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即中国的学术。但是，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本无所谓“中国的学术”与“外国的学术”之分。故从理论上讲，当今世界的学术领域有多广，中国学术的范围就有多大。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虽然当代中国的学术和国际的学术已经“接轨”了、“交融”了，但这并不等于中国历史上的、传统的学术没有自己的特点， 早已和世界的学术混同了。所以，在我看来，所谓“国学”或“中国学术”，其实就是指中国的传统学术。

国学的范围十分宽广，但我们仍不难从中归纳出若干规律。这些规律，也可以说是国学的民族特点，主要是:

其一，国学是与道德教化紧密结合的，具有道德优先、重“道”轻“器”的倾向。孔子早就说过:“君子不器”。又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切实用的、物质的层面都不在学术首先考虑的范围之列。《大学》开篇即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所以中国传统学术一直强调“做学问”与“做人”的统一，甚至将“做人”放在“做学问”之前，以为“做学问”是为了更好地“做人”，是为了修身养性，培养完美的人格。

其次，国学强调治学要循序渐进、实事求是。一直到晚清，中国传统学人的治学，一定都是先由文字、音韵、训诂及目录、版本、校勘等“小学”科目入手，而后才治“史学”，再由“史学”而入“经学”。否则，学无根柢，必遭人鄙弃。而无论治“小学”、“史学”，还是“经学”，又都必须讲求“征实”，实事求是。史学著述既要求“实录”，“经学”亦强调“实学”与“实践”，对纯理论的探讨缺乏兴趣。

国学以上特点，都具有正面和负面、积极和消极双重意义。如，学术与道德教化紧密结合，一方面可促使学者加强道德人格的修养，实现“做学问”与“做人”的统一;另一方面却妨碍了学术的独立发展，使中国古代数千年的学术差不多始终处于道德和政治教化的附庸地位。

国学虽属于中国传统学术，却对现代中国社会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时下中国社会正在兴起着的一场广泛的“国学热”就是明证。那么，我们又该以怎样的态度来对待这场“国学热”呢?

笔者认为，目前中国社会的这场“国学热”，并非是一场真正的“国学复兴运动”，而只是一种“中国传统文化热”，它并不能必然带来对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繁荣。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是一个特定的学术领域或对象，对这个特定的领域和特殊对象展开的学术研究才是“国学”。而在迄今为止的所谓“国学热”中，很多人只是热衷于参道礼佛、游览名胜古迹、练习琴棋书画和气功武术、祭祀拜祖和穿着汉服、诵读经典、等等，并且将这些现象视为“国学复兴”的表现。其实不然。因为“国学”乃“学术”，而“文化”则“是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及任何人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所有能力和习惯的复合体。”(泰勒语)“学术”可以包含在“文化”之内，但并非所有的文化现象都称为“学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目前的“国学热”，其实是存在着很大的认识误区或概念混淆的，它混淆了传统文化与传统学术的界限。

在我看来，要真正实现中国传统学术的繁荣——达到国学“热”，至少要解决好如下几个问题:一是要树立正确的学术研究态度。国学属学术，国学的研究属科学研究的范围。所以要以科学研究的态度来对待国学，它要的是严谨求实的精神和艰苦踏实的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也与商业的炒作无缘。“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一份耕耘，一分收获。没有严肃艰苦的研究过程，是不可能出现“国学”研究的真正繁荣或“热”的。二是国学研究要实现现代化。国学研究的材料虽然属中国传统学术之列，但其问题的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乃至成果的表述方式，都应该是现代的，是与当今的时代精神和国际学术潮流相吻合的。而且最不容忽视的是，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任何国学研究都必定要具有一种全球视野，都是一种比较研究。只有这样，国学才能成为中国现代学术进步的资源和动力，而不至于使国学研究者们的工作变成对历史文物的纯粹把玩、乃至成为了当今学术发展的障碍。三是要注意正确外理好学术的普及和提高的关系。客观地讲，目前的“国学热”还只是在中国传统学术的普及方面做了一些工作，而真正的国学大师和能够推动整个学术发展的成果则十分匮乏。而反观上世纪初，当时的国学之所以能真正“热”起来，呈现出繁荣景象，因为当时是涌现了如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等众多的国学大师和他们在甲骨文研究、中古史研究以及哲学、文学、史学等方面研究的卓越成就。国学研究的材料是自古至今一直存在着的，但国学大师和他们的巨大成就却是不常有的。由此看来，能使国学真正“热”或繁荣的，其实是一批大师和他们巨大成就的出现。国学研究只有在基础研究方面取得实质性的突破，才能真正形成“国学热”并持续地“热”下去。

总之，国学乃指一个特定领域、特定范围的中国学术，“国学热”是治中国传统学术的学人们所追求的目标，但要真正实现这一目标，却必将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