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是一个民族通过自己的体究，融贯各种知识形成的思想。这个思想不是固定的，而是生长着的。研究它，不是为了博古炫耀，也不仅仅是为了存亡继绝，而是为了我们能以自己的思想自立于天地之间。国学是学术，是思想，与汉服、祭拜、造假古董之类的“热”没有关系。国学不是既成的答案，而是通往现代中国思想的途径。拘牵、颟顸、自封、自隘是它的大敌，包容与开放才是它的品格。

从上个世纪初开始，“国学”就一直是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不说别的，光“国学”这个名称能否成立，就已经争论了几一个世纪。

从上个世纪初开始，“国学”就一直是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不说别的，光“国学”这个名称能否成立，就已经争论了几一个世纪。在许多人看来，国学有点名不正，言不顺：“国学两个字就犯了‘名不正’的毛病。究竟‘国学’是什么？现在谁能下一个合理的定义？”即便是对国学心存敬意的人，也是这么认为的。钱穆在其《国学概论》一开头就说：“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断。”“学术本无国界”，说得并不正确，应该是学术研究本无国界，而学术研究的内容，是有国界的。比如，世界各国的人都可以研究中国哲学，但中国哲学本身是有国界的。说“国学”“前既无承”也不妥当，朱熹就已说过：“国学者，圣贤之学也，仲尼孟轲之学也，尧舜文武周公之学也。”只不过“国学”只是偶然为他提及，而未成为一个普遍流行的名词而已。至于说“将来亦恐不立”也只是钱穆自己的估计。但他说“国学”“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却是正确的。如不是现代及现代性对中国文化产生的种种问题的话，“国学”一词也许不会流行，更不会成为一个问题。

根据史学家的考证，近代意义的“国学”一词，出现于上世纪初。其出现的背景具有显明的时代特征，即救亡图存。当时的人们一方面普遍承认西方学术的优越；另一方面在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对西方学术的压倒性影响产生认同焦虑，担心人们对传统学术思想的迅速遗忘与放弃将导致国家与民族的灭亡。最初提倡国学者强烈意识到文化认同与民族国家的根本关系：“试观波尔尼国文湮灭，而洼肖为墟；婆罗门旧典式微，而恒都他属。是则学亡之国，其国必亡，欲谋保国，必先保学。昔西欧肇迹，兆于古学复兴之年，日本振兴，基于国粹保存之论，前辙非遥，彰彰可睹，且非惟强国为然也。”(《拟设国粹堂启》)提倡国学，非仅为学，乃为国也。

正因为“国学”是在西学在华日盛的背景下被普通谈论，马一浮也认为“国学”这个名词“其实不甚恰当。照旧时用国学为名者，即是国立大学之称。今人以吾国固有的学术名为国学，意思是别于外国学术之谓。此名为依他起，严格说来，本不可用。今为随顺时人语，故暂不改立名目。然即依固有学术为解，所含之义亦太觉广泛笼统，使人闻之，不知所指为何种学术。”马一浮在此指出了一个重要事实，就是“国学”一名是“依他起”，即依西学而起，是国人为了区别中国本土传统学术与西方学术而给传统学术起的名字。固然笼统，但至少是起到了区别的作用。所以虽“本不可用”，但还是可以成立。因为国人常说的“西学”之名远比“国学”更为笼统，更“使人闻之，不知所指为何种学术”。既然人们对“西学”之名不以为怪，那为什么对“国学”要那么苛刻呢？

倒是被人看作西化派的胡适对“国学”一词比较宽容，他对“国学”一词的正当性并不持异议，他说：“‘国学’在我们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虽然胡适把国学等同于国故学，但一切主张国学名词可用者，一般都会接受他的“国学”定义。如吴宓虽然在文化立场上与胡适有明显的分歧，对“国学”的定义却也类似胡适：“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这定义也许会有人（如马一浮）觉得笼统，但如“西学”一词可用，自然“国学”亦无不可用之理。

然而，人们往往根据近代西方的学术分科来指责国学含混笼统，如陈独秀便是如此，他说：“国学是什么，我们实在不大明白。当今所谓国学大家：胡适之所长是哲学史，章太炎所长是历史和文字音韵学，罗叔蕴所长是金石考古学，王静庵所长是文学，除这些学问以外，我们实在不明白什么是国学？”他由此得出结论：“就是再审订一百年也未必能得到明确的观念，因为‘国学’本来是含混糊涂不成一个名词。”其实邓实在《国学讲习记》中已经指出，国学的内容包括经学、史学、子学、理学、掌故学、文学。可是，不知为什么，人们往往觉得西方近代的学术分科天然合理，而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则没有独立成科的资格。中国传统学术只有纳入西方近代学术的分科才能获得其学术或科学的身份，甚至有人提出，要后代学者用一番苦功，从“一个囫囵的国故学”中一样一样整理出“政治学、政治史、社会学、社会史、文学、文学史、哲学、哲学史以及一切工业、农业、数理、格物”，并“归并在全世界的学术里，把这虚无缥缈学术界上大耻辱的国故学名词取销。”(许啸天)近年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也与此成见有关。

人们反对“国学”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学术无国界，世界各国都没有它们的国学，为何中国却有国学？“何以世界上并没有什么德国学、法国学、美国学、英国学和日本学？而我们中国独有所谓‘国学’？”(何炳松)这种质疑的背后，则是对文化民族主义的担心。但这种质疑是建立在孤陋寡闻的基础上的。德国有所谓日耳曼学（Germanistik），美国有美国学（American Studies），而日本也有其国学，焉能说只能中国才有“国学”？

其实，质疑“国学”者既不真正在意概念定义，也没有太多的学理关怀，他们有他们未便明言的担心，有他们的言外之意。他们真正在意的，是中国能否脱华入欧，进入所谓的普世文明。他们都认为西方文明（其实是近代西方文明）代表人类的普世文明，向西方文明靠拢，就是向普世文明靠拢。而区区“国学”二字，就会使得我们对西方文明“表出深闭固拒的态度，”“生出的流弊层出不穷，将来一定要使我国的文化永在混乱无望故步自封的境界里。”(何炳松)总之是“西”字可以讲，“国”字要不得。因为“国故是过去已死的东西，欧化是正在生长的东西；国故是杂乱无章的零碎知识，欧化是有系统的学术。这两个东西万万没有对等的道理。”(毛子水)这种决绝的态度，在一部分国人中一直延续到今天。

从上个世纪到今天，反对或质疑国学的人，归根结底都不是出于学理或学术的理由，而是出于政治的理由，就是认为国学有碍于中国的现代化。这也就是为什么本来一个并不复杂的问题却纠缠了中国思想界一个世纪都未有定论，而且那些似曾相识的反对理由和质疑论据不厌其烦地被人一再重复。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尽管人们对国学的定义本身并无取得一致意见，但国学研究却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前期有一个繁荣期，当时许多高校建立了国学教育和研究机构，最著名者当数北大的国学门和清华的国学研究院。不仅青年学子踊跃报考，而且还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出现了许多专门的国学杂志和出版社，一些报刊特辟国学专栏，标榜国学的学术社团明显增多，遍及全国各地。但当时人们研究国学的目的并不相同。一些人的确是为了研究和保存传统学术，并将它发扬光大，而不让西方汉学家专美于前。但也有一些人却不是从学术的目的，而是出于政治的目的提倡整理国故，如胡适。他相信“‘烂纸堆’里有无数无数的老鬼，能吃人，能迷人，害人的厉害胜过柏斯德（Pasteur）发现的种种病菌。”他要“捉妖”、“打鬼”，给国故来“最后一刀”，使少年人明白那些东西“也不过如此”，“一心一意去寻求新知识和新道德。”

从上个世纪到今天，反对或质疑国学的人，归根结底都不是出于学理或学术的理由，而是出于政治的理由，就是认为国学不但无助于中国的现代化，反而有碍于中国的现代化。这也就是为什么本来一个并不复杂的问题却纠缠了中国思想界一个世纪都未有定论，而且那些似曾相识的反对理由和质疑论据不厌其烦地被人一再重复。西方人不会根据他们的传统文化是否有助于现代化来决定对它的态度，而我们则不然。近代以来，我们总是以有用无用（是否有利于现代化）来决定事物的价值，包括学术思想的真理。这种思想和逻辑的混乱，已经让我们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上个世纪的国学热或国学研究由于国难而中断，“国学”重新为国人关注，已是一个甲子之后了。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发表题为《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的报道；同年10月14日，《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国学与国学大师的魅力》。进入本世纪，“国学”开始升温。然而，历史并未重复。这次的国学热，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中国经济近三十年的飞速发展和大国地位的建立，使得中国人再也不必为亡国灭种而担心，不必为了保国保种而保文化。那么，今天的“国学”热又为哪般？

抛开人们图新鲜、换文化胃口、商家为发国学财而炒作、媒体为提高收视率而制造舆论等非文化因素外，首先是人们在全球化时代渴望找到自己的身份与认同。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日趋同质化和一体化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一个各个特殊群体渴望认同自身的过程。正是随着全球化过程的进行，这些群体产生了要在全球-人类环境的关系中认同自身的愿望。每一个群体都必须在向别人学习的同时又保持其认同感。当闻一多写下：“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启示我，如何把记忆抱紧”这些灼热的诗行时，他是用诗的语言写下了中国人在现代性条件下的认同焦虑。

这认同焦虑是这波国学热的内在原因。在现代条件下，即便承认普世价值，也不能代替文化认同。现代性并未给予人类以明确的方向，它充其量提供无方向的方向——追逐眼前利益。文化认同并不是刻意突出自己的文化特性，而是在自己身历现代性危机之后，思考我们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们要向何处去。正因为未来没有预定的方向，我们才迫不得已从自己的过去中寻找给自己未来定位的坐标。毕竟路要自己走，认同就是自己给自己找坐标，找方向，找立足点。在这种情况下，国学作为传统思想的结晶，重新受到人们的关注是自然的。

尽管如此，国学仍然面对一个世纪以来人们对它的种种质疑。首先就是国学乃专制之学，是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非彻底抛弃不可。由于百余年中国民主化进程曾发展缓慢，国学更是常常成为替罪的羔羊。“常以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谭嗣同的这段话代表了许多人对国学的看法，一个多世纪以来似乎成了不刊之论，实际上却是偏激之论。国学中当然包含有专制色彩的东西，但也有不少反专制的东西。当初国粹派就提出要区分真儒之学和伪儒之学、君学与国学。焚书坑儒之类的惨祸在中国历史上不止一次出现，从反面说明传统学术思想必有与专制主义格格不入之处。用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指称国学本身是近代最大的学术偏见。

虽然前人已经提出要区分真儒之学和伪儒之学、君学与国学，但这方面的工作却做得很不够。今天提倡国学者必须继续这个工作，否则就无以回应一百年来几成定论的对国学的政治批评。不仅要将反专制的思想传统彰显出来，以正视听，而且还要进一步阐发这个优良传统，让它对于今天的问题仍然不失其相关性。如果古希腊思想仍有其当代价值的话，中国的国学同样是如此。西方人并不因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支持奴隶制、批评民主制而否认他们学说的永久价值，我们为什么却要因为国学某些与现代性不相容的内容而否定国学的整体价值呢？这样做不是头脑太简单了吗？

对国学另一个延续至今的责难就是不科学。这个责难其实也不是学术的责难而是政治的责难。在现代性语境中，“科学”常常不是科学，而是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哈贝马斯在其著名论文《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就曾深刻地指出过这个现代的事实。在现代中国，这尤为明显。“科学”往往成为足以致论敌于死命的利器。问题在于，将科学意识形态化的人，实际并不真懂科学为何物，他们只是教条地把近代西方的科学形态当作科学本身，并且常常混淆科学与技术，然后以之为衡量一切事物科学与否的标准。这些人大都不是科学家或科学哲学家，而“是一些热衷于用科学及其引发的价值观念和假设来诘难、直至最后取代传统价值主体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兴趣其实不在科学，而是要“在与科学本身无关的某些方面利用科学威望。”(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对国学的科学责难其实与对国学的政治责难一样，都是认为国学对中国的现代化有害无利。而维护国学者也往往遵循同样的逻辑，反过来拼命来证明国学有助于现代化，有助于市场经济、民主和科学。这也就是为什么关于国学的争论百年来老是在低水平重复。

然而，如果只是从功利观点出发来谈论国学的话，那么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赞成者和反对者对国学的立场其实是非常一致的，就是必须以是否有利于现代化这把尺子来决定国学的生死。从现代性价值观来看，这种立场天经地义；可从真理的观点看，这种立场之乖谬与不合逻辑于事理、情理，不言可知。如果按这种标准来决定学术和学科有无价值的话，那么就会出现除了实用学科外，一切都没有必要的荒唐现象。甚至美国实用主义也不是像浅人误解的那样，主张真理等于实利，而还是肯定真理自身的价值。只承认实利而否认真理独立的价值，等于在扼杀真理。没有真理，就不会有科学和民主。

认为国学不科学的人的一个主要理由是国学无法与现代西方学术分科接轨。这个理由其实也挺奇怪的，凭什么就认定现代西方通行的学术分科就一定合理，更不用说科学了？现代流行的这种学科分科本身是历史的产物，虽然有它一定的合理性，但缺点也是明显的。一个主要的缺点就是它造就了知识面非常狭窄的专家，他们除了自己专研的专业知识外，对本学科其他方面的知识几乎一无所知，更不用说对其他学科的知识了。在现代学术界，研究王阳明的没读过王充；研究维特根斯坦的没读过黑格尔是常有的事。研究中国史学史的人不知道梭伦改革大概也不足为奇。研究者连自己所在的一般学科的普通知识和重要知识都不能基本了解，这样的学科分类能说是完全合理的吗？

或曰，现代西方学术分科是由于知识爆炸、学术分工和专业化的需要。然而，部分只有在整体中才有意义。脱离了整体的部分（部门）研究有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无法充分显示研究对象的丰富意义，无法深刻把握研究对象的实质的。例如，如果我们离开中国政治史和经济史，以及宋代特殊的历史处境和生存困境来研究宋代的财税制度，那么充其量是显现事实，而不会有深刻的对事实的分析与意义发掘。但科学要求的却是后者，前者严格说只是科学的准备。

国学能否在现代世界起到它独特的作用，中国人能否在当前全球危机的情况下给人类贡献自己的智慧，取决于国学能否浴火重生。因此，今天的国学决不是仿古，更不是复古，而是要开新。

近代以来，我们在接受西方现代的学术分科的同时，也逐步接受了与之相应的僵硬的学科壁垒，以为文史哲是完全不同的三种学科，没有贯通研究的可能；却忘了我们要研究的对象却是根本不管什么学科区分而自然产生的。如果我们坚持用学科区分来看待研究对象的话，那么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尼》是一部悲剧，是文学研究的对象，只能将它看作文学、美学、文艺理论、戏剧理论或文学史的研究对象；可西方学者却也把它作为哲学、政治学、思想史、古典学、社会学和法学的经典文本来研究。只有综合这些方面的研究，索福克勒斯的这部杰作的丰富意义才能得到深刻的揭示，才能不断给予人们新的启示。按照现代学科分类，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及其著作无疑是史学研究的对象。可是，在希罗多德的著作中，我们看到，与其他文化相遇是如何促进了希腊人道德和政治的思考。而修昔底德可以说是西方第一个历史哲学家，他反对用神话来解释历史，而将历史看作是有意义的事件系列。同样，《汉书·艺文志》也很难说它只是史学的文献而不是哲学的文献。《庄子》显然既是哲学也是文学。可是，按照现代的学科区分，这些文本的有机意义被人为分割了。中文教授可能会对学生说，我只把《庄子》作为文学文本来研究，它的哲学思想可以去问哲学教授。而哲学教授同样会不管《庄子》的文字，而只管所谓的哲学。这样的分科及其研究方式，难道是合理的吗？它究竟有助于我们对研究对象的把握，还是相反？

中国传统的学术虽分经、史、子、集四部，但却要求学者能贯通这四部。在古代，只通一部或只治一部的人大概是没有人会承认其“有学”的。文史哲不分是国学的基本特点。正因为如此，从孔夫子到章太炎，传统学术史上重要的人物大都是通人。章太炎、王国维之后，在学术分科潮流的引领下，学者开始向专家发展。可即便从“专业”角度而言，有几个人敢说他在专业上超过过去的这些通人？这主要不是个人才气和天赋的问题，而是研究眼光、学术格局和境界的问题。陈寅恪先生以史学为业，但由于他推崇宋学，继承了文史哲不分的传统，所以他的许多著作不可以现代的史学意义，而应以传统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学意义来理解。只有文史哲打通，才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其实，学术的分际不是永恒的。知识快速增加和学术生产固然需要知识（劳动）分工，但人类对整体知识的追求同样也会要求人们对学问和真理综合的把握，越来越多的交叉学科的出现就暗示了这一点。毋庸讳言，现代的学术分科已经体制化，即使暴露出许多严重的缺点，仍然倚仗体制的惯性而盛行不衰，这种学术分科产生的学科划分反过来又巩固了这种学术分科。国学研究至少可以松动和消解由于现代学术分科产生的学术壁垒，展开一种既旧又新的学术研究路径。这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即便提倡国学者也是在现代学术分科中受的教育，他们本身需要突破自身学术基础的局限。但这不是一个绝对不可能的任务。路从来都是人自己走出来的。

“为学问而学问”是最讲功利的现代性制造的一个神话。学出于思，思出于问题。人类总是有问题才去思，思生发开去就成了学。学的根源还是在于人类面临的种种问题。“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系辞》）其实，人类学问莫不是出于忧患（问题）。学是人类对各种问题思考的升华和结晶。国学就是我们古人对他们面临的种种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其中有的只有历史价值，但也有的有永恒的价值，具有相当的现代相关性。人类今天生活在现代性危机之中，这个危机的最无可否认的表征就是人类第一次具有整体毁灭的可能，或用美国学者贾雷德·戴蒙德的话说：“我们第一次面临全球崩溃的危机。”这并不仅仅因为现代科学技术提供了这种全体毁灭的手段，更是因为现代性已经将毁灭的价值因子渗透进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现代性有其自身的逻辑，从它自身的逻辑是无法跳出它的毁灭进程的。好在我们的古人（并不只是中国古人，而是所有人类的古人）给我们留下了另外的可能性，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思维的逻辑。今天提倡国学，已经不是为了要保国保种，而是为了避免人类集体毁灭，探索一种新的生存可能性。这当然不是说国学能救人类，而是说国学还能够提供今天人们需要的思想和智慧。

今天的人们喜欢谈论“普世价值”。按照我们古人的看法，“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似乎应该承认“普世价值”。既然是“普世价值”，就不可能某一个文化垄断了它的发明专利。各个文化传统应该都对普世价值有所贡献，中国的国学也不例外。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等等，恐怕都可以算是普世价值。我们完全没有理由把提供了这样普世价值的国学，看作是纯粹过去的东西和地方性的东西。国学完全有理由主张它的普适性和永久性。

因此，今天提倡国学和研究国学，决不是什么文化保守主义，因为它并不是要回到不可能回到的过去，也不是像文化投机商收集文物那样把传统智慧作为古董加以炫耀和奇货可居。它也不是像一百年前一样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而是一种文化天下主义：中国人要承担自己对于地球和人类的责任。国学能否在现代世界起到它独特的作用，中国人能否在当前全球危机的情况下给人类贡献自己的智慧，取决于国学能否浴火重生。因此，今天的国学决不是仿古，更不是复古，而是要开新。

其实，上个世纪中国各高校的国学研究所和国学院就是开放而不是封闭的。“其建制按照近代西学分类设科，其研究方法与课程遵循国际学术范式。”“各国学院校系所的课程均增设西学，即使传统科目，也依据现代学术规范重新编排。”今天的国学教育同样应该是开放的，尽管对西方的学术建制和范式要有所保留和批判，但国学与西学并行不悖却是应该遵循的方针。“我们现在治国学，必须要打破闭关孤立的态度，要存比较研究的虚心。”(胡适)“一种学术，必有他种学术与之接触，始能发生新学术之途径。”(胡朴安)70多年前，我们的前人已经有这样的卓识，今天我们只有在这正确的方向上更进一步，断无保守封闭之理。治国学不但要学西学，而且也要借鉴外国人研究国学的方法与成果。

今天的国学教学与研究，不是，也不可能是“修旧如旧”，而应该是孔夫子讲的温故而知新。我们要像我们的前人一样，立足自己的视域，在古代的经典中看出新的东西。研习国学既是在抢救濒临灭绝的文化“珍稀物种”，又是在更新它。任何传统，如果不能不断注入新的内容的话，就会失去生命。要恢复国学的活力，必须给它注入新的生命，这就是今天人们的思考与阐释。宋儒在佛学的刺激下，借鉴了佛学的某些因素更新了儒学。今天的我们也未尝不能在西学的刺激下，借鉴西学和其他外来学术，更新国学。中国文化未来的方向，不正在于此？

总之，今天的国学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未来。一百多年前，我们的先人提倡国学，是因为他们已经认识到，国无学不立。“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者也。”(邓实)马一浮云：“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而文化根本则在思想。从闻见得来的是知识，由自己体究，能将各种知识融会贯通，成立一个体系，名为思想。”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国学是一个民族通过自己的体究，融贯各种知识形成的思想。这个思想不是固定的，而是生长着的。研究它，不是为了博古炫耀，也不仅仅是为了存亡继绝，而是为了我们能以自己的思想自立于天地之间。人无思想则无魂，国无思想亦然。国学是学术，是思想，与汉服、祭拜、造假古董之类的“热”没有关系。国学不是既成的答案，而是通往现代中国思想的途径。拘牵、颟顸、自封、自隘是它的大敌，包容与开放才是它的品格。它不但是有待发现和恢复者，而且也是有待发明和建设者。