建刻《名臣碑传琬琰集》，每叶五个大洋。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把宋本分为三等：“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上中下三等，杭本最上，蜀本中等，建本最次。而浙图所购恰是建本。若是杭本，必是天价。书是供人阅读的，作为古董而秘不示人，又如何发挥其价值与作用呢？这是读书人的悲哀与无奈。不过时代在进步，读者不要灰心，各大图书馆是国家事业单位，相信会根据时代要求，制订出便于读者借阅的新规章。我们买不起，借阅总还是有机会的吧！

    　学点版本知识，于国学大有助益。唐以前书籍皆手写本，因其来之不易，人以为贵，故精详校勘而多善本。晚唐五代，特别是宋以后，印刷兴盛，书籍大量刊刻，人见其多而不以为贵，加以因商业牟利而辗转模刻，不重校勘而增其鲁鱼豕亥之讹，以此产生了许多粗制滥造却易售易得的劣质书。这种现象，各时皆有，宋代亦然。但因其时代久远，物以稀为贵，今天所见宋本建刻，也成了古董文物一类的宝贝，虽具有一定的历史参考价值，但作为读者，却千万小心，要详加校勘分析，不要轻信名家所谓“书以弥古为弥善”之言。读劣质宋本建刻，同样会上当受骗的。叶梦得《古林燕语》卷八有个故事：“熙宁以前，以诗赋取士，学者无不先遍读五经。余见前辈无科名人，亦多能杂举五经。……自改经术，人之教子者往往便以一经授之，他经纵读，亦不能精，教者亦未必皆读五经，故虽经书正文，亦率多遗误。尝有教官出《易》题云：‘乾为金，坤亦为金，何也？’举子不免上请，则是出题时偶检福建本，‘坤为釜’字，本谬，忘其上两点也。又尝有秋试，问《井》卦何以无彖？亦是福建本所遗。”你看，宋刊建刻麻沙坊本之讹，造成了教官出题犯错，闹了大笑话。《易传·说卦》原文是“乾为金”、“坤为釜”，而建本“釜”字上面两点遗漏而错为“金”，糊涂教官信以为真，据此出题，能不贻笑大方吗？又《井》卦原有彖辞，建本漏刻，教官不问版本，以致斯文扫地。只要略具版本常识，寻对精善之本，自然不会闹此笑话。不过，教官出错考题，还不至于死人。如果医书版本错误，就可能闹出人命来。明陆深《俨山外集》有一故事，说是明初名医戴元礼，在南京见一医家门庭若市，元礼以为神医，于是天天去那医家看看。偶见一求药病人已出诊所，那“神医”追出门外，关照病家，煎药时一定要放一块锡同煎。元礼很奇怪，从未有以锡入煎剂的，遂问那医师。医师说是古方。元礼找到原书，乃是“餳”字，急为改正。餳即糖，“食”旁误作“金”旁，又少一笔，遂变为“锡”。由于庸医不讲版本，沿用坊本开方，一旦下错药方，轻者病情加重，重者危及生命。版本之事，意义重大，岂当儿戏！

   　 晚唐五代后，有志于刻书惠世者不乏其人。宋王明清《挥麈余话》卷二载，毋昭裔“贫贱时，尝借《文选》于交游间，其人有难色。发愤异日若富贵，当板以镂之遗学者。后仕王蜀为宰，遂践其言，刊之印行”。后来宋代蜀刻大兴，即与毋昭裔提倡有关。在宋刻三等之中，蜀刻仅居中列。我有一部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北图馆藏宋蜀刻本原尺寸影印《昌黎先生文集》，不仅具考辨校订字句功能，而且行款、刀法、字体、墨色、版式诸方面，印刷精美，赏心悦目而富有审美观赏价值。居中等之蜀刻尚且如此，上等宋本杭刻之精美可想而知。清孙从添《藏书记要》说，宋本“字画刻手古劲而雅，墨色淡香，纸色苍润，展卷便有惊人之处”。所言宋本杭刻梨枣为板，纸张上乘，名人书写，精工雕刻，其字体大致有二：或瘦劲雅秀如欧（阳询）柳（公权）笔法，或气势雄伟如颜真卿笔法，俱生动有神而堪称双璧。近现代藏书家郑振铎在生活窘迫中曾自嘲解困说：“取善本书若干，以资欣赏，以涤尘心，当可有助修养。”版本之学，不仅有关学问，更有清心养性之功效。

    　不过所谓善本，不仅在于时代之古旧，同时还在后人之精校注本。如宋本《陶渊明集》，据宋代《蔡宽夫诗话》，就有许多刊误，故有“校之不胜其异”之叹。如陶氏《读山海经诗》有“刑天舞干戚”之句，但宋代曾紘所见诸本为“形夭无千岁”，因义窒碍疑其误，故取《山海经》原本加以校正。一句五字皆因形近而讹，故曾紘“每以世无善本为恨”。现在陶集已有若干精校本，古人可以无恨矣！

    　还有，中国古代兵火无情，毁坏了大量公私藏书，幸亏有些亡佚之书，早巳流入周边汉文化圈的国家，如日本、朝鲜、越南等。元诗人杨维桢《送僧归日本》曰：“我欲东夷访文献，归来中土校全经。”日本至今仍然保存了许多中国早已亡佚的宋、元善本书。如日本镰仓时代，北条实时购买了数百部宋元版书，保存在金泽文库中。几百年后，北条氏衰落，金泽文库许多宋本，转入德川家康府藏。而若干宋本则被前田绍纲收购，转入前田氏育德会尊经阁保存，其中有中国早已亡佚的南宋绍兴八年董弅刻《世说新语》，书中盖有金泽文库藏书印章。此书后由近人罗振玉珂罗版影印传回国内。国外所存宋元明清善本，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亦是学界之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